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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孝道文化差异 篇一
[关键词] 孝道 尊老环境 青少年 孝道教育
一、引言
2011年8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的一份报告指出：“我国自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2025年老年人口将达到3亿，2042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30%”。老龄化形势严峻，我国老年人“未富先老”，社会养老还不发达，养老负担加重。目前，我国大多数的家庭结构都是“4+2+1”模式，小孩得到充分甚至过分重视，老人相对地位下降，社会上出现重幼轻老、爱幼嫌老、顺幼逆老，青少年孝道意识淡化甚至丧失，歧视、虐待老人时有发生，“青-老”关系恶化。因此，探讨青少年对老年人态度，重视青少年孝道教育，有利于构建和谐的“青-老”关系，最终形成全社会尊老、敬老、爱老的氛围。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通过发放问卷与访谈等形式，抽取陕西省彪角中学、辽宁下露河学校、四川多悦中学、安徽王直助教中心、陕西山阳中学、甘肃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共75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并对调查所得的数据运用PASW Statistics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三、调查数据与分析
1.社会尊老环境不容乐观
班杜拉认为，“儿童的大部分道德行为都是通过观察学习获得和改变的”。可见，环境对人道德行为的影响。调查中，青少年对自己周围的人(朋友、邻居等)孝顺老年人的情况的评价：非常好为8.6%，比较好为47.3%，一般为38.3%，比较差和非常差占5.8%；对自己父母对待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态度的评价为：非常好为49%，比较好为41.7%，一般为8.6%,比较差为0.8%，青少年对自己父母对老人态度的评价高于周围人；同时，20.1%的人表示自己所在地区政府经常为生活困难老人有帮助和关爱，62.3%表示是“偶尔”，“几乎不”的比例高达17.5%，一些当地政府忽视困难老人，社会整体尊老环境不容乐观。
2.当代青少年养老负担重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80.7%的青少年家中有老人。老人的生活费最主要来源是子女提供的占到59.5%，政府补贴仅占7.4%。数据说明，子女仍然是老人们养老的主要依靠，退休金或政府补贴仍然只是辅助作用。同时，家庭经济收入状况显示：20.2%的家庭月平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1001～2000元的为36.3%，2001～3000元的为22.5%，月均收入在3001元以上的仅为21.0%。数据凸显出中国老人们未富先老，家庭收入和社会保障不发达，老人自己、家庭和社会都还没有足够力量为老年人安享晚年买单。而调查中50.1%的青少年为独生子女，城镇户口中这一比例高达65.9%。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今的家庭普遍为4+2+1结构，当代青少年养老负担十分沉重。
3.青少年对家庭养老方式认同度不高
本次调查显示，33.7%的青少年赞同老人与子女分开居住，不赞同的为66.3%，而赞同把家中老人送到老人院生活的青少年为12.6%，不赞同的为87.4%；而等父母老了后，45.2的人选择了“住在一起，亲自照顾”，选择“分开居住，定期去探望”的比例为5%，选择“把父母送到养老院等机构”的为4.2%。长期以来，以西方电影为主要形式的西方家庭伦理文化的传播，特别是西方人原始的“接力”式，即父母单向抚养对东方“反哺”方式即父子互养文化的冲击，再加上当代人因为工作、学习、婚姻等原因人口流动性大，传统意义上三世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家庭逐渐瓦解，子女与父母分居甚至相隔甚远情况是一种必然趋势。
4.青少年践行孝道不理想，对孝道教育重要性认识不够
“百善孝为先”，传统古籍也多有强调“孝为德之本”的语句。对于青少年进行传统孝道教育，70％的人认为非常重要，25.9％的人认为比较重要，3.6％的人认为一般，0.6%的人认为没必要。数据显示有26.2%的人十分了解与自己关系最亲近老人的生日和兴趣爱好；53.6%的人大概知道；不清楚、没有了解过的比重高达20.2%；86.1%的青少年与老年人相处或交流时使用“敬语”，13.9%的人选择“否”；79.3%的青少年在看到老人需要帮助时，很乐意提供帮助，还有20.2%的人当老人主动请求帮助时才会行动，有0.5%的人会装作没看见；72.5%的青少年从来没去过养老院探望孤寡老人。数据说明青少年对孝道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孝道不理想。
5.对老人问题缺乏理性认识，孝亲法规制度化的意识淡薄
