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报告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本页是爱岗的小编帮大家收集整理的6篇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欢迎借鉴。
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一
专项调查助力新疆建设
为贯彻落实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增强新疆发展能力，制定新疆农业发展规划做出贡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决定协助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开展新疆农副产品进入北京市的渠道及品种的调查。
接受调查后，北京局队领导十分重视。北京调查总队总队长潘瑶召集有关处室商讨此项工作，指出北京局队坚决贯彻落实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圆满完成调查任务。副总队长邢志宏作为主管领导亲自组织、安排，部署调查。相关处室迅速组成了由业务骨干参与的调查组，在一个月内完成了调查的布置、收集数据，整理资料和调查报告的撰写工作。
近日，应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的邀请，邢志宏一行6人携全部调查资料和1.5万宇的《新疆农副产品进入北京市的渠道及品种调查报告》赴新疆交流调查情况，共同评估分析调查结果。
新疆调查总队领导高度评价北京局队这次调查工作，认为此次调查对新疆农副产品打开市场、扩大销路、创立品牌提供了帮助，并希望北京局队在今后工作中继续加强对新疆发展的信息支持。
陕西局
建立农村数据处理新平台
近期，陕西省统计局改革延用了多年的农村统计数据处理办法，建立了新的农村统计数据处理平台，并于日前对全省十一个市区和107个县(市、区)统计局的150余位农村统计业务骨干进行了新数据处理程序培训。
新的农村统计数据处理平台建立在当前全省农村统计方法制度体系基础上，适应了新时期农村统计工作改革变化的新形势，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数据处理上报平台简单、直观，新手能在最短时间内熟悉数据的录入、审核、上报；
二是数据处理可拓展性强，非常适应当前变化快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
三是数据导出导入方便，快捷，为各级农村统计部门及时整理、分析数据提供了便利；
四是数据处理系统还特设置了操作人员交流平台，便于操作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及时与上级管理员及专业人员交流，及时处理操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据悉，新农村统计数据处理平台上线后普遍受到了用户好评。
海南局
完成全省公众幸福感调查
近期，海南省统计局统计监测中心利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系统开展了海南省公众幸福感调查。
该调查根据随机抽样原理随机抽中并成功访问了800位海南居民，调查对象基本涵盖了全省各社会阶层和职业群体，调查内容为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等方面的评价，并形成了《海南公众幸福感调查报告》。
调查表明：近年来海南公众幸福感有了较大提升。九成以上的居民对在海南生活、工作或学习感到幸福；90.63％的居民对家庭生活感到幸福，社会和谐稳定；居民对海南社会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指数为92.21％，工作积极性高。该调查报告也反映了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悉，为推动“和谐之岛”建设，着力增强人民幸福感，海南省提出五年投入452亿元改善民生，重点建设教育、就业，公共卫生及基本医疗体系建设、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农民增收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七大民生工程。
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二
>> 国民幸福感提升的路径选择 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几点思考 民生改善，提升公众“幸福感” 国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提升医生工作幸福感的策略研究 提升教师幸福感的人文途径研究 促进经济增长 提升国民幸福感 “中国梦”对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评述 从收入分配改革角度谈国民幸福感的提升 怎样提升您的幸福感 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浅析教师幸福感的提升 提升幸福感的旅程 提升教师的幸福感 提升“新市民”的幸福感 提升学生的幸福感 提升幸福感的男同学 幸福论视域下体育健身提升个人幸福感的探析 体育教师的幸福感 民生指标管理视域下的农民工幸福感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7] 陈小林，王正伦，周瑜。民生体育论[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07，21（4）：5-8.
[8] 骆秉全，梁蕾，王子朴等。北京市弱势人群体育问题研究 [J].体育科学2006，26（8）：10-16.
[9] 江崇民，张彦峰，蔡睿等。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分析[J].体育科学，2009，29（3）：9-19.
[10]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华中师范大学，全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课题组。当代中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报告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13.
[11] 周结友，裴立新。群众体育等于社会体育吗――群众体育和社会体育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分析[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5，22（1）：8-11，22.
[12] 韩勤英。从终身体育看家庭体育、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一体化 [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3）：380-381.
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三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美国只有34%的成年人说他们非常幸福，50%的人觉得相当幸福，15%的人觉得不很幸福，另外1%的人不知道是否幸福。这些数据已经非常稳定地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变化，从1972年到2004年的数据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幸福趋势波动很小。
但是，一些人确实比其他人更幸福。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家庭年收入超过100，000美元的，49%的人认为他们非常幸福，相比之下，那些家庭年收入少于30，000美元的，只有24%的人认为他们非常幸福。可能是更多的收入导致了幸福，也可能是幸福促进了更多的收入，还可能是其他一些因素影响了收入水平和幸福程度。
幸福领域的大部分研究表明，一个人的幸福感深受生活事件（如是否获得更高的晋升？和男朋友打了一架？）和心理特质（自尊、乐观、一种归属感、爱的能力，等等）的影响。
皮尤研究发现了一些其他有趣的关联幸福的因素。结婚了的人比未婚的更幸福，有的人比没有的更幸福，富有的人比贫穷的更幸福，阳光地带的居民比其他地方的更幸福。皮尤研究还发现了一些没有关联幸福的因素，有孩子的人没有比无孩子的更幸福，退休人员没有比工人更幸福，有宠物的人没有比无宠物的更幸福。
一、收入与幸福的关系
幸福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确实非常强烈。家庭收入在150，000美元及以上的有50%的受访者认为非常幸福，相比之下家庭收入在20，000美元以下的只有23%的受访者认为非常幸福。但从长期幸福趋势来看，幸福与收入的关联就不高了。正如上面所提到的，美国从1972年以来一直是保持三分之一的人报告非常幸福，幸福趋势的波动很小。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美国人均总收入以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元计算，已经翻了一番。总体来说，美国人现在比上一代人更有钱，但是却没有更幸福。
