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报告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问学必有师，讲习必有友，以下是山草香爱岗敬业的小编醉清风为大家整理的6篇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报告，欢迎借鉴，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一
调查显示，68%的500强CEO们从不接触社交网络，在剩余的32%里面，76%的人只拥有一个社交网络的账号。CEO们最爱普通大众参与度低的职场社交Linkedln，而更生活化、用户基数最大的Facebook参与度却很低，甚至参与度逐年下降。
500强公司在5年时间里丢失了50%的客户；每年公司通常仅与每位老客户交流4次，与潜在购买者交流6次；获取一位新客户的成本是留住一位现有客户成本的7-10倍；客户保有率每提高5%，就能使利润增长25%～125%。留住老客户是每一位销售人员的重要工作。
有一份数据：公务员的幸福感排名第一，公务员在家庭、婚姻方面的幸福感体验尤其显著，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国的房地产从业者。金融业者的幸福感也位居前列。中国男人的幸福感高于女人。其中41岁的男人、28岁的女人处于幸福的巅峰点。
智联招聘网针对全国28个城市白领日均玩手机时间进行了排行，北京、西安、上海列前三位，时间分别为6.72小时、6.15小时、5.45小时。在东北三省的省会城市当中，沈阳位列第12，时间为3.82小时；哈尔滨位列第21，时间为3.21小时；长春位列末位，时间为1.40小时。
淘宝数据：近5个月来购买闹钟的总人口前五位是，上海、北京、杭州、深圳、广州。淘宝公布的另一数据显示，共有2283.2万人在晚上23点至凌晨5点之间逛淘宝，其中男性熬夜逛淘宝占48%。
定价的秘密：88%的企业没有认真研究过定价；提高1%的价格可使大部分企业净利润增加12%；降价20%有可能需要增加一倍的销售才能获得相同的利润（按成本占60%计算）。
日媒称：中国电商市场跃居全球第二。预计中国电商市场规模2013年将扩大至约1800亿美元。由于智能手机等的普及，中国的网购人群已经增加至2.7亿人。据美国调查公司eMarketer预测，世界电子商务的市场规模2013年约为1.2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7%。其中，中国市场约增长65%，增势迅猛。
2013夏季经济学家论坛调查成果日前，本次问卷调查收集了中国近百名经济学家的意见，问题涵盖国内、国外热点经济话题，贺铿、连平、鲁政委、郭田勇、左小蕾等知名经济学家皆参与了本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约52%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楼盘十年内不会崩盘，约52%的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会催高房价，76.5%的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会加剧“土地财政”。
据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第三次网瘾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城市青少年网民中网瘾青少年约占14.1%，约有2404余万人；在城市非网瘾青少年中，约有12.7%的青少年有网瘾倾向，人数约为1800余万。
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二
【关键词】金钱；幸福；适应；社会比较
金钱可以买来幸福吗？俗话说，金钱买不到幸福。但是如果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收入高一点，更富有一点，会不会觉得比现在更幸福更快乐？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多数人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比如，根据《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2012年11月2日联合的“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的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公众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被认为是收入（“涨工资”），健康和婚姻尚位居其次。我们默认为，财富和幸福至少是正比例关系，更富有的人理应更加幸福，收入的提高可以让个人更幸福。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
1.财富多寡国家地区排名及幸福指数排名情况分析。联合国近日在不丹举行幸福指数讨论大会，并了首份《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根据这份报告，丹麦、芬兰、挪威和荷兰这四国人均收入排进全球前15位的国家包揽了幸福榜的前四位，但是，财富的多寡也并非是国民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比如美国仅排在第11名。最不幸福的国家主要是那些战火纷飞的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比如多哥、贝宁、中非共和国和塞拉利昂。“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2011～2012）”显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前三名并非北上广，而是拉萨太原合肥；“2011年广东群众幸福感测评调查报告”显示，群众幸福感的总体评价得分上，经济更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低于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
2.经济发展情况及幸福指数增长相关情况。我国的GDP
1990年增长率为3.8%，1991至2009年期间每年的增长率都在
7.6%以上（具体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0”计算）。然而根据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的3次调查，中国人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
7.08，到2001年却下降到6.60。到了2009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10年前快乐了。中国人的幸福感在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的确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之后，人们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
事实显示，民众的幸福感指数并非和经济发达的程度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些相对而言更有钱的人，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幸福感更高。幸福感和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二、原因分析
1.适应水平现象。人们的成功与失败，满意与不满的情感都是相对于先前的状态而言的。如果我们目前的成就降到我们先前所达到的水平之下，我们就会产生不满和挫败感；如果成绩超过了先前的水平，我们就会体验到成功和满意感。如果我们不断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将很快适应成功。达到我们所渴望的目标所体验到的狂喜的消散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从前可以使我们感觉良好的事件现在变成了中性事件，而从前我们感受到的中性事件现在很可能让我们体验到一种失落感。这就是人类的适应能力。以手机为例，1987年，中国大陆才有了第一个大哥大用户，仅仅25年后，中国人使用手机的普及率达到82.6%，大家开始把手机、钥匙和钱包称作“随身三件宝”，并且超过半数的人承认自己离不开手机。在手机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人们可以体验到使用手机随时联系到远方的亲人、重要的商业伙伴、朋友的幸福感，但随着手机日益普及，随时联系到他人成为了很平常的事情，人们已经适应了使用手机，这时就不能再体验到幸福的感觉；而一旦某日手机没电，一时联系不到他人反而感受到一种不满和失落感。其他一些让我们生活更舒适的东西，如空调、宽带、汽车等，也都是如此。适应水平现象导致物质条件的提高不能给我们带来持续的幸福感。
2.社会比较倾向。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是以社会比较为中心的，我们感觉好或者不好依赖于我们和谁相比较。如同学业成绩好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最优秀的，这并非是因为其本人在智力或学习能力上下降了，而是因为比较对象发生了变化。当一个篮球明星以年薪3000万签约时，他年薪2500万的队友有可能会感觉不满。当我们为家里购置了新的房子、车子，却发现邻居换了更大的房子，更贵的车子，这时我们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快乐和幸福，而是不满。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中所谓的向上社会比较，这种比较带来的不满在社会心理学中称为相对剥夺。中国人的幸福感在1990～2009年间会先升后降，其主要原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纵向比较，与前几年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日益适应物质条件较好的生活（社会适应），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加速，贫富差距凸显；我们在收入增加后，可以享受更好的物质条件，但占据我们意识的是别人所拥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相对剥夺），我们的物质欲望不断上升而自己却越来越不满意，因此没有幸福的感觉。
三、结论
金钱财富与幸福感有相关关系，但是并非一直呈现正比例关系。由于人具有适应能力以及社会比较倾向，金钱财富的增加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相应提升。
参 考 文 献
[1]David G.Myers.社会心理学（第8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2]邓海建。“涨工资最幸福”指向着民生改善[N/OL].2012-11-05.