古语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本次调查青少年中36.6%的人认为老人对于社会是财富，4%的人认为是负担，46%的人认为是财富也是负担，选择无所谓和不知道的共有13%。对于不赡养老人的行为，35%的人认为不道德，3.7%的人认为违法，53.9%的人认为不道德又违法，1.4%的人表示支持，6.1%的人表示视情况而定。2011年1月新修订的《老年法》草案“常回家看看立法”和河北魏县推行“德孝治县”引争议等事件说明：国人还没有将孝亲伦理法规制度化的意识。老人曾经为社会建设做出巨大贡献，老人产业也创造着社会财富，但老龄化会减少劳动力，加重社会负担。同时，我国《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都明确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我国老龄化是挑战与机遇并存，需理性看待。
四、对策与建议
1.社会方面
其一，宣传倡导。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网络在全社会宣传倡导孝道，谴责不孝行为，营造尊老氛围。其二，物质保障。政府增加社会养老投资，增设养老设施，增加养老补贴与保障，加大老年人权益保护力度，重视和关心老人。其三，制度保障。制定和完善保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明确子女赡养义务，依法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不赡养老人、欺凌虐待老人等行为，优化尊老环境。
2.学校方面
其一，增加孝道知识学习。在教材内容中增加尊老爱老等孝道内容比重，通过宣传栏、广播、讲座等介绍中国老龄化和传统孝道文化等。其二，创新孝道传播方式，培养学生孝的行为习惯。广泛开展关爱老人，尊敬长辈，讲文明懂礼貌活动，并进行量化考核检查。其三，将奖惩机制引人学生孝道教育。学校给孝顺、帮助老人的同学给予奖励，同时对不孝顺和欺凌老年人的学生，学校进行通报、批评、惩罚、评优限制等。
3.家庭方面
一方面，父母以及所有成年人特别是长辈应该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给妈妈洗脚”的公益广告充分说明，父母是孩子道德教育最好的老师。另一方面，改变子女教育观念，改变那种只注重子女分数忽视子女道德品质的成才观念，严格要求子女尊老爱老，注重子女孝道品质的培养。
4.青少年自身
青少年作为践行孝道的主体，应该主动学习传统孝道的精华，增强孝道意识，培养自己的孝道意识。
参考文献：
[1]李建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R].2011.
中西方孝道文化差异 篇二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日 思维方式比较
文化是生活在一定地域内的人们的思想信念及生活与行为方式的总称。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且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产生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蓝图、方案……一切软件的生产方式，即精神产品的生产方式”。[1]25―26思维方式的差异又是造成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它不仅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民族文化深层次的一部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方面有很多一脉相通之处，可是，两国文化并不完全“同源同种”，在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上显现出差异。因此，只有了解这种差异，才能理解异文化中的“异”，己文化中的“己”，以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
一、从文化体系的特征比较中日思维方式
“长久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具有不同文化的特征，因而也形成不同的思维模式”。[3]思维方式的不同本质上是文化不同的表现。
1、中国文化的稳定性与封闭性
在中国，本土文化是一个超稳定的自成格局、自我完善、自我调节的大系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史，使得中国人很长时间一直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的轴心，并且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一直遍及中国人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根深蒂固。以儒道互补的文化建立在血缘根基基础上，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发展得十分充分和牢固，在此基础上的文明发达得很早。虽经历了各种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但以宗法为纽带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很少变动，尽管历史上也有外来文化的入侵。如佛教的传入等影响很大，但基本上没有动摇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虽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稳定性，但也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封闭性，也必将形成封闭的思维方式：自我封闭、盲目排外、思想保守、僵化。