我们不禁要问，金钱买不来幸福吗？不能。数据表明，主要影响幸福的不是你有多少钱，而是在相同时间你是否比其他人有更多（或更少）的钱。
二、与幸福的关系
每周参加一次或更多次宗教礼拜的（43%）比每月参加一次或更少的（31%）以及很少或者从不参加宗教礼拜的（26%）更幸福。幸福和参加礼拜的频率之间的关联已经在多年研究幸福的General Social Surveys中有一致的结论。这个结论适用于所有主要的宗教教派。比如，每周参加一次或更多次天主教礼拜的教徒有38%报告非常幸福，而参加更少次数天主教礼拜的教徒只有28%报告非常幸福。
三、婚姻、孩子与幸福的关系
结婚了的人（43%）比未婚的（24%）更幸福，这在多年的调查中得到了一致的认可。这个结论对男人、女人、老人和年轻人都适用。
总的来说，做了父母的人比没有做父母的成年人更幸福，但是一旦考虑到婚姻状况，幸福的这个差距就消失了。有孩子的已婚人士与没有孩子的已婚人士一样幸福，有孩子的未婚人士与没有孩子的未婚人士一样幸福。
四、年龄、性别与幸福的关系
调查显示，年轻人没有中年人和老年人幸福。这种幸福的差距在男人中更明显。18岁到29岁之间的男人与65岁以上的男人之间的幸福感差距达到了15%，而这两段岁数之间的女人的幸福感差距只有7%。
五、工作、教育、卫生、地理位置与幸福的关系
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四
幸福指数：中国人幸福吗
梁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オオ
近些年来，人们对幸福的要求越来越高，从追求“幸福感觉”转向追求“幸福指数”，希望能够准确地衡量自己对幸福的把握，从而能更好、更有效、更“幸福”地追求“幸福”。
我们在评价和计算“幸福指数”之前，有必要先反问自己，幸福是什么？幸福能否被指数化地衡量？
一、幸福都是相似的？
┝愕愕鞑樵做过一份名为《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这份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是城乡居民幸福生活的三大源泉。这份报告有简化幸福的嫌疑，却也得出了重要的结果，传递出很多中国居民对于幸福的认识。从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这三项指标来看，中国居民们更看重长久影响幸福的一些因素。
幸福是一种瞬时感受还是一种持续的经验，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有人强调瞬时的幸福感，更多的出于生理层面的考虑。但设想一下，一个人面对突发事件，可能感觉到强烈幸福，但回去冷静下来，仔细盘算，发觉收益并没有那么大，甚至还出现了误算，那么幸福程度自然就会有所折扣。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人回去以后反复体会这次带来幸福刺激的事件，越想越觉得开心，幸福的刺激一次又一次被强化，持续很长时间。所以，瞬时的幸福和持续的经过反思的幸福是不同的。
经济学家黄有光提出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有两种人生选择：第一种，一个人一辈子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了大量的工作却从未被承认，也没有获得多少金钱。在他临终时，突然知道自己获得一项极高的荣誉，一辈子的工作也完全被承认了，他感觉无比幸福；第二种，一个人一辈子都很成功，风光无限，也享受到很多东西。可是他在临终时，突然知道自己破产了，或者名誉扫地了，一辈子的成就被否定了，他感觉很痛苦。如果你可以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种人生，你觉得哪一种人生更幸福？
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恐怕还是第二种更为可取，因为从总量和平均水平来看，第二种选择要明显高于第一种。痛苦总是短暂的，它的边际影响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少。幸福指数的调查，还是应该考虑总体的、长时段的、经过反思的幸福体验。
上述研究报告正基于口头及书面的实际调查，故而反映了一种经过时间沉淀以后，反思、想象和体验到的幸福感。这类幸福比较深沉，比较悠长，沉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确实是较高层次的幸福感。虽然它没有刚刚接受到刺激时那么强烈，但经过反思，却是比较准确和有效的真实幸福体验。
中国民众所看重的三种幸福源泉，并非偶然，自我保全和自我复制是生物的两种本能。不难发现，调查结果的幸福三大源泉“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形象地表达出这种生物学思想。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负面的启发。如果我们把这三大源泉中任意一种破坏了，甚至只是破坏与幸福源泉有关的资源，就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不幸。
二、钱越多越幸福？
依据常识可以知道，幸福与经济收入多半相关。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于20世纪70年代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时，已经着手研究人们的快乐水平。他通过对20多个国家的统计、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得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要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结果尚难预测，穷国的幸福水平经常与富国几乎一样高。比如美国居第一，古巴竟接近美国居第二。
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收入水平增长与幸福程度的提高基本同步。然而一旦越过一个阈值（往往是年人均GDP一万至一万五千美元），收入水平与幸福水平就失去了关联。有可能钱越多越快乐，也可能钱越多越痛苦。
伊斯特林对其发现的分析和解释颇具说服力：尽管文化传统的差异会使某些国家人民的快乐感超过其他国家，但不同社会生活水平存在着差异的现实是超越国界的。问题的关键是，越富有的国家，人们期望的就越多，从而降低了“财富振奋精神”(wealth lifts spirits)的机会。所以决定人们快乐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是人们对幸福和快乐的“渴望”(aspirations)。这种渴望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收入水平开始影响人们的幸福水平。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或期《山草香·www.shancaoxiang.com》望值，对人们的快乐和幸福程度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足者常乐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伊斯特林最终得出研究结论是，金钱与幸福的关系，从统计结论来看，有可能是正相关，但也可能负相关，总体来看，两者不相关。
中国是不是也存在“伊斯特林悖论”呢？答案是肯定的。有一项研究指出，在中国，家庭月收入12001―15000元是一个“阈值”。当月收入超过15000元时，幸福感与收入不再有关联，有可能钱越多越痛苦。
另一份报告则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报告指出，62.3％的中国城乡居民“有时”甚至“经常”、“整天”地感到焦虑不安，但进一步的交叉分析显示，“个人年收入”与生活满意度和心情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在回答“哪些事情经常令您感到愉快？”的问题时，排在前四名的依次是：家庭生活和谐、身体健康、帮助了别人、工作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而“薪酬或收入提高”只是排在第五名。
钱也不是万能的。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幸福度却比农村居民普遍要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农村居民2003―2005年家庭人均收入是2622元、2936元和3255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依次达到了8472元、9422元和10493元，几乎要相差3倍，而后者的幸福度却反不如前者。显然中国的城市居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压力大到无法让人快乐起来。
三、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幸福？
前几年，有一份关于“幸福指数”的调查报告，将浙江杭州列为中国最幸福的城市，丽江、青岛、大连、苏州等城市的排名都很靠前。其中理由很简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虽然杭州的人均GDP未必有上海高，但西湖为全体杭州市民们带来的快乐，是上海等城市根本无法想象的。