[3]宣华华。随身三件宝。[N/OL].2013-03-04.
[5]调查显示中国人幸福感仍在下降没有10年前快乐[N/OL].
2012-03-04.
[8]我国手机普及率超全球水平 质量反降需强化监管[N/OL].2013-03
-04.
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三
【关键词】小学生 学习主观幸福感 调查
小学生是特殊的青少年群体，学习对其而言是极其重要的生活事件，学习幸福感是其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主观幸福感是指作为特殊个体的学生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特定的生活领域所做出的整体评价，是指学生在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的积极引导下，伴随着道理的认识，对学习产生的情感体验。国外研究发现各生活领域的青少年对学校满意度的低下可能导致学业成绩不良、退学、违纪等一系列的负性后果。学龄期儿童能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能否在学习中有快乐的体验，对其未来的学习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本研究旨在通过实地调查，深入了解小学生的学习主观幸福感现状，为提高小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和丰富学校教育评价体系提供实证性支持。
一、调查方法
采用《中小学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量表》进行问卷调查。该量表共16个条目，由学习体验、现有成绩感受、环境激励以及希望学习成绩等4个维度组成。每个条目分为“完全符合”（1分）、“比较符合”（2分）、“不太符合”（3分）、“完全不符合”（4分）四个等级，根据学生的回答计算每个维度得分。
本次调查对象是江西省吉安市师范附属小学1～6年级学生。将调查问卷发放至小学各年级儿童，随堂测试，学生独立完成问卷并当场收回问卷。
将回收的有效问卷整理编号，数据输入SPSS 16.0数据库，进行统计学处理。不同年级量表得分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P
二、调查结果
发放问卷 349份，回收有效问卷 334 份，有效率为 95.7%。调查结果发现男生在学习主观幸福感总得分、学习体验和现有成绩感受维度的得分要显著高于女生，环境激励和希望学习成绩维度男女生得分无显著性差异外。在学习主观幸福感总体得分和现有成绩感受、学习体验、环境激励等维度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在希望学习成绩维度上各年级无显著性差异。
三、分析与讨论
对于以学校为主要生活场所的小学生而言，学习主观幸福感对学生个体的行为与人格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小学阶段的学习主观幸福感低下将不利于培养学生热爱学习的良好品质，将妨碍其终身学习理念的确立。
本研究结果显示女生在学习主观幸福感总得分、学习体验和现有成绩感受维度表现要优于男生。可能因为小学阶段女生学习成绩和心智成熟要优于男生，口头表达能力较好，与父母有较好的沟通和交流。而在环境激励和希望学习成绩维度无显著性性别差异，可能是因为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无论男孩女孩都是父母心中的宝贝。
小学生的学习主观幸福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下降，1～2年级学学生学习幸福感在中上水平，三年级开始小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处于中下水平，总体呈降低趋势，三年级与1～2年级出现显著性差异，提示三年级是学习的转折期，此时需特别关注学生的学习心理问题。
学习成绩是衡量学生学习水平的重要标志，现有成绩感受是直接影响学习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子，学习主观幸福感随年级变化的趋势可能与学生成绩感受密切相关。1～2年级学生刚开始入学，对一切充满好奇，较少的考试也尚未显示出学习成绩的差距，但进入三年级后，随着课程的增加、内容的复杂，学生间学习差距逐渐明显，这时学生现有成绩感觉最差，逐渐适应后，现有成绩感受略有好转，但六年级面临紧张的升学压力，现有成绩感受略有下降。学习成绩直接决定学生接受表扬或批评的多少、决定教师对学生的态度等，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体验。
学习体验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体验，是影响学习主观幸福感关键因素。根据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所阐述的原理，积极情绪体验有利于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如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常得不到积极情感的体验，必将厌倦学习，降低学习主观幸福感。根据学习体验各条目的因子分析，发现随着年级增加造成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下降的学习体验原因主要是学习的趣味性和与师长的分享性逐渐下降。对于心理水平尚处于从幼稚逐渐成长向成熟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小学生，随着年级的增加，心理发展逐渐体现出较强的矛盾性，表现为反抗性与依赖性并存、封闭性与开放性并存，其幸福感逐渐从满足于简单与家长的倾听、表扬和鼓励，发展为需让孩子感受到独立、尊重和自主，因此随着年级的增加，其环境激励维度得分逐渐下降。
学龄期儿童能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能否在学习中有快乐的体验，对其未来的学习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关注小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是小学教育的崭新内涵和创新壮举，使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从关注社会发展对人的异化影响，到关注以人为本的主体能动精神科学素养。作为学习最初阶段的小学教育，在提供启蒙知识教育的同时，需重视小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的培养熏陶，对于完善人格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年级增加的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下降的现状需引起小学教育界同仁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甘雄。初中生学习主观幸福感的调查分析[J]. 教学与管理，2011：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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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艳琴。 父母教养方式与中小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四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生活现状；幸福指数；良性发展
一、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幸福指数调查
（1）调查目的。早期城市与乡村的景观差异明显，但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加快，城市不断向扩展，使得毗邻乡村地区的土地利用从农业转变为农业、工业、商业、居住区以及其他功能并存，并相应兴建了城市服务设施，从而形成包括郊区的城乡交错带，原来的一些农村正在向城镇转型。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很多农民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成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原住居民。这些城乡结合部目前的发展状况如何，当地人的生活现状如何，对生活持着怎样的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为了了解城乡结合地区原住居民的生活现状和生活幸福满意度，我们团队于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多次在杭州郊区附近的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最后以九堡村和萧山瓜沥镇航民村作为典型对象进行调查分析。（2）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及调查方法。我们首先调查了位于杭州城乡结合部、土地征用已经基本完成的九堡村，杭州最大的服装交易市场——四季青刚刚迁至九堡，杭州市政府计划用几年时间将九堡打造成躺在绿阴怀抱中的现代新都市主义社区。不过，对目前的九堡来说，经济发展的蓝图还只是一张图纸，房产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除九堡外我们也重点考察了萧山的航民村——这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代表。在前往航民村实地调研以前，我们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航民村积极发展村级经济，依托集体经济实力，全村村民享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户户住上花园式楼房或别墅，实现了“全村没有困难户，家家都是富裕户”的目标。此次共准备了300份调查问卷，九堡村和航民村各发放150份问卷，以每家每户走访的形式，完成了这些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涉及城乡结合部的男女老少，涉及到从事各行各业的原住居民。按年龄标准分，九堡村中年龄在18～35岁有62人，36～59岁有66人，60岁以上有22人。航民村中年龄在18～35岁有68人，36～59岁有70人，60岁以上有12人。按性别分，在九堡村中受访者中男性75人，女性75人。航民村受访男性为80人，女性70人。按户籍标准分，九堡村受访者中农村户口137人，城镇户口13人。航民村受访者中农村户口124人，城镇户口26人。（3）问卷设计与统计方法。调查小组参考了各种各样的幸福指数调查报告，结合城乡结合部的特点设计出调查问卷。问卷共13个小问题，主要为封闭式问题，同时设计了小部分开放式问题。后期数据的统计及分析，主要运用EXCEL和SPSS软件进行。并拟定了一个访谈提纲，对两村原住居民进行个别访谈。
二、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生活状况