由于这种稳定而强大的文化系统以适应环境，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上，还反映为强调求同，“通而同之”，不主张标新立异；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但倾向于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追求各种非逻辑、非纯思辨、非形式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领悟，而缺少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实用理性，使中国人在认知过程和价值观上保持一种中庸方式：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这些传统文化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而形成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
2、日本文化的流动性与实用性
与中国相比较，日本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必须吸收先进的文化来强化自己。日本的西面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西南方的印度文明也经东南亚传到日本，佛教文化以此为契机得以传播，也就是说，来自亚洲大陆的先进文化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如应神天皇时期的公元285年，中国的《论语》传入日本，后来中国的汉字、法律制度、佛教、禅宗等等文化就像流水一样，由高到低、由东向西缓缓流入；至江户时代，儒教已逐步深入到日本国民的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日本长期传播，尤其对日本人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形成与延续，显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在一种文化继承、传播、移动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涌动的逆流，日本将不符合国情的中国文化，像宦官制度、科举制度、缠足等拒之门外，作为儒教基本法则的“同姓不婚”制度也不接受，而在吸收佛教文化时，却允许僧人娶妻、吃荤等更为宽容的佛教文化。日本文化的流动性与选择性不仅表现在对东方文化的吸收，还表现在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接受。封建社会后期，自1543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便一直连续不断地消化、吸收、选择、创新，形成规模浩大的摄取西方文化浪潮――兰学运动和洋学运动。西方医学、天文学、地理学、航海造船技术等西方科学技术流入日本。1720年以后的100多年又移植了以西方为主要文化内容的有组织、有系统的科学活动。正如日本幕末学者佐久间象山所言：“道德、孝悌、忠信等教诲，应从汉土圣人之膜训；天文、地理、航海、测量、万物之穷理、炮兵之技、商法、医书、器械、制造等，均应以西洋为主，采五大洲之所长”。日本正是善于吸收与选择外来文化，日本人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从东方的礼制转向西方的技术文化。使得各国文化的精髓源源不断地涌向大和民族，处于不断地流动状态。日本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流动的过程中，不断与不同文明相互融合而形成日本式的开放思维方式，有用之时即用时，无用之时可弃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既不盲目崇拜，也不盲目排外，正如西村直次所概括的：“适应性、可动性、选择性、包容性、协调性、创新性以及进取、合作、多产”[4]134―135。这就是岛国属性，也正是日本人的这种流动性与实用性的迅捷，方能在东亚率先迎合时代的潮流，舍弃落后的文明，成功实现近代化。
二、从伦理价值取向比较中日思维方式
生成于中国的儒学伦理进入日本，很快在原有价值体系的不同层面上发生“变异”而内化为日本民族价值体系之中的伦理。因此，中日在伦理价值取向上必然有不小的差异。以“孝”“忠”举例而言。
1、中国的“孝道至上”
孝道是中日两国共同的伦理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中国的孝道文化源源流长，自古就有“百善孝先行”的说法。在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中，则常常把“仁”摆在首位，并以“孝”为核心内容。古训举例：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人”；孟子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孝经》曰：“五行之属三千，而罪大莫于不孝”，“孝，德之本也”，“民之本也”。中国有口皆碑的民族英雄岳飞的“精忠报国”被看成是“岳母刺字”和“谨从母命”的“孝”之动因的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在“亲子”和“义”之间发生冲突时，有过“杀子以全义”的事例，但是在“孝”与“忠”发生冲突时，从未见过“杀父以全忠”的先例，即在中国传统伦理价值取向的天平上，尽管统治阶级极力宣扬“忠”，而人们往往偏重于“孝”，在道德实践中做出“舍忠全孝”的抉择。李密的《陈情表》中陈述：“臣五祖父，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臣区区不能废远“，堪称“孝优于忠”的佐证。