可是去年另一份报告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省市幸福指数最低，而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排名居前，幸福水平低的原因，主要由高悬的房价和地价所引致。
自然环境、生活氛围对于中国人的幸福水平至关重要。可是随着城市房价的猛涨、日用品的通货膨胀、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微弱的幸福水平提升，被高房价轻易地打压下去。西湖再好，终不能弥补无法买房（甚至无望买房）所导致的绝望。
有些实证研究表明，所有人群中，由单位建房的群体由于在住房上支出较少，幸福感最高。买房族其次，他们虽要归还巨额房贷，但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信心。而主流的租房族倒似乎是最不幸福的，甚至比单位集体宿舍居住者的幸福感还要低。
有趣的是，有学者的调查表明，有房贷的中国人更幸福。他们解释说，房奴多为70、80后，这些群体本身的幸福感就高于其他代际，因为他们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目标、对未来充满憧憬。但是这种逻辑很荒谬。有房有贷的中国人，很可能是比无房无贷的中国人更幸福，因为他们毕竟还能买得起房，说明有一定的收入基础。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比有房无贷的人更幸福。扭曲房价对大城市居民造成的痛苦，实在与“有收入、有目标、对未来充满憧憬”无关。
又有一份报告，主要调查不同职业工作人员的幸福水平。他们的结论是，从不同职业的幸福排名来看，公务员最幸福。公务员的职业优势给他们的家庭、婚姻生活带来诸多好处，公务员在家庭、婚姻方面的幸福感体验尤其显著。排在第二位的则是中国房地产从业人员。
这份报告与我们的直觉相符。近年来，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各级公务员的待遇有了极大提高，一般也不需要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所以公务员岗位竞争的激烈程度，远在其他岗位之上。很多学者都认为，目前中国公务员的收入水平与他们实际应得的收入水平不符。单纯从幸福指数的角度来看，固然是公务员的幸福指数最高。但从社会公平角度来看，他们快速提高的幸福水平，往往损害其他就业者的利益，影响社会公平，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
四、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我们这一代人很少谈论什么幸福，倒是更多地谈那些影响幸福的事。有一份公布的报告说，现代人的幸福主要包括住房保证、收入稳定、孩子争气和身体健康这四个方面。实践告诉我们，即使这几个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平，也不能保证我们幸福，最多只是让我们少一点担忧和害怕。
我们很难界定和研究幸福，只能做减法，看看哪些因素使得当下中国人最不幸福。那么将这份报告反过来，住房担忧、失业担忧、教育担忧、医疗担忧和养老担忧是就中国人的五大心病，这十余年来的改革，始终未能除去这些心头大患。
先来看工作中的忧虑，这里有一系列的数字非常说明问题。大约有四分之一被调查者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工作量不合理；40%的被调查者对工作环境和工作关系不满意；将近50%的被调查者对自身的发展前途缺乏信心；近四成的被调查者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工作的人是幸福的”，这句话恐怕应该打上问号。至少那么多的调查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人觉得工作不怎么幸福，大约有三成的人认为工作是非常不幸福的，而真正能体会并享受工作快乐的人，只占所有工作人群的不到一成。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人对工作衍生出来的人际关系、薪酬问题、生活问题等存在不满。工作占据了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一块时间，却给我们带来大量的不幸，这似乎就是残酷的工作现实。
再来看“孩子争气”这点上引发出来的焦虑。一项调查显示：上海竟然有24.39%的中小学生曾有一闪而过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认真考虑过该想法的也占到15.23%，更有5.85%的孩子曾计划自杀，并有1.71%的中小学生自杀未遂。另外一项调查发现将近1/3的在校大学生曾有过自杀念头。北京大学生自杀率在9―24人/10万人之间，自杀死亡已占至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61.38％。
心理学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孩子内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创伤，有些随着时间的逝去而好转，还有些则沉淀下来，潜在地影响个人的性格。我国目前约有20%的儿童出现抑郁症状，其中4%为临床抑郁，即需要接受临床治疗的重症抑郁。5个孩子中会有一个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表现。可见中国的孩子们多半都不怎么幸福，默默承受着压力。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问题。虽然大家表示看重身体健康，但是真正时刻关注健康，健康意识较强的人只占总人口的17%。最近十年来，50岁左右的中年人死亡率上升最快，因为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而社会上70―80%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真正健康的人不到10%。以健康意识为例，在我国，每100万元医疗费中，有99%的费用用于治疗，只有1%用于预防；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应该是7比3。这项数字表明国人健康意识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5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由于事业和家庭等的拖累，健康意识最为淡漠。
一旦生病以后，问题就变得很严重。38.0%的受访者认为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形势严峻。持这种观点的受访者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比例依次是33.0%、40.2%和41.0%。34.3%的受访者认为该问题非常严峻。
这些数字是冷冰冰的，但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是触目惊心的。病人无论在知识上还是身体上，都处在弱者的地位。疾病给他们带来痛苦，对他们而言，克服疾病是追求幸福的最直接手段。可是，看病难、看病贵、假药泛滥，给他们造成最大的威胁，有可能使他们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
我在这里不想讨论影响幸福四大因素中的“住房保证”。十年之前，这个问题真还值得讨论。可是到了今天，随着房价不断攀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绝大多数青年人都买不起房子，甚至完全放弃了买房的想法。而与住房密切联系的婚姻、恋爱问题却不能这样被放弃。住房问题成为了年轻一代人心理上的重大创伤，不仅改变了幸福指数，很可能还改变了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五
关键词：经济发展；幸福感；参考点
作者简介：姚伟峰，贵州财经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理论经济学、清华大学管理学双博士后（贵州 贵阳 55002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能带来幸福感的增加吗？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2010年广东省居民个人生活状况和主观幸福感报告》认为在广东省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深圳市居民的幸福度在广东省中是倒数第二位。这就给我们带了困惑，为什么经济发展了，居民的幸福感却没有得到提高，其内在机理如何？如何才能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幸福即可以解释成一种状态――好的生活质量，这种状态可以用很多客观标准或指标来衡量，幸福也可以解释成一种感觉，如感觉到生活幸福的程度如幸福感，这完全是一种个体的主观感受。仅仅从居民经济水平提高的角度去解释主观的幸福感，是显然不足的。