（1）居民家庭经济压力情况。对于目前的经济压力，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认为有点压力的占大多数，也有一部分人没有考虑过，认为压力很大的人比重非常小。从中可以看出，两村原住居民大多数人存在或多或少的些许压力，但很少有人感到家庭经济压力很大。可以说明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的家庭经济压力普遍较小。（2）居民空余时间娱乐休闲情况。在回答“平时空余时间如何度过”这一问题，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占84%和82%的人选择玩电脑，看电视等或者下棋，跳舞，健身等文娱活动，占到绝大多数。两村仍有约16%和18%的人选择打麻将，打牌等度过空闲时间。说明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娱乐休闲方式多样，以文明休闲娱乐方式居多，但仍存在少数打牌打麻将等活动的娱乐休闲方式。（3）居民人际关系状况。在与周边邻居关系方面，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绝大多数人认为相处很融洽，都还过得去。极少有人选择邻里之间基本不交流，两村受访者中没有人认为相处不和睦的。从中可以看出，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之间邻里关系都比较和睦，人际关系也很和谐。（4）周边生活生态环境状况。在对周边生活生态环境这一项调查中，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92%的人认为周边环境整洁干净，适宜居住或者还可以，比较适宜居住，占到绝大多数，只有分别约占8%的人认为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总体来说，九堡村和航民村这两个城乡结合部地区环境都适宜当地原住居民居住，环境污染小，过度开发现象较少。（5）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在对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占61%和71%的人认为可以满足一部分需求，占到大多数。认为完全可以满足需要的两村分别约占21%和27%。认为完全不可以的九堡村约占18%，航民村仅占2%。由此可见，随着城市化进程城乡结合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能较好地满足原住居民一部分需求，但离完全满足还存在一点差距。（6）居民社保体系情况。对于目前的社保体系，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29%和33%的人认为能满足，约占39%和53%的人认为基本可以满足需求，但有缺陷，仍有少部分人认为基本不可以和没有任何作用。可见，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认为现行的社保体系基本可以满足需求，但仍有一些缺陷。城乡结合部现行的社保体系能基本满足居民的要求，但仍需要采取一定改进措施。（7）周边治安情况。与城市化之前相比，对于目前的治安情况，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54%和84%的人的人认为有所好转，占大多数，仅有少数人认为治安情况恶化。所以与城市化之前相比，城乡结合部的治安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尽管仍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但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普遍感觉当地治安情况好，居民生活有安全感。（8）生活状态总体评价情况。最后，对生活状态总体评价时，九堡村和航民村受访者中分别有约95%和100%的人认为满意，比较满意或者认为一般还可以的，只有九堡村少数人对目前生活不满意，航民村没有人认为不满意。整体来说，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对生活的幸福满意度较高，普遍感到目前的生活比较幸福。
三、结论分析
航民村受访的原住居民中，对生活满意和比较满意的约占61%，九堡村约为42%。航民村生活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都要高于九堡村，同时没有受访者对目前生活感到不满意的。反之，九堡村仍然有5%的受访者对目前生活表示不满意，对生活状态感觉一般的占绝大多数。那么，为什么同为城乡结合部的两村原住居民对生活满意度有不同的答案呢？我们认为，以下因素决定了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1）受教育程度。航民村原住居民受教育程度高于九堡村。我们在问卷调查过程中也了解了学历这一背景信息，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航民村高中及以上人数为101人，同时本科及以上人数有42人，而九堡村高中及以上人数为60人，本科及以上仅为11人，九堡村文化水平集中在初中及以下。这也反映出航民村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九堡村，文化素质水平较高。因为文化水平高低会直接影响居民的就业问题和精神文化素质，也会影响收入、生活、工作、健康等方面，从而影响居民幸福指数。所以一般认为学历较高，幸福指数越高。（2）收入与职业。航民村的整体收入与就业情况优于九堡村。航民村情况如下：
九堡村情况如下：
两村原住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差异并不明显，打工的占据大多数。但是仔细询问之后，在九堡村的其他一栏主要指自由职业者，这些群体工作不固定，面临失业的风险很大。而航民村受访者所指的其他是村集体企业工作，而且受访人群中企事业单位工作较多。总体来说，航民村为该村原住居民提供的就业环境要优于九堡村，收入高而且也很稳定。（3）经济压力。航民村原住居民中认为毫无压力和没考虑过压力问题的人多于九堡村，且认为压力很大的人也少于九堡村。总体来说，航民村经济发展迅速，依托村级集体经济，该村原住居民生活水平高，普遍没有沉重的生存压力。航民村原住居民的经济压力普遍小于九堡村。（4）土地征用情况。航民村受访原住居民中留有少量耕地的为17人，而九堡村留有耕地自己种植的仍有68人。此外航民村土地全被征用的有89人，九堡村为34人。从实地走访直观来看，航民村的土地征用程度也远高于九堡村，全村几乎见不到居民用于单独耕种的土地。相反，九堡村还是能见到当地居民自己耕种的土地。所以，总体来看，航民村的土地征用程度要高于九堡村，且大部分土地征用工作已完成。航民村土地征用后，土地集中由农业工人用现代化机械统一生产，生产低价出售给村民。集约化经营、机械化生产相配套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取代了低效率低产出的单干模式。（5）居住条件。航民村住房条件优于九堡村，人均居住面积普遍大于九堡村。
根据问卷调查及实地走访，我们可以知道航民村原住居民主要以自建别墅和村集体统一建造别墅为主（300平方米左右），可以说家家户户住别墅，高档程度令人羡慕，而九堡村多为村集体建房。且航民村居住在商品房和租房的情况也比九堡村少。从住房情况来看，航民村的住房条件自然比九堡村高档。从人均居住面积来看，九堡村人均20～40平方米居多，而航民村集中在40平方米以上。航民村人均居住面积普遍大于九堡村。（6）子女教育。在周边学校质量这一问题上，航民村有93%的人认为比之前好转，没有人认为恶化。而九堡村只有67%的人认为有所好转，仍有32%认为没有区别，也有人认为恶化的。总体来看，航民村原住居民对周边学校质量的肯定明显超过九堡村，周边学校质量得到居民认同。子女教育问题是一个家庭非常关心的问题，是居民能够切实感受到的问题，能够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高低。（7）生活环境。航民村周边生活环境整体优于九堡村。对周边生活生态环境的评价中，虽然航民村和九堡村同时有约8%的人认为周边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但是航民村有约37%的人还是认为整洁干净，评价较好。九堡村有17%的人认为整洁干净，其余大部分约75%的人集中在“还可以”这一评价上面。但是根据实地走访的结果来看，我们也是倾向于认为航民村的周边环境优于九堡村。周边生活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幸福指数。（8）基础设施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航民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九堡村完善。航民村原住居民中有27%的人认为完全可以，九堡村为21%。认为可以满足一部分需求的航民村占71%，九堡占61%。但是在“完全不可以”这个选项中，九堡村占18%，航民村仅为2%。总体来说，航民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九堡村更为完善。（9）社保体系。对于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航民村受访的原住居民中有33%认为能满足需求，53%认为基本可以，同时九堡村有29%认为能满足，39%认为基本可以。但是在选择基本不可以和没有任何作用是，九堡村分别为13%和4%，航民村仅为1%和0。说明航民村原住居民对现行的社保体系较为满意，而九堡村仍有不容乐观的地方。（10）治安状况。对比城市化前后，对于治安情况航民村被受访者中有84%的人认为好转，占绝大多数。九堡村有54%的人认为好转。而认为恶化的航民村仅为1%，九堡村占到5%。航民村治安情况好转较九堡村明显。在采访中九堡村原住居民也对治安情况表现出了一些的担忧。总体来说，航民村治安情况好转明显，九堡村仍有待加强。
四、几点建议
（1）城乡结合部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积极发展社会经济。经济收入因素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研究表明，收入与幸福指数呈正相关。航民村的领导班子敢于带领全体村民一起发展集体经济，最终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带动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路子。而九堡村很多农民只是依靠出租房屋来赚钱，其他很多富裕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并没有致力于发展当地的经济产业。（2）城乡结合部可以集中剩余闲散的耕地资源、剩余的劳动力和资金来发展集体经济，发展规模化工业或者农业，缓解就业压力，为原住居民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九堡地区分散的耕地往往都是农民自己耕种自己收获的，只能实现自给自足，基本没有什么收益。同时很多闲散的劳动力资源也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如果能够像航民村那样，九堡村将闲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实行规模化、机械化经营，同时将闲散的出租屋集中起来，利用四季青这一服装批发商场的优势，发展规模化的饮食业和酒店宾馆之类的服务业，则必将会有不同的景象。（3）城乡结合部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是直接影响城乡结合部居民幸福指数的最主要社会因素。航民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软硬件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从提供住宿服务的星级航民宾馆，到提供生活用品的航民商场，再到提供精神享受的航民影院，城市所独有的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这些都让居民在生活之余有了良好的休闲场所，也为开展文明娱乐休闲活动提供场所，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幸福指数。同时周边学校质量也有了很大改善，能够实现就近上学，切实解决当地人的子女教育问题。（4）城乡结合部必须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和安排，建设和谐的工作生活环境。如何与外来人口和谐共处也是影响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在九堡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外来人口，他们大多向当地人租借房屋经营小本生意，但是管理很不规范，违章建筑繁多，有些地方脏乱差现象比较严重。我们认为，当地政府部门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必须与户籍管理制度相挂钩。规范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同时对于剩余的外来人口劳动力资源也可以考虑重新整合，将他们集中起来，考虑给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或者进行技能培训，以使他们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提升他们的文明素质，改变不良生活习惯。（5）城乡结合部必须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不幸福感的产生来自于社会生活各方面压力，因此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分工合作，致力民生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民众基本需求。