中国自古主流是以孝治理天下，其治理国家的方式也是以孝为理论基础的宗族式政权架构。美国的日本学专家埃德温•赖肖尔曾对此做过精彩的评论：“在中国的儒家体系中，对统治者效忠的观念是重要的，但对于家族的效忠往往超过对统治者的效忠。事实上五种基本的儒家伦理的体系中，三种涉及孝道对家族的效忠。”以此伦理建立的人际关系，更侧重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群体的力量。但使得家庭成员的和谐远比个人与团体、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受到重视，家庭利益远比非血缘群体的利益受到重视，容易产生“裙带关系”，“任人唯贤”等现象，也使得“循规蹈矩”，“安于现状”，缺乏积极进取精神和个人竞争意识，甚至过分强调家族整体利益，把拉“关系”当作自己的处事哲学。
反观“孝”这一儒家伦理，在日本伦理价值体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如“子女对亲长要恭顺、服从亲长老后子女要负抚养义务”等孝道的基本内容。然而，“孝”这一观念，在日本，并不像在中国那样是自身社会形态和文化土壤自发生成的产物，而是从中国文化中引进的“舶来之物”，换言之，“在儒家思想传入日本之前，日本人无‘孝’的观念”。 [5]123―124直到律令时代，日本的皇室为建立巩固中央集权，大力吸收引进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宣扬孝道，规定奖赏孝子，使“孝”的观念得以推广。但是，此“孝”非彼“孝”，日本的“孝”中已掺入了大量的佛教色彩，更多宣扬“恩”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所谓日本人的“家族观念”，与中国重视儿孙满堂和血统延续的家族观念相比，更强调尽忠于主人，更重视家业的兴隆和家系的延续，更重视家业的道义传承。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与刀》中所写到的那样：“孝道在日本就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只有在对天皇的义务冲突时可以废除孝道”。[6]100―101
2、日本的“忠德优先”
与上述“孝道至上”伦理价值取向相异，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忠德优先”伦理价值取向，由于是建立在以天皇崇拜为和兴的神道信仰和“主恩从报”意识基础之上，所以其效忠的对象是非血缘关系的天皇和自己从属的主君，其价值的实现，是在天皇所代表的国家以及武士所属的集团，这种以“忠于天皇”为核心的“忠”的伦理价值取向，对于日本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民族与国家的完整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战后日本人“忠”的伦理价值取向，迅速转移到了个人所属“社会集团”或“企业集团”身上，形成了虽说“为亲族以外的人服务，与亲族以外的人合作”，这是一种基于非血缘之间施恩与报恩意识的道德准则，所以在这种伦理价值取向下，上司代表集团整体利益，给下级以“庇护”，下级对上级以服从为天职，竭尽全力贡献“忠诚”和力量。集团成员之间出于一荣俱荣、一焚俱焚的命运共同体的心理，克制自己，尊重他人、体谅他人，以达同舟共济之目的。日本人就是通过尽忠的这种方式来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可以说，“忠”是日本伦理最高的价值取向。无论“忠”的对象如何变化，“忠”始终体现在唯效忠对象的命令是从，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不管正确与否，绝不改变“忠”心。当效忠对象的生命受到威胁时，竭力保其周全，即使败势已定，也要陪同效忠的对象从容赴死。
可见日本的“忠德优先”是无条件的，而中国的“重孝轻忠”伦理是有条件的，“仁”是“忠”的先决条件。虽然“忠”在中国传统伦理价值取向中，是统治者极力强调的，但只是居于“仁”“孝”之下的道德准则。天子之所以享有帝位，是因为在施“仁”政，文武百官更是如此。父母之所以能得到子孙的孝顺，是因为父母对子孙施以关爱。孔子说：“臣事君以忠”，但前提是“君使臣以礼”。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由此，“仁”已成为检验一切人际关系的试金石。而“忠”始终未成为绝对的道德标准。“在中国儒学中‘仁’被定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德，而在日本，‘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的伦理体系之外”。[7]82―83
三、从自然观念的认知比较中日思维方式
显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日本的传统文化中都追求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尊重大自然，珍视大自然，但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受民族文化地等的影响，中日两国的自然观念各有特色，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