既有文献中相关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外国经验的总结，缺乏中国相关的经验研究，为了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本文采用行为经济学理论建构研究框架，通过大规模的调研分析，测度当前居民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从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目前有关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失业、通货膨胀、环境、城市化、政府支出、公共安全、民主化程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其中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也有不同研究结论，Richard Easterlin （1974） {1}研究显示：虽然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财富的多少与幸福程度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因此，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这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但另一些学者认为：富人比穷人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而且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的收入效应要大于发达国家（Clarket al.，（2008）{2}；Lelkes（2006）{3}）。也有一些研究结论表明，近几十年来，在发达国家中，除了德国、意大利等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平均幸福感有小幅增加之外，其他国家如美国、英国、比利时和日本，尽管人均国民收入大幅增长，但是平均主观幸福感却没有增加，甚至有所下降。也就是说，高收入不能简单地转化为幸福，经济系统中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并不是增加每个人幸福的充分条件，居民的幸福水平在长期趋于稳定（McMahon（2006）{4}、Diener，E. and Eunkook M. （2003）{5}）。一些学者从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影响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相对收入也被视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相对收入越高，则主观幸福感越强（Ferrer-i-Carbinell（2005）{6}）；而收入不平等显著地减少了幸福感（Graham and Felton（2006）{7}）；在失业与幸福感方面，普遍的观点认为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消极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Clark（2003）{8}研究却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的失业率达到或超过24%的话，那么个体的失业带来的影响将会是中性的；而有关通货膨胀与幸福感的影响结论普遍认为通货膨胀对幸福感有显著一致的负面影响，通货膨胀的频繁波动也减少了人们的生活满意（Wolfers（2003）{9}）；有关环境质量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环境污染显著地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Luechinger et al.（2009）{10}）；有关城市化与幸福感的研究发现，生活在农村或郊区能提高生活满意度，而生活在大城市则减少了主观幸福感（Wassmer et al.（2008）{11}）。Knight and Gunatilaka（2007）{12}采用2002年中国的调查数据发现，尽管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倍多，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却要高于城镇居民。有关政府行为与幸福感的研究显示政府的公共支出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幸福感；而有关政府支出和公共安全与国民幸福的研究更多的是实证分析，Ram（2009）{13}研究结果发现政府支出水平（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度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Wassmer et al.（2008）{14}利用跨国数据发现公共安全支出对幸福感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Bruno（2000）{15}采用瑞士的居民调查数据分析得出：民主化程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幸福感的讨论，但实证研究却寥寥无几，同时，由于在幸福感的测度、样本选取和分析方法上的巨大差异，往往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如田国强等（2006）{16}对中国“幸福―收入之谜”进行了实证研究。曾慧超和袁岳（2005）{17}、罗楚亮（2006）{18}采用直接询问的方式测度幸福感，调查的问题是“总的看来，您现在幸福吗？”，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邢占军（2006）{19}调查了10个方面的指标，涉及知足充裕、自我接受、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心态平衡、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人际关系和家庭氛围等，来构造幸福感测度，得出了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强于农村居民。李实、马欣欣（2005）{20}研究表明，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妇女更多地承受着转型的负面影响。
以上结论说明经济发展和幸福感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跟居民所处的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特性等多方面都是密切相关，因此对于中国居民幸福感的问题就需要进行具体的调研分析，才能找到合适的答案。
二、研究方法和问卷设计
1. 研究方法
在幸福经济学出现之前，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钱能让人更幸福，因此，高度强调生活环境尤其是个人收入和就业状态对幸福的重要性，言下之意就是：人们可以通过赚更多的钱来提高自己的幸福感，而且，政府公共政策的着力点也应该通过提高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来增加福祉{21}。这也就是GDP主导的传统发展模式。但是，大量研究表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这种假设是不正确的，更多的钱并不会使人更幸福。
行为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就是把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当中，它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依赖于参考点。价值函数的原点不是财富的零点，而是参考点，获利和损失的定义是偏离参考点的距离，而不是最终的财富。二是损失厌恶。价值函数在损失处比获利处更陡，也就是说，损失产生的负效用大于相同数值获利所产生的正效用。三是敏感度逐渐减小。获利和损失的边际价值都是下降的。
与传统经济理论的效用函数相比，行为经济学采用了一个新的价值函数。这种价值函数和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所采用的效用函数差距很大。在价值函数中，高于参考点的状态是获利，低于参考点的状态是损失，但参考点比较灵活，可能会发生变化。随着参考点的变化，获利可能变成损失，反之亦然。
根据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我们在调研问卷设计时，假设调查对象在判断自己是否满意时，是与自己的参考点进行对比的，而参考点可能是下面三者之一：1）自己过去的水平；2）自己的期望值；3）亲戚朋友的水平，我们通过调查问卷直接询问调查对象的参考点。
2. 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包括个人基本信息部分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等之外，还包括了幸福感问题，并询问了个人在做出主观判断时的参考点及一些相关问题。其中幸福度都是按照5个层次来划分的变量：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3――一般（即没有不满意也没有什么满意）、4――满意、5――非常满意。这种数据结构是问卷调查中最常用的。