在九堡地区，我们发现存在这样几种人群，一种是原来的房屋被拆迁之后搬进小区的，这部分人生活还算舒适，有相应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另一种是当地的一些农民，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他们没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也因为舍不得交钱而没有办理。对于他们来说看病自然就觉得贵了，老了也觉得没有依靠。针对这几种不同的人群，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使他们能够尽可能地享受社会保障体系。也有很多人因为原先土地被征用拿到了征用款，但是苦于没有土地再兴建房屋，只能居住在人均面积极小的老房子里或租房生活。这些人的安居问题也需要得到解决重视。（6）城乡结合部必须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一个因素。按照以往的统计数据，一般认为学历越高幸福指数越高，尽管近年来也有些变动，文化水平高低仍然会影响收入、工作、健康等。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航民村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九堡村，文化水平较高。主要是因为航民村在重视教育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村里不仅支持孩子上完小学到高中，免除小学到高中的学费，同时还给考上大学的学生奖励。航民村原住居民重视教育的观念，也促使当地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7）政府应提高对城乡结合部居民民生问题的关注度，同时当地居民也要更大程度地提高政治素养和政治水平。政府应致力于努力建设人民群众幸福感、安全感强的和谐城市，城乡结合部本来就出在城市外扩的边缘，往往会被政府部门忽视，治安问题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居民也应该提高自身政治素养，协同当地领导班子自我管理，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才有基础用来更好地发展工农业，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构建完善的保障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突破城乡结合部，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
综上所述，对于当今的城乡结合地区来说，如何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将是未来引导城乡结合部地区更好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
参 考 文 献
[1]罗新阳。解读幸福指数[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
[2]吴丽。失地农民幸福感研究[D].浙江大学。2009
[3]李朝霞。温州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现状调查与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1（6）
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五
幸福指数：中国人幸福吗
梁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オオ
近些年来，人们对幸福的要求越来越高，从追求“幸福感觉”转向追求“幸福指数”，希望能够准确地衡量自己对幸福的把握，从而能更好、更有效、更“幸福”地追求“幸福”。
我们在评价和计算“幸福指数”之前，有必要先反问自己，幸福是什么？幸福能否被指数化地衡量？
一、幸福都是相似的？
┝愕愕鞑樵做过一份名为《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这份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是城乡居民幸福生活的三大源泉。这份报告有简化幸福的嫌疑，却也得出了重要的结果，传递出很多中国居民对于幸福的认识。从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这三项指标来看，中国居民们更看重长久影响幸福的一些因素。
幸福是一种瞬时感受还是一种持续的经验，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有人强调瞬时的幸福感，更多的出于生理层面的考虑。但设想一下，一个人面对突发事件，可能感觉到强烈幸福，但回去冷静下来，仔细盘算，发觉收益并没有那么大，甚至还出现了误算，那么幸福程度自然就会有所折扣。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人回去以后反复体会这次带来幸福刺激的事件，越想越觉得开心，幸福的刺激一次又一次被强化，持续很长时间。所以，瞬时的幸福和持续的经过反思的幸福是不同的。
经济学家黄有光提出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有两种人生选择：第一种，一个人一辈子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了大量的工作却从未被承认，也没有获得多少金钱。在他临终时，突然知道自己获得一项极高的荣誉，一辈子的工作也完全被承认了，他感觉无比幸福；第二种，一个人一辈子都很成功，风光无限，也享受到很多东西。可是他在临终时，突然知道自己破产了，或者名誉扫地了，一辈子的成就被否定了，他感觉很痛苦。如果你可以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种人生，你觉得哪一种人生更幸福？
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恐怕还是第二种更为可取，因为从总量和平均水平来看，第二种选择要明显高于第一种。痛苦总是短暂的，它的边际影响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少。幸福指数的调查，还是应该考虑总体的、长时段的、经过反思的幸福体验。
上述研究报告正基于口头及书面的实际调查，故而反映了一种经过时间沉淀以后，反思、想象和体验到的幸福感。这类幸福比较深沉，比较悠长，沉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确实是较高层次的幸福感。虽然它没有刚刚接受到刺激时那么强烈，但经过反思，却是比较准确和有效的真实幸福体验。
中国民众所看重的三种幸福源泉，并非偶然，自我保全和自我复制是生物的两种本能。不难发现，调查结果的幸福三大源泉“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形象地表达出这种生物学思想。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负面的启发。如果我们把这三大源泉中任意一种破坏了，甚至只是破坏与幸福源泉有关的资源，就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不幸。
二、钱越多越幸福？
依据常识可以知道，幸福与经济收入多半相关。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于20世纪70年代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时，已经着手研究人们的快乐水平。他通过对20多个国家的统计、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得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要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结果尚难预测，穷国的幸福水平经常与富国几乎一样高。比如美国居第一，古巴竟接近美国居第二。
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收入水平增长与幸福程度的提高基本同步。然而一旦越过一个阈值（往往是年人均GDP一万至一万五千美元），收入水平与幸福水平就失去了关联。有可能钱越多越快乐，也可能钱越多越痛苦。
伊斯特林对其发现的分析和解释颇具说服力：尽管文化传统的差异会使某些国家人民的快乐感超过其他国家，但不同社会生活水平存在着差异的现实是超越国界的。问题的关键是，越富有的国家，人们期望的就越多，从而降低了“财富振奋精神”(wealth lifts spirits)的机会。所以决定人们快乐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是人们对幸福和快乐的“渴望”(aspirations)。这种渴望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收入水平开始影响人们的幸福水平。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或期望值，对人们的快乐和幸福程度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足者常乐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伊斯特林最终得出研究结论是，金钱与幸福的关系，从统计结论来看，有可能是正相关，但也可能负相关，总体来看，两者不相关。
中国是不是也存在“伊斯特林悖论”呢？答案是肯定的。有一项研究指出，在中国，家庭月收入12001―15000元是一个“阈值”。当月收入超过15000元时，幸福感与收入不再有关联，有可能钱越多越痛苦。
另一份报告则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报告指出，62.3％的中国城乡居民“有时”甚至“经常”、“整天”地感到焦虑不安，但进一步的交叉分析显示，“个人年收入”与生活满意度和心情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在回答“哪些事情经常令您感到愉快？”的问题时，排在前四名的依次是：家庭生活和谐、身体健康、帮助了别人、工作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而“薪酬或收入提高”只是排在第五名。
钱也不是万能的。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幸福度却比农村居民普遍要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农村居民2003―2005年家庭人均收入是2622元、2936元和3255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依次达到了8472元、9422元和10493元，几乎要相差3倍，而后者的幸福度却反不如前者。显然中国的城市居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压力大到无法让人快乐起来。
三、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幸福？
前几年，有一份关于“幸福指数”的调查报告，将浙江杭州列为中国最幸福的城市，丽江、青岛、大连、苏州等城市的排名都很靠前。其中理由很简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虽然杭州的人均GDP未必有上海高，但西湖为全体杭州市民们带来的快乐，是上海等城市根本无法想象的。
可是去年另一份报告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省市幸福指数最低，而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排名居前，幸福水平低的原因，主要由高悬的房价和地价所引致。
自然环境、生活氛围对于中国人的幸福水平至关重要。可是随着城市房价的猛涨、日用品的通货膨胀、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微弱的幸福水平提升，被高房价轻易地打压下去。西湖再好，终不能弥补无法买房（甚至无望买房）所导致的绝望。