1、中国的“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既包含崇尚自然，反对对自然的干预，追求对自然本性的顺从，又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的适应和遵循，也意味着人的主宰、命定的被动地顺从和崇拜。总体来说，中国人对自然抱有一种敬畏的态度，把自然神圣化。所以古代把自然看作上苍、天命。天子即位时，必得祭祀天地封禅名山，祈求天下太平。先民把自然灾害等自然变化，认为是上天对人的惩罚，必得杀鸡宰羊祭天来祈求风调雨顺，祈求上天的保佑，更多希望人与“上天”的和谐关系；中国人怀着一种友善的态度，把自然道德化。认为大自然尽善尽美，对人类万物有情有义，所以，儒家文化有大自然“仁民爱物”；道家文化“道法自然”，回归自然的境界；佛家文化更讲泛爱众生；中国人赋予大自然更多的理性成分，把自然人格化。孔子的“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就是以一种道德的眼光寻求人与自然内在的精神契合。人们不仅关注天然的花朵草木，而且向大自然的花朵里灌入人类的品格、道德、情操等。这是人与自然在审美过程中的双向流通而形成的中国人特殊的审美定式，中国人对大自然的审美意识带有非常浓厚的道德观念，即“人工美意识”；中国人对自然赋予一种本体的意义，把自然哲学化。“礼”是传统文化的大概念，是人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在祭祀活动中产生，体现着社会的大秩序、大关系、大现象并且又是效法自然界的大秩序、大关系、大现象形成的。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礼”是合天意的，是与大自然和谐的。“仁”就是“道”，道法自然，“道”就是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即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和谐，这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以“天人合一”为依据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中国文化，重整体轻分析，重直觉轻知解，重实用轻理论和疏于逻辑证明与整体建构的特征，显然，不利于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天人合一”自然观的导引下，客观的外在事物，尤其是自然界未能作为独立的认识对象却成为伦理化的自然。
2、日本的人、神、自然一体化
与中国人相比，日本人特别顺应大自然，与大自然特别协调，认为人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正如中村元在《东洋人的思维方法》中指出：“在日本人的思维方法中，最基本的原则是，原封不动的肯定为了生存所处自然环境或者各种客观条件。他们往往把所有的客观现象都视为绝对的东西”。由于日本位于温带季风区域，四周环海，具有温和湿润的气候，所以岛上青山层峦叠翠，众多的湖、溪、河、川点缀其中，四季景观美不胜收。这也使得日本人十分关注大自然的变化，对自然界的一动一静十分敏感，因而形成了人、神、自然一体化的特征，充分体现出日本人“爱草木、喜自然”的自然观。举例而言，日本的建筑非常讲究自然形态，如出云大社、伊势神宫等悠久历史的神社的神殿，几乎不用色彩和装饰，而且仅仅利用直线形白色原木来显示其结构美和自然美；日本的园林也特别讲究自然情趣，如京都的龙安寺，那里有山，有海，有神的世界，有人的世界，有生，有死，是世界本来的象征性表现，也就是微观的大自然；日本姑娘的和服绚丽多彩，日本的秋景很美，于是将美丽的秋天景物染在和服上，从印有菊、樱、梅、牡丹等图案的邹绸到腰带以及木屐上带子都装饰着花鸟草木图案，就连颜色的名字也取自于自然，如樱花色、桃色、棣棠色、葡萄色等洋溢着自然趣味儿；日本的食品种类繁多，其中取名于自然界名称的约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有的以植物取名，有的以自然景观取名等，包括餐具、陶器等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然本身的美。此外，日本人在“水”“茶”“气”等前面加敬语“御”字；在日常会话中，对事物、自然等使用敬语，这些习惯都是对世间万物客观性、神圣性存在的承认；在日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拟声词、拟态词，使日语在发音时，犹如模仿动物的叫声，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使日语具有其他语言所不能比拟的音乐感，这与日语本身的结构有关，更与日本人酷爱自然的天性密不可分。日本文化不仅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感，而且强调自然与神灵一体化。在日本，神社是非常神圣的地方，神社里的神殿，像狐狸、蛇、牛等都是日本神道信仰的先祖神，而且神圣的地方不能没有树木，因为在日本人心目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具有像树木那样巨大的生命力。认为树木本身就是神。佛教的开山鼻祖最澄提出“山川草木悉皆佛”的思想，大大强化了日本原来以人为中心到此以自然为中心的佛教，由此佛教在日本扎深根、生繁叶。后起的宗教也平等趋向。禅宗的开山鼻祖道元，更是认为一切皆是佛，就连一粒米、一滴水都是佛陀的生命，不能随便处理（日本人很节约资源）。即使被人类远离的粪尿，在日本的神话《上古记》（上卷）里，也当作粪神和尿神，排泄物都被神格化。可见，日本简直把人、神、自然的统一发挥到了极致。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文化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只有建立当代的统和观，客观分析思维方式的共性和差异，才能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姜成林 思维方式若干理论研究的新进展――评《中日思维方式演变比较研究》〔J〕管子学刊1999（1）