城市居民（包括大城市和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分布。由于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工作、收入的特点不同，问卷调查时所问的问题也有所差异：城市居民一般是在各种公司或机构工作，按月拿工资，所以问的是个人的月度平均收入水平；农村居民的收入中有大量的家庭经营成分，这种收入很难按月度计算，所以农村居民的收入是指个人的年度收入水平，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都分为19个档次：从无收入（0元）开始，500元为一个档次，最后19档次为10 001元及以上；城市居民家庭月度收入水平分为16个等级：从无收入（0元）开始，1 000元为一个档次，最后16档次为15 000元及以上；农村居民家庭年度收入水平分为20个等级：从无收入（0元）开始，1 000元为一个档次，最后20档次为20 000元及以上。大城市、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变量分别为代表这3个不同地区居民的虚拟变量。
3. 数据收集
课题组在2010年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调查，样本总量为1 108人。为了使样本有代表性，调查同时在大城市（北京市和广州市）和小城市（广东东莞、陕西宝鸡、福建樟州）的城区，和农村地区（广东韶关、湖南浏阳、河南新乡、广西梧州下属的郊区和农村地区）进行，样本即包括了大城市和县级市的城市居民，还包括了农村居民。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在所有的样本中，大城市、县级市的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占样本总量的44.3%、26.8%和28.9%。表1显示，各地区样本的平均年龄为40岁左右；样本中男性略少于女性，接近样本的一半；全部样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年，其中大城市的居民（11.9年）明显高于县级市居民（10.6年），而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8.3年，显著地低于城市居民（三组两两之间差异的显著性都在0.1%以上），但各地区之间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并不是很大。
表2按调查对象回答的3种不同的参考点分类，显示了被调查者在回答问题时的参考点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年龄和受教育年限的分布。将参考点分别设置为“自己过去的水平”、“自己的期望值”、“亲戚朋友的水平”的三组被调查者的平均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相当，只有参考点为“自己的期望值”这组的平均年龄略小，受教育程度略高，说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更可能将参考点设置为“自己的期望值”。参考点为“自己的过去水平”的被调查者有平均更高的幸福度，其他两组的平均水平没有什么差异。
由于3个参考点“自己过去的水平”、“自己的期望值”、“亲戚朋友的水平”为三选一，所以，这3个虚拟变量之间是共线性的关系，在回归分析时只能使用2个虚拟变量，另一个为基准。我们采用“自己的期望值”为基准，将“自己过去的水平”和“亲戚朋友的水平”两个虚拟变量作为自变量，其系数的含义是这两个参考点相对于以“自己的期望值”为参考点直接的差距。
表3是以幸福感为因变量，采用前面介绍的主要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幸福感的问题是“总体而言，您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幸福吗？”。幸福感的回答也是5个等级的离散变量，标准的方法也应该采用Ordered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回答1的调查对象只占样本总量的0.7%，所以我们可以将回答1和2的合并计算，这样，幸福感的数据就变成了4个等级的离散变量。模型一是将回答1和2合并后，有4个选择的Ordered Probit 模型；模型二是将1和2合并后，采用线性回归（OLS）的模型；模型三也是采用OLS，但数据没有合并，幸福感仍是5个等级。通过采用不同的模型，我们可以检查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从表3中可以看出，这三个模型的结果很接近，显示了数据和模型的稳健性。下面我们采用模型一的结果进行解释。
实证结果显示，男性平均的幸福感要显著地低于女性的平均水平（10%显著性水平），受教育程度对幸福感有正向影响，显著性也在10%水平。将这两个结果综合起来，我们可以预测：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的幸福感要高于其他人群。年龄对幸福感也有显著的影响，也同样呈现U型的关系（年龄和年龄平方这两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都在1%以上）：年纪很轻和年龄很大的调查对象都有更高的幸福感，最低点为41岁左右的中年人。这个最低点的位置与收入满意度的32岁不同，这可能是跟人的生命周期（或幸福感周期）有关。在中国，一般而言，41岁左右的中年人属于“上有老、下有小”的时期：父母年龄大了需要照顾，而孩子还小没有工作，这时候的生活负担和生活压力可能都要远大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尤其是20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群。WVS信任对收入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显著性水平），可能信任他人的人心态更加平和，会有更高的收入满意度。
毫无疑问，收入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水平都可能会影响到幸福感：城市居民一般在公司或企业工作，按月计算的个人收入和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能清楚地分开，所以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都对幸福感有贡献，而且显著性水平都在1%以上。农村居民由于存在大量的家庭经营，在许多时候很难将按年度计算的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分清楚，所以，与城市居民有所不同，农村居民自己的个人收入对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家庭收入对幸福感贡献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显著性水平）。虽然与大城市相比，小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显著地高于大城市的居民（显著性水平在1%以上）；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介于大城市和小城市居民之间，但与大城市和小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相比，差距都不显著。
我们在分析影响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时，最感兴趣的结果之一也是参考点的影响。在控制了个人的基本变量和收入水平之后，与选择“自己的期望值”为参考点的人相比，参考点设置为“自己过去的水平”的个体，其幸福感要显著地高（1%显著性水平）；而参考点设置为“亲戚朋友的水平”与设置为“自己的期望值”的个体相比，其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差异。
像中国这样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近年来绝大部分个人的收入和生活质量一直在随之增长，如果一个人将参考点设置在“自己过去的水平”，即跟自己过去相比的人，则幸福感都会很容易达到较高的水平。但如果将自己的参考点设置在“自己期望的水平”或“亲戚朋友的水平”，即喜欢跟自己期望值或别人相比的人，由于人们的期望值往往都会很高，而且周围的亲戚朋友一般都会有人比自己的收入高，尤其是中国的收入差异一直在扩大，这样，虽然自己的收入水平也增长了，但如果达不到自己的期望或与亲戚朋友相比不是最高的，仍然会认为自己处于损失状态，很可能幸福感会较低。
四、结 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男性的幸福感低于女性；年龄对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都非常显著，虽然最低点不同，但都是U型的关系；受教育程度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已婚的人幸福感更高；信任能同时显著地增加幸福感；小城市居民却有更高的幸福感；跟自己过去相比的人比跟别人或自己期望值相比的人更容易满足。