有些实证研究表明，所有人群中，由单位建房的群体由于在住房上支出较少，幸福感最高。买房族其次，他们虽要归还巨额房贷，但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信心。而主流的租房族倒似乎是最不幸福的，甚至比单位集体宿舍居住者的幸福感还要低。
有趣的是，有学者的调查表明，有房贷的中国人更幸福。他们解释说，房奴多为70、80后，这些群体本身的幸福感就高于其他代际，因为他们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目标、对未来充满憧憬。但是这种逻辑很荒谬。有房有贷的中国人，很可能是比无房无贷的中国人更幸福，因为他们毕竟还能买得起房，说明有一定的收入基础。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比有房无贷的人更幸福。扭曲房价对大城市居民造成的痛苦，实在与“有收入、有目标、对未来充满憧憬”无关。
又有一份报告，主要调查不同职业工作人员的幸福水平。他们的结论是，从不同职业的幸福排名来看，公务员最幸福。公务员的职业优势给他们的家庭、婚姻生活带来诸多好处，公务员在家庭、婚姻方面的幸福感体验尤其显著。排在第二位的则是中国房地产从业人员。
这份报告与我们的直觉相符。近年来，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各级公务员的待遇有了极大提高，一般也不需要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所以公务员岗位竞争的激烈程度，远在其他岗位之上。很多学者都认为，目前中国公务员的收入水平与他们实际应得的收入水平不符。单纯从幸福指数的角度来看，固然是公务员的幸福指数最高。但从社会公平角度来看，他们快速提高的幸福水平，往往损害其他就业者的利益，影响社会公平，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
四、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我们这一代人很少谈论什么幸福，倒是更多地谈那些影响幸福的事。有一份公布的报告说，现代人的幸福主要包括住房保证、收入稳定、孩子争气和身体健康这四个方面。实践告诉我们，即使这几个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平，也不能保证我们幸福，最多只是让我们少一点担忧和害怕。
我们很难界定和研究幸福，只能做减法，看看哪些因素使得当下中国人最不幸福。那么将这份报告反过来，住房担忧、失业担忧、教育担忧、医疗担忧和养老担忧是就中国人的五大心病，这十余年来的改革，始终未能除去这些心头大患。
先来看工作中的忧虑，这里有一系列的数字非常说明问题。大约有四分之一被调查者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工作量不合理；40%的被调查者对工作环境和工作关系不满意；将近50%的被调查者对自身的发展前途缺乏信心；近四成的被调查者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工作的人是幸福的”，这句话恐怕应该打上问号。至少那么多的调查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人觉得工作不怎么幸福，大约有三成的人认为工作是非常不幸福的，而真正能体会并享受工作快乐的人，只占所有工作人群的不到一成。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人对工作衍生出来的人际关系、薪酬问题、生活问题等存在不满。工作占据了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一块时间，却给我们带来大量的不幸，这似乎就是残酷的工作现实。
再来看“孩子争气”这点上引发出来的焦虑。一项调查显示：上海竟然有24.39%的中小学生曾有一闪而过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认真考虑过该想法的也占到15.23%，更有5.85%的孩子曾计划自杀，并有1.71%的中小学生自杀未遂。另外一项调查发现将近1/3的在校大学生曾有过自杀念头。北京大学生自杀率在9―24人/10万人之间，自杀死亡已占至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61.38％。
心理学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孩子内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创伤，有些随着时间的逝去而好转，还有些则沉淀下来，潜在地影响个人的性格。我国目前约有20%的儿童出现抑郁症状，其中4%为临床抑郁，即需要接受临床治疗的重症抑郁。5个孩子中会有一个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表现。可见中国的孩子们多半都不怎么幸福，默默承受着压力。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问题。虽然大家表示看重身体健康，但是真正时刻关注健康，健康意识较强的人只占总人口的17%。最近十年来，50岁左右的中年人死亡率上升最快，因为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而社会上70―80%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真正健康的人不到10%。以健康意识为例，在我国，每100万元医疗费中，有99%的费用用于治疗，只有1%用于预防；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应该是7比3。这项数字表明国人健康意识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5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由于事业和家庭等的拖累，健康意识最为淡漠。
一旦生病以后，问题就变得很严重。38.0%的受访者认为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形势严峻。持这种观点的受访者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比例依次是33.0%、40.2%和41.0%。34.3%的受访者认为该问题非常严峻。
这些数字是冷冰冰的，但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是触目惊心的。病人无论在知识上还是身体上，都处在弱者的地位。疾病给他们带来痛苦，对他们而言，克服疾病是追求幸福的最直接手段。可是，看病难、看病贵、假药泛滥，给他们造成最大的威胁，有可能使他们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
我在这里不想讨论影响幸福四大因素中的“住房保证”。十年之前，这个问题真还值得讨论。可是到了今天，随着房价不断攀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绝大多数青年人都买不起房子，甚至完全放弃了买房的想法。而与住房密切联系的婚姻、恋爱问题却不能这样被放弃。住房问题成为了年轻一代人心理上的重大创伤，不仅改变了幸福指数，很可能还改变了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六
〔关键词〕公共服务；主观幸福感；Ordered Pr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1007708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作为管理社会公共服务的组织，制定和执行国家服务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国民的福利。总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增进居民福祉。其中总理特别指出了几项民生问题：医疗、住房、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这五大问题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着群众的幸福指数，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为改善医疗、住房、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服务做出了巨大努力。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居民幸福指数曾出现过下降趋势，但近年来中国居民幸福指数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中国的全球幸福指数排名由2013年的93名到2015年的84名[1-2]，可以看出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虽然在全球排名仍然比较靠后，但出现了上升趋势。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追求生活幸福是人生的重要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福利、幸福等话题，，本文基于医疗、住房、就业服务的视角研究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期待为国家制定幸福导向的公共服务政策提供实证支持。
中国政府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府作为管理社会公共服务的组织，制定和执行国家服务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国民的福利。虽然在经济学家看来政府组织可能存在寻租情况而导致社会福利损失，但是良好的市场经济运行离不开政府组织，国民福利的保障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因而研究政府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Frey 和 Stutzer[3]认为主观幸福感综合反映了个人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可以用来直接衡量国民福利的高低。因此，政府组织能否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是评判政府组织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
现有的幸福经济学文献主要从政府质量和政府支出两个维度研究政府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Kim和Kim[4]认为政府效率、公正的制度、减少腐败等政府质量的改善能够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对于政府质量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政府质量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然而经济增长如何影响了政府质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现有文献研究却未能达成共识。有些学者研究发现，政府质量只是显著地影响了富国居民主观幸福感，而在穷国则变得不再显著。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富国居民主要追求非物质性需求（例如人权等），而非物质性需求的满足依赖公民权利、民主制度等政府质量维度的改进。但是Helliwell 和 Huang[5]的研究结果恰恰相反，即政府质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只是在穷国显著，对富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他们给出的解释是，政府质量主要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增加居民收入，促使居民对未来收入形成乐观预期等方式增加居民的幸福感。