[2]费孝通先生80寿辰聚会上16字箴言
[3]施惠中日两国语言行动的比较研究〔J〕 2003 （ 2）
[4]金文学 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 〔M〕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第一版
[5]王家晔著《改革与革命性改革》（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
[6]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中译本) 〔M〕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第一版
[7]刘少东 儒学在日本考论―以“忠孝观”为中心 〔J〕 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5）
中西方孝道文化差异 篇三
【关键词】儒学文化；红楼梦诗词
儒教又称孔教或儒教思想，与道教一样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自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教就确立在封建社会千百年的正统思想地位。与佛、道一起，被视为中国三大宗教，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导思想和宗教集大成者。
儒教思想尊孔子为始祖，以其所创立的儒学思想为主干，以“仁”为核心思想，视“礼学”为基石，包括伦理、仁学、中庸之道和教育思想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儒教思想的核心内容。《红楼梦》诗词中儒教思想主要体现在“忠孝思想”和“礼教思想”，相对于这方面文化缺失的西方社会读者，译者就更煞费苦心了。
一、家，国观念
例1：
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第三回）
He wastes his time and his ability，
Failing his country and his family.（Yang）
So shamefully the precious hours he’d waste
That both indoors and out he was disgraced.（Hawkes）
这是一首戏谑贾宝玉的词。原文中“国”与“家”，杨分别译成“county”和“family”，霍则用“indoors and out”一笔带过。这就体现出中西方文化对国、家态度的差异。
儒教思想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和“朋友”五种，也就是五伦。其中，君臣关系被视为最重要的关系。故古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即臣民对君王的绝对服从。在儒教教育思想中，强调对君王忠诚，做国家栋梁之材的古训。直到现代，教育仍旧强调要做对国家社稷、对民族发展有用的栋梁之才。而西方社会的教育制度则完全不同，他们强调自我的发展，认为国家应当为个人的发展提供帮助、创造条件。国家应当为你个人服务。由于缺乏原语文化的价值观，西方读者很难领会到中华民族强调的对国忠的内涵。
二、孝道
例2：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第一回）
Although fond parents are legion，
Who ever saw a really filial son？（Yang）
Yet though of parents fond there is no lack，
Of grateful children saw I ne’ver a one.（Hawkes）
“孝顺”是一项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在儒教思想所包括的伦理思想中，孔子宣扬忠孝观，提倡父慈子孝，特别注重子孝。他教育人们要对自己的父母长辈孝顺，孝养、孝敬和孝承。并且认为孝道是指儿女对父母之爱的回报，要懂得赡养父母学会反哺。故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百善孝为先”的思想。但是，西方文化中，不论是父母还是子女都是相当注重自我的独立，他们以注重个人发展和权利的个人主义为原则。所以，在西方社会当中，“孝顺”就没有中华民族中这样强烈，他们强调个人，而非家族和集体，所以西方世界里集体主义被个人主义所替代。因而，杨用“filial”直译“孝顺”，而霍则因为“孝道”文化在西方世界的空白，所以才选用了“grateful”仅指代后代的善。
三、女性地位
例3：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第五回）
So talented and high-minded，