我们的研究还有如下三点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我们要充分重视幸福感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要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要追求的，从根本上来说，不是GDP的增长，而是人们的幸福度的增长。显然，GDP的增长仅仅是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本身。把GDP的增长看成是发展的唯一目的，可能不但不能提高居民的幸福度，反而降低了他们的幸福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国一些地方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当地的老百姓却不满意。所以在政府考虑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不仅是这件事对经济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要问这件事能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能不能为公众带来更多的幸福。只有当我们把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度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时，这种发展才有可能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才有可能使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和谐。
第二，政府应该制定公平的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参考点对满意度的影响很大，但大量居民的参考点为别人的水平或自己的期望值时，居民的社会保障公平感和收入分配公平感对民众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公平的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有助于增加居民的幸福感。
第三，增加政府支出。政府支出有利于将竞争性十分激烈的私人消费转移到几乎人人都能共享的公共支出，降低了由攀比效应带来的幸福损失。所以，政府应该进一步扩大对符合民生需求的公共支出，如教育、医疗和社保等，进一步发挥公共财政在第二次分配中的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最终实现居民的幸福生活。
注 释：
{1}Richard Easterlin：“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ur and Organization，Vol. 27（1），1974.
{2}Clark Frijters，Shields：“Relative income，happiness and utilit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 46，2008.
{3}Clark A E，A J Oswald：“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 61，2006.
{4}McMahon：“Income and Happiness：Towards a Unified Theory”，Economic Journal，Vol. 111（473），2006.
{5}Diener E，Eunkook M：“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Cambridge，London：MIT Press，2003，pp.1-23.
{6}Ferreri Carbonell A：“Income and well-being”，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 89，2005.
{7}Graham and Felton：“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 88，2006.
{8}Clark：“Happiness，Economy and Institutions”，Economic Journal，Vol. 110（446），2003.
{9}Wolfers：“Neighbors as negatives：Relative earnings and well-being”，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 20（3），2003.
{10}Luechinger et al：“Inequality and happiness：Insights from Latin America”，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Vol. 4（1），2009.
{11}Wassmer et al：“The bigger the better？ Evidence of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size on life satisfaction around the world”，Public Choice，Vol. 130，2008.
{12}Knight、Gunatilaka：“Inequality and happiness：Insights from Latin America”，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Vol. 4（1），2007.
{13}Ram R：“Government spending and happiness of the population”，Public Choice，Vol. 138，2009.
{14}Wassmer Lascher，Kroll：“Sub-national fiscal activity as a determinantof individual happiness”，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Vol. 10，2009.
{15}Bruno Frey，Alois Stutzed：“Happiness，Economy and Institutions”，The Economic Journal，Vol. 110，2000.
{16}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理论与实证》，《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
{17}曾慧超、袁岳：《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载于汝信等主编《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6-52页。
{18}罗楚亮：《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3期。
{19}邢占军：《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36页。
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六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生活现状；幸福指数；良性发展
一、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幸福指数调查
（1）调查目的。早期城市与乡村的景观差异明显，但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加快，城市不断向扩展，使得毗邻乡村地区的土地利用从农业转变为农业、工业、商业、居住区以及其他功能并存，并相应兴建了城市服务设施，从而形成包括郊区的城乡交错带，原来的一些农村正在向城镇转型。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很多农民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成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原住居民。这些城乡结合部目前的发展状况如何，当地人的生活现状如何，对生活持着怎样的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为了了解城乡结合地区原住居民的生活现状和生活幸福满意度，我们团队于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多次在杭州郊区附近的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最后以九堡村和萧山瓜沥镇航民村作为典型对象进行调查分析。（2）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及调查方法。我们首先调查了位于杭州城乡结合部、土地征用已经基本完成的九堡村，杭州最大的服装交易市场——四季青刚刚迁至九堡，杭州市政府计划用几年时间将九堡打造成躺在绿阴怀抱中的现代新都市主义社区。不过，对目前的九堡来说，经济发展的蓝图还只是一张图纸，房产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除九堡外我们也重点考察了萧山的航民村——这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代表。在前往航民村实地调研以前，我们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航民村积极发展村级经济，依托集体经济实力，全村村民享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户户住上花园式楼房或别墅，实现了“全村没有困难户，家家都是富裕户”的目标。此次共准备了300份调查问卷，九堡村和航民村各发放150份问卷，以每家每户走访的形式，完成了这些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涉及城乡结合部的男女老少，涉及到从事各行各业的原住居民。按年龄标准分，九堡村中年龄在18～35岁有62人，36～59岁有66人，60岁以上有22人。航民村中年龄在18～35岁有68人，36～59岁有70人，60岁以上有12人。按性别分，在九堡村中受访者中男性75人，女性75人。航民村受访男性为80人，女性70人。按户籍标准分，九堡村受访者中农村户口137人，城镇户口13人。航民村受访者中农村户口124人，城镇户口26人。（3）问卷设计与统计方法。调查小组参考了各种各样的幸福指数调查报告，结合城乡结合部的特点设计出调查问卷。问卷共13个小问题，主要为封闭式问题，同时设计了小部分开放式问题。后期数据的统计及分析，主要运用EXCEL和SPSS软件进行。并拟定了一个访谈提纲，对两村原住居民进行个别访谈。