第二，政府质量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进而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Glaeser 和 Saks[6]研究证实，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低质量的政府将会恶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进而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第三，政府质量通过影响制度信任和社会信任，进而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高水平的制度信任促使居民对未来形成稳定和乐观的预期，低质量的腐败政府则会降低居民对政府的信任，进而影响居民对未来的乐观预期。
第四，政府质量还可能通过影响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而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而且政府质量的高低会显著影响财政支出的分配。已有研究表明，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Hessami[7]研究表明，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会显著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由于政府质量的高低不仅决定其财政支出的结构，而且还决定着财政支出的效率，从而会影响居民幸福感。低质量的政府会减少教育支出与医疗卫生支出，因此会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
关于政府支出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政府支出有利于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Ram[8]使用145个国家的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政府支出水平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Tella[9]分析欧盟11国的政府失业保障支出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政府失业保障支出能显著提升社会平均幸福感。Sergei和 Zhuravskaya[10]对转型国家的研究发现，社会经济转型显著地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还发现公共产品的恶化、公共品供给的数量与质量的下降是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原因。
国内学者利用中国数据对政府质量和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结论。陈刚和李树[11]利用CGSS（2006）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质量显著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还发现相对高收入居民，政府质量对低收入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更显著。在中国背景下，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三类。第一，政府质量显著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进而提升了国民幸福指数；第二，提高政府质量能够显著改善居民收入分配和收入机会不均等现象，而收入机会不均等现象的改善显著增加了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第三，提高政府质量能够显著提高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性支出效率，这显然会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胡洪署和鲁元平[12]利用2005年和2006年CGSS数据分析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加公共支出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公共支出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通过增加农民消费来实现。汤凤林和雷鹏飞[13]利用CGSS（2008）数据对公共支出通过调节收入差距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效果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教育支出显著提升了居民主观幸福感，而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微弱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他们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即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可能不会带来相应服务的增加，政府行为的低效率以及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了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也是衡量政府能否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一个维度。但很少学者从这个维度来研究政府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很难获得衡量公共服务的数据。然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提供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为本文提供了数据支持。本文采用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满意度以及劳动就业服务满意度作为衡量居民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从公共服务这一角度来研究政府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二、模型、数据与变量
1实证模型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Happiness*）为有序离散变量，其赋值为1―5的整数，分别对应调查问卷中被访问者“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与“非常幸福”的回答，因而本文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来分析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假定被解释变量（Happiness*）由下式决定：
Happiness*i=β1MHSi+β2BHSi+β3LESi+X′iγ+εi
其中，Happiness*i为被解释变量，MHSi、BHSi与LESi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代表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与劳动就业服务，β1、β2与β3是其对应的回归系数；X′i表示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矩阵（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γ是其对应的回归系数矩阵；εi代表随机扰动项。
2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CGSS（2013），即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该调查始于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所发起的一项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2013年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第二期（2010―2019年）的第四次年度调查，也是CGSS自2003年开始以来的第10年。调查在全国一共抽取了100个县（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5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其中每个抽中的县（区），随机抽取4个居委会或村委会，而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这5个大城市一共抽取80个居委会，这样在全国一共调查了480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在每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又调查25个家庭，在每个抽取的家庭，随机抽取一人进行访问，最后总样本量约为12 000。
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之后，本文最终得到了3 949个有效微观样本，包含了28个省份，这表明本文的研究样本基本涵盖了全国各个地区。本文使用的CPI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4》，每个省份经济全球化水平是利用该省份进出口总额除以该省份GDP得到的，每个省份基尼系数是根据基尼系数的最初定义计算得到的。
3变量描述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Happiness*）为有序离散变量，其赋值为1―5的整数。分别对应调查问卷中被访问者“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与“非常幸福”的回答。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医疗卫生服务（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基本住房保障服务（Basic Housing Services）与劳动就业服务（Labor and Employment Services）。指标的衡量来自CGSS（2013）调查问卷设计的问题表述：“综合考虑各个方面，您对于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劳动就业服务的总体满意度如何？如果0分代表完全不满意，100分代表完全满意，您给打多少分？”本文用居民满意度打分来代表这三大服务的质量高低，打分越高，说明服务质量越好，同时为了方便解释回归系数，本文将居民满意度分数除以100进行处理，即0代表完全不满意，1代表完全满意。本文还引入了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宗教、学历、政治面貌、是否拥有住房、身体健康状况、户口状况、社会地位、家庭收入、婚姻状况、经济全球化、年度消费者价格指数以及收入差距等。在数据处理方面本文将婚姻状况中的同居、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对于受教育年限变量，本文将没有接受任何教育赋值为0，私塾、扫盲班赋值为1，小学赋值为6，初中赋值为9，普通高中赋值为12，职业高中、中专、技校赋值为13、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正规高等教育）赋值为14，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赋值为15，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赋值为16，研究生及以上赋值为19。对于是否拥有住房变量，本文将“自己所有、配偶所有、子女所有、父母所有、配偶父母所有、子女父母所有”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对于居民身体健康状况，本文将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依次赋值为1―5。社会地位取赋1―10，数值越大表明地位越高，其中1为社会最底层，10为社会最高层。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三、实证分析