She is born too late for luck to come her way.（Yang）
Blessed with a shrewd mind and noble heart，
Yet born in time of twilight and decay.（Hawkes）
奴去也，莫牵挂。（第五回）
Don’t worry about your unworthy daughter.（Yang）
Now I am gone，oh do not weep for me！（Hawkes）
这两句前句是贾探春的判词，后者是她远嫁时的悲啼。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所以女子的精明对她们本身并不是一件好事。在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纲常思想影响下，人们认为女子谦卑和顺从才是她们应有的形象。大部分古代女子没有和男子同等读书识字的权利，更没有和男子一样表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能力的机会。此处的“精明”指的是探春满腹才干有主见，与“强悍”的程度有很大差别。杨用的是“talented”表明她的心气高志向远大，霍译成“a shrewd mind”有点程度过头。
“奴”是古代女子的谦称，体现自贬和低微的社会身份。杨用“unworthy daughter”恰到好处地将这一儒教内涵给体现出来。而霍直接用“I”一词，熟知西方文化的人应当都知晓，西方人是格外注重自我的。中国的“奴”用“I”替换，其中所包含谦卑以及儒教所包含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就丧失殆尽，自然目的语读者也就无法体会到其中蕴含的中国儒学思想了。
例4：
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第五回）
Her heart is loftier than the sky，
But her person is of low degree.（Yang）
A noble and aspiring mind，
In a base-born frame confined.（Hawkes）
这是金陵十二钗中晴雯的判词。她只是贾府的一个身份低贱的丫鬟，可是却有着不同于一般女子的心气。在男尊女卑思想盛行的封建社会，女子地位卑微没有任何权利和自由可言，被视为男子的附件。原文中的“比天高”实质上是一个隐喻的用法，指晴雯不同于其他女子的顺从，她敢和主子贾宝玉斗嘴，敢生气，这都是普通女子所不敢的。不同于袭人的那种社会所赞赏的顺从和谦卑，她敢想敢说敢做心气高。实际上这是对封建礼教思想的反抗。若采取完全字对字的僵硬译，对于目的语读者而言就无法体会出晴雯作为一个丫鬟做遭受到的礼教压迫和最终悲惨的命运了。
四、结语
中国古代诗词本身就有着不少民族特性的文化因素。《红楼梦》中这类蕴含有儒教文化色彩的诗词更是让英译难上加难。通过对比杨宪益夫妇与霍克斯的版本，不难看出由于中西方主流文化的差异和译者所处的民族背景迥异，而导致了对汉语文化特色词的不同处理。杨宪益夫妇在处理传统儒教文化思想时紧贴原语文化，采用直译的方式力求尽可能传达原文的内涵和意象。但是霍克斯却采取用西方思想替换中国儒教文化的方式，主要用同化翻译使译文更加能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
参考文献
[1] David Hawekes.The Story of the Stone[M].London：Penguin Group，1973.
[2] 白靖宇。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3] 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5] 党争胜。《红楼梦》英译艺术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 王宏印。《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对比研究[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中西方孝道文化差异 篇四
花木兰是中华民族流传下来的典型的尽忠尽孝的人物，无论是迪士尼拍摄的《花木兰》还是中国拍摄的《花木兰》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二者虽然都是取材于同一个故事，但是在对内容的改编以及设计上却存在鲜明的差异。这也反映出中西方文化所表现出的不同的英雄价值观。
(一)英雄观差异
1．个人英雄主义。迪士尼所塑造的花木兰形象大大的颠覆了中国传统认知上的女子，她不再受到中国传统礼教的约束，也缩减了木兰“替父从军”所表现出的中国文化对“孝”的重视。而是侧重于木兰自我价值的实现，将这一过程更多地表现为木兰自我的梦想，西方塑造的花木兰是一个个性爽直、独立、有主见、有毅力的西方现代女性的形象，她独立奔赴战场想为国家出一份力，想要学男儿一样为国争光，想要获得和男子一样的权利。当她的女子身份暴露的时候她没有胆怯，也没有就此离去，而是选择为了自己而努力，而了自己去争取最后的机会，勇敢地说出“也许并不是为了爹爹，也许是为了自己”。在这里木兰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追求，并且获得了实现这个梦想的权利。为了驱逐匈奴，为了保卫家园，她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和男子一样的骑马射箭，和男子一样的磨炼打斗，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志愿，打败了匈奴并且和心爱的李翔共结连理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在这个故事叙述和设计过程中我们可以处处的看到电影的西方主义英雄观，一个普通人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将国家和人民拯救于水深火热之中。