二、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生活状况
（1）居民家庭经济压力情况。对于目前的经济压力，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认为有点压力的占大多数，也有一部分人没有考虑过，认为压力很大的人比重非常小。从中可以看出，两村原住居民大多数人存在或多或少的些许压力，但很少有人感到家庭经济压力很大。可以说明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的家庭经济压力普遍较小。（2）居民空余时间娱乐休闲情况。在回答“平时空余时间如何度过”这一问题，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占84%和82%的人选择玩电脑，看电视等或者下棋，跳舞，健身等文娱活动，占到绝大多数。两村仍有约16%和18%的人选择打麻将，打牌等度过空闲时间。说明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娱乐休闲方式多样，以文明休闲娱乐方式居多，但仍存在少数打牌打麻将等活动的娱乐休闲方式。（3）居民人际关系状况。在与周边邻居关系方面，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绝大多数人认为相处很融洽，都还过得去。极少有人选择邻里之间基本不交流，两村受访者中没有人认为相处不和睦的。从中可以看出，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之间邻里关系都比较和睦，人际关系也很和谐。（4）周边生活生态环境状况。在对周边生活生态环境这一项调查中，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92%的人认为周边环境整洁干净，适宜居住或者还可以，比较适宜居住，占到绝大多数，只有分别约占8%的人认为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总体来说，九堡村和航民村这两个城乡结合部地区环境都适宜当地原住居民居住，环境污染小，过度开发现象较少。（5）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在对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占61%和71%的人认为可以满足一部分需求，占到大多数。认为完全可以满足需要的两村分别约占21%和27%。认为完全不可以的九堡村约占18%，航民村仅占2%。由此可见，随着城市化进程城乡结合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能较好地满足原住居民一部分需求，但离完全满足还存在一点差距。（6）居民社保体系情况。对于目前的社保体系，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29%和33%的人认为能满足，约占39%和53%的人认为基本可以满足需求，但有缺陷，仍有少部分人认为基本不可以和没有任何作用。可见，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认为现行的社保体系基本可以满足需求，但仍有一些缺陷。城乡结合部现行的社保体系能基本满足居民的要求，但仍需要采取一定改进措施。（7）周边治安情况。与城市化之前相比，对于目前的治安情况，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54%和84%的人的人认为有所好转，占大多数，仅有少数人认为治安情况恶化。所以与城市化之前相比，城乡结合部的治安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尽管仍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但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普遍感觉当地治安情况好，居民生活有安全感。（8）生活状态总体评价情况。最后，对生活状态总体评价时，九堡村和航民村受访者中分别有约95%和100%的人认为满意，比较满意或者认为一般还可以的，只有九堡村少数人对目前生活不满意，航民村没有人认为不满意。整体来说，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对生活的幸福满意度较高，普遍感到目前的生活比较幸福。
三、结论分析
航民村受访的原住居民中，对生活满意和比较满意的约占61%，九堡村约为42%。航民村生活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都要高于九堡村，同时没有受访者对目前生活感到不满意的。反之，九堡村仍然有5%的受访者对目前生活表示不满意，对生活状态感觉一般的占绝大多数。那么，为什么同为城乡结合部的两村原住居民对生活满意度有不同的答案呢？我们认为，以下因素决定了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1）受教育程度。航民村原住居民受教育程度高于九堡村。我们在问卷调查过程中也了解了学历这一背景信息，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航民村高中及以上人数为101人，同时本科及以上人数有42人，而九堡村高中及以上人数为60人，本科及以上仅为11人，九堡村文化水平集中在初中及以下。这也反映出航民村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九堡村，文化素质水平较高。因为文化水平高低会直接影响居民的就业问题和精神文化素质，也会影响收入、生活、工作、健康等方面，从而影响居民幸福指数。所以一般认为学历较高，幸福指数越高。（2）收入与职业。航民村的整体收入与就业情况优于九堡村。航民村情况如下：
九堡村情况如下：
两村原住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差异并不明显，打工的占据大多数。但是仔细询问之后，在九堡村的其他一栏主要指自由职业者，这些群体工作不固定，面临失业的风险很大。而航民村受访者所指的其他是村集体企业工作，而且受访人群中企事业单位工作较多。总体来说，航民村为该村原住居民提供的就业环境要优于九堡村，收入高而且也很稳定。（3）经济压力。航民村原住居民中认为毫无压力和没考虑过压力问题的人多于九堡村，且认为压力很大的人也少于九堡村。总体来说，航民村经济发展迅速，依托村级集体经济，该村原住居民生活水平高，普遍没有沉重的生存压力。航民村原住居民的经济压力普遍小于九堡村。（4）土地征用情况。航民村受访原住居民中留有少量耕地的为17人，而九堡村留有耕地自己种植的仍有68人。此外航民村土地全被征用的有89人，九堡村为34人。从实地走访直观来看，航民村的土地征用程度也远高于九堡村，全村几乎见不到居民用于单独耕种的土地。相反，九堡村还是能见到当地居民自己耕种的土地。所以，总体来看，航民村的土地征用程度要高于九堡村，且大部分土地征用工作已完成。航民村土地征用后，土地集中由农业工人用现代化机械统一生产，生产低价出售给村民。集约化经营、机械化生产相配套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取代了低效率低产出的单干模式。（5）居住条件。航民村住房条件优于九堡村，人均居住面积普遍大于九堡村。