1全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利用STATA软件对全样本进行Ordered Probit回归，同时还汇报了各个解释变量取其均值时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边际影响。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回归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在控制变量不变的条件下，核心解释变量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别在10%、5%和5%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三大公共服务都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且三大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能够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如果政府增加三大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那么居民主观幸福感也会显著提升，这和Kotakorpi 和Laamanen[14]的研究一致。详细来说，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285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和“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5%、30%、53%，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30%和58%；如果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284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5%、30%和53%，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30%和58%；如果劳动就业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337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6%、35%和63%，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36%和69%。
控制变量中的年龄、政治面貌、是否拥有住房、健康状况、社会地位、10年前社会地位、预期10年后社会地位、家庭收入、婚姻状况以及通货膨胀率估计结果与已有文献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年龄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U型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先降低，当达到一定年龄后，居民主观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升。如果居民的政治面貌是党员，那么相比其他非党员群众，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会更高，这表明与非党员相比，党员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如找工作时党员身份是能力的象征，公司更倾向于招聘党员学生，因而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与非党员相比，党员主观幸福感会更高。拥有住房居民主观幸福感高于没有住房的居民，而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相比没有住房的居民，拥有住房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131个百分点，边际效果表明，拥有住房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和“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2%、14%和24%，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提升16%和25%。居民身体健康状况也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边际效果表明，如果居民身体状况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198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3%、2%和36%，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20%和40%，这表明拥有健康的身体会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居民的社会地位也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如果居民自评社会地位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125个百分点，边际效果表明，如果居民自评社会地位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2%、13%和23%，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13%和25%。值得注意的是10年前社会地位和预期10年后社会地位也会显著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如表2所示，自评10年前社会地位在10%统计意义上显著影响了当今的主观幸福感，如果对自身10年前社会地位评价越低，表明10年前的处境越差，显然会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预期10年后社会地位在5%统计意义上显著提升了居民主观幸福感，这表明如果居民对未来充满希望，对10年后社会地位评价较高，也会提升居民现在的主观幸福感。家庭收入的提高也会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如果居民家庭收入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087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1%、09%和16%，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09%和17%。与未婚者相比，拥有配偶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更高，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如果拥有配偶，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234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5%、26%和43%，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32%和43%。通货膨胀率上升会显著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边际效果表明，如果物价上升1个百分点，那么居民主观幸福感下降0107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02%、11%和20%，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11%和21%。因此，控制物价水平的上升会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
对于控制变量中的学历、户口、、基尼系数以及经济全球化，本文却得出了新的结论：学历、户口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已有文献估计结果符号相同，但统计意义上不在显著；、基尼系数与经济全球化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已有文献估计结果符号相反，除了经济全球化变量的系数不显著以外，与基尼系数分别在10%和1%统计意义上显著。本文发现户口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相比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更高，由于回归系数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也可能会高于农村居民，如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得到更好的社会保障。基尼系数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关系，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这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能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这一结论似乎不可思议，然而Hirschman[15]认为收入差距能够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原因是收入差距能够给人带来乐观的收入预期。Knight等[16]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与所在县的基尼系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居民主观幸福感与基尼系数正相关，因而他们同样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提高了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从而提升了居民主观幸福感。
2分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前文的分析是将所有的样本放在一起进行的Ordered Probit回归分析，因而得到的结论是公共服务对所有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平均效应。本文按照居民的户口登记状况将全样本分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进一步分析公共服务对不同群体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同时，由于相比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收入更容易受房价、就业影响，而且房价的波动和失业是影响城镇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最重要的动机之一；相比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更关心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支出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了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简而言之，房价的波动和失业是造成城镇居民收入不稳定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医疗卫生服务的不健全是造成农村居民收入不稳定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样本回归结果分别如表3所示。由于控制变量中的年龄、、学历、政治面貌、是否拥有住房、健康状况、社会地位、10年前社会地位、预期10年后社会地位、家庭收入、婚姻状况、通货膨胀率的估计结果和全样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故表3没有汇报这些变量的估计结果。
由表3可知，通过对农村居民样本回归发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回归系数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边际效果表明，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531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12%、61%和91%，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61%和101%，而对城镇居民样本回归则发现医疗卫生服务回归系数虽然为正，却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医疗卫生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农村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农村居民收入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那么可以降低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进而提升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样城镇居民样本中的基本住房保障服务系数和劳动就业服务系数在5%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边际效果表明，如果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411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7%、37%和84%，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4%和88%；如果劳动就业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452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8%、41%和92%，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44%和97%。而农村居民样本中的基本住房保障服务系数和劳动就业服务系数虽然为正，却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房价和失业是城镇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造成城镇居民收入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如果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和劳动就业服务水平的提升，那么可以降低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进而提升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
通过分样本回归还可以发现收入差距（Gini）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在10%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这与Brockmann和Yuan[17]研究结果一致，即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显著降低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边际效果表明，如果收入差距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则会降低0766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增加14%、87%和132%，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89%和145%，而对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边际效果表明，如果收入差距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则会提升182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降低33%、166%和370%，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增加178%和392%。这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显著降低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而对非城镇居民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会给他们带来乐观的收入预期，从而提高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而经济全球化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在5%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边际效果表明，对于居民来说，如果经济全球化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则会降低0228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04%、26%和39%，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26%和43%，而城镇居民的经济全球化系数为正，但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因为经济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面临着社会保障相对不足等不稳定性风险问题，这会降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但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就业是影响城镇居民收入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显然就业机会的增多会提升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幸福经济学的文献研究在最近二十多年里取得了丰硕成果。已有文献研究了微观个体变量（如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水平、户口登记状况等）以及宏观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公共支出、通货膨胀率、收入差距、经济全球化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鲜有文献研究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医疗、住房和就业服务的视角，对政府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文献梳理，使用CGSS（2013）数据定量检验了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按照居民的户口登记状况将全样本分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进一步分析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不同群体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研究发现以下重要结论：第一，公共服务能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存在收入不确定因素时公共服务的边际效果更高。由于现实社会中居民收入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那么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显然会给居民带来更高的福利效应。第二，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它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促增效应依次递增。第三，分样本回归发现，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而提升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以及劳动就业服务水平能显著提升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收入差距降低了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在10%统计意义上显著，然而收入差距却提升了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显著降低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而对城镇居民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会给他们带来乐观的收入预期，从而提升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此外，经济全球化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在5%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而城镇居民的经济全球化系数为正，但统计意义上不显著。
本文研究表明，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水平的提升能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和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各级政府劳动部门应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扩大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居民收入的不确定因素，让居民收入更稳定，这样会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政府应该增加医疗卫生和基本住房保障补助，提升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同时给居民提供更好的就业培训机会，让居民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增加就业机会。对农村居民加大医疗卫生补助，对城镇居民加大基本住房补助。由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显著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因而中央政府应该控制物价水平的提升，降低通货膨胀率以及缩小收入差距。总之，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让广大居民共享经济繁荣的胜利成果，让百姓生活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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