2．民族英雄主义。由中国导演马楚成所拍摄的《花木兰》则将花木兰的“忠”和“孝”集中的进行了表现和高度的进行了赞扬，花木兰是不忍年迈的父亲去参战，是因为孝顺才有了替父从军的。这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孝道的提倡和奉行，此外电影中对于民族主义精神的体现尤为的重要，处处彰显着中华儿女为了民族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的五四精神。在她男扮女装的过程中，和皇子文泰发生了感情，但是当她得知文泰的死讯的时候虽然痛心，但是更多的是想到的是她的士兵需要她，国家也需要她。为了民族大义她不顾自己的疼痛坚定的去对抗匈奴，驱逐敌人。在许多的台词设计上也处处彰显着花木兰这个角色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国家而活。当她被大将军臧质陷害的时候，被逼迫的弹尽粮绝的时候，她高呼的是“士兵可以叛我，将军可以弃我，但我花木兰绝不背叛国家！”。即使到了最后为了两国的百姓，停止战争，两国交好，木兰为了这份长久的和平放弃了皇子文泰，让其与匈奴公主结婚。种种表现都显示出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精神截然相反的民族主义精神，为了国家的随时可以牺牲掉自己的利益。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国人一向重视人伦道德，所以在电影叙述上一般比较的沉默和严肃，侧重于说教，而好莱坞电影则重于平等和自由，让观众自己去体会和思考。在好莱坞所拍摄的《花木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趣味性和严肃性的结合，更多的愉悦。在这个以中国故事为基础的西方电影中导演创作性的加入了若干个美国式的细节和趣味点，例如动画片主要是为了给小孩子看的，为了增加影片的趣味性，更加贴近小孩子的视角和喜爱点，影片中加入了一条叫作木须龙的小动物，它的可爱和调皮不仅帮助了木兰完成任务，也活跃了整个电影的氛围。并且在人物的塑造上更加贴近于现实的生活，木兰不再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神，她也是一个普通人，也会犯错，也有缺点。而中国所拍摄的《花木兰》则是刻画了这样一个“高大全“的形象，将花木兰表现的那样完美，那样无私。并且影片侧重于还原当时的历史事件，氛围比较的沉重，也侧重于说教，而不被小孩子所喜爱。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铸就了不同的艺术成就。
二、爱情观差异———《喜宴》
《喜宴》是李安导演在1993年所拍摄的，李安导演作为一个中国人，接受的是正统的中国思想，但是他却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对西方的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解读。所以在他的电影中往往蕴含着两种文化，它们之间相互撞击和相互融合，有着决然的差异性，但是组合起来也堪称完美。在电影《喜宴》中讲述的是同侣之间的故事，在电影中也表现出不同的中西方文化。在电影的一开始就介绍了旅美华人伟同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和他的同人西门过着幸福而快乐的生活，他们爱的痴缠，全然不顾旁人的眼光和看法，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可以在外人面前亲密的接吻和拥抱，也可以看到别人对他们的鄙视和恐惧，但是却不会有人来制止他们的行为。表现出在西方文化世界里对于人的自由的一种尊重，同志群体在外国人眼中虽然没有太高的地位，但是也不会有人去禁止。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就大大的不同，作为同志，是没有人敢光天化日在大街上进行接吻的。其文化差异还表现在婚姻价值观上，中国的父母是最操心子女婚事的，正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伟同的父母对于他的婚事是非常操心的，以至于到美国来督促儿子。而伟同为了应付父母也决定找一个女人结婚，他选择了和威威进行假结婚，着也得到了西门的同意。在结婚这点上中西方又存在着鲜明的差别，在西方人看到结婚是浪漫的，是两个年轻人的事情，而中国人则认为结婚是一件相对比较传统的事情，除了必需的结婚证，还需要摆宴席，邀请亲朋好友共同祝福等等。而当伟同和威威结婚以后威威居然怀孕了，这让西门非常的生气，这也是中西方文化爱情观的重大区别，在西门看来既然你已经是自己的爱人就不能和除了自己的第二个人发生关系，这是不尊重和不道德的行为，而在伟同看来，只要自己的心属于心爱的人就可以了。对于西方这种坚贞的爱情观在好莱坞很多影片中都有表达过，无论是《简爱》还是《红与黑》都极度谴责那种背叛自己爱人的行径，崇尚爱情的纯洁和美好。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男人甚至可以“三妻四妾”，虽然随着人们思想的进步与发展，这种思想逐步地被废除，但是中国男人骨子里仍然保留着这种思想。也许正是由于不同文化熏陶所建立起来的思想影响到了人们的爱情观
三、道德观的差异———《一声叹息》和《廊桥遗梦