根据问卷调查及实地走访，我们可以知道航民村原住居民主要以自建别墅和村集体统一建造别墅为主（300平方米左右），可以说家家户户住别墅，高档程度令人羡慕，而九堡村多为村集体建房。且航民村居住在商品房和租房的情况也比九堡村少。从住房情况来看，航民村的住房条件自然比九堡村高档。从人均居住面积来看，九堡村人均20～40平方米居多，而航民村集中在40平方米以上。航民村人均居住面积普遍大于九堡村。（6）子女教育。在周边学校质量这一问题上，航民村有93%的人认为比之前好转，没有人认为恶化。而九堡村只有67%的人认为有所好转，仍有32%认为没有区别，也有人认为恶化的。总体来看，航民村原住居民对周边学校质量的肯定明显超过九堡村，周边学校质量得到居民认同。子女教育问题是一个家庭非常关心的问题，是居民能够切实感受到的问题，能够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高低。（7）生活环境。航民村周边生活环境整体优于九堡村。对周边生活生态环境的评价中，虽然航民村和九堡村同时有约8%的人认为周边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但是航民村有约37%的人还是认为整洁干净，评价较好。九堡村有17%的人认为整洁干净，其余大部分约75%的人集中在“还可以”这一评价上面。但是根据实地走访的结果来看，我们也是倾向于认为航民村的周边环境优于九堡村。周边生活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幸福指数。（8）基础设施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航民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九堡村完善。航民村原住居民中有27%的人认为完全可以，九堡村为21%。认为可以满足一部分需求的航民村占71%，九堡占61%。但是在“完全不可以”这个选项中，九堡村占18%，航民村仅为2%。总体来说，航民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九堡村更为完善。（9）社保体系。对于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航民村受访的原住居民中有33%认为能满足需求，53%认为基本可以，同时九堡村有29%认为能满足，39%认为基本可以。但是在选择基本不可以和没有任何作用是，九堡村分别为13%和4%，航民村仅为1%和0。说明航民村原住居民对现行的社保体系较为满意，而九堡村仍有不容乐观的地方。（10）治安状况。对比城市化前后，对于治安情况航民村被受访者中有84%的人认为好转，占绝大多数。九堡村有54%的人认为好转。而认为恶化的航民村仅为1%，九堡村占到5%。航民村治安情况好转较九堡村明显。在采访中九堡村原住居民也对治安情况表现出了一些的担忧。总体来说，航民村治安情况好转明显，九堡村仍有待加强。
四、几点建议
（1）城乡结合部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积极发展社会经济。经济收入因素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研究表明，收入与幸福指数呈正相关。航民村的领导班子敢于带领全体村民一起发展集体经济，最终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带动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路子。而九堡村很多农民只是依靠出租房屋来赚钱，其他很多富裕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并没有致力于发展当地的经济产业。（2）城乡结合部可以集中剩余闲散的耕地资源、剩余的劳动力和资金来发展集体经济，发展规模化工业或者农业，缓解就业压力，为原住居民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九堡地区分散的耕地往往都是农民自己耕种自己收获的，只能实现自给自足，基本没有什么收益。同时很多闲散的劳动力资源也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如果能够像航民村那样，九堡村将闲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实行规模化、机械化经营，同时将闲散的出租屋集中起来，利用四季青这一服装批发商场的优势，发展规模化的饮食业和酒店宾馆之类的服务业，则必将会有不同的景象。（3）城乡结合部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是直接影响城乡结合部居民幸福指数的最主要社会因素。航民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软硬件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从提供住宿服务的星级航民宾馆，到提供生活用品的航民商场，再到提供精神享受的航民影院，城市所独有的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这些都让居民在生活之余有了良好的休闲场所，也为开展文明娱乐休闲活动提供场所，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幸福指数。同时周边学校质量也有了很大改善，能够实现就近上学，切实解决当地人的子女教育问题。（4）城乡结合部必须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和安排，建设和谐的工作生活环境。如何与外来人口和谐共处也是影响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在九堡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外来人口，他们大多向当地人租借房屋经营小本生意，但是管理很不规范，违章建筑繁多，有些地方脏乱差现象比较严重。我们认为，当地政府部门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必须与户籍管理制度相挂钩。规范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同时对于剩余的外来人口劳动力资源也可以考虑重新整合，将他们集中起来，考虑给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或者进行技能培训，以使他们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提升他们的文明素质，改变不良生活习惯。（5）城乡结合部必须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不幸福感的产生来自于社会生活各方面压力，因此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分工合作，致力民生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民众基本需求。在九堡地区，我们发现存在这样几种人群，一种是原来的房屋被拆迁之后搬进小区的，这部分人生活还算舒适，有相应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另一种是当地的一些农民，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他们没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也因为舍不得交钱而没有办理。对于他们来说看病自然就觉得贵了，老了也觉得没有依靠。针对这几种不同的人群，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使他们能够尽可能地享受社会保障体系。也有很多人因为原先土地被征用拿到了征用款，但是苦于没有土地再兴建房屋，只能居住在人均面积极小的老房子里或租房生活。这些人的安居问题也需要得到解决重视。（6）城乡结合部必须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一个因素。按照以往的统计数据，一般认为学历越高幸福指数越高，尽管近年来也有些变动，文化水平高低仍然会影响收入、工作、健康等。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航民村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九堡村，文化水平较高。主要是因为航民村在重视教育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村里不仅支持孩子上完小学到高中，免除小学到高中的学费，同时还给考上大学的学生奖励。航民村原住居民重视教育的观念，也促使当地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7）政府应提高对城乡结合部居民民生问题的关注度，同时当地居民也要更大程度地提高政治素养和政治水平。政府应致力于努力建设人民群众幸福感、安全感强的和谐城市，城乡结合部本来就出在城市外扩的边缘，往往会被政府部门忽视，治安问题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居民也应该提高自身政治素养，协同当地领导班子自我管理，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才有基础用来更好地发展工农业，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构建完善的保障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突破城乡结合部，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
综上所述，对于当今的城乡结合地区来说，如何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将是未来引导城乡结合部地区更好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
参 考 文 献
[1]罗新阳。解读幸福指数[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
[2]吴丽。失地农民幸福感研究[D].浙江大学。2009
[3]李朝霞。温州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现状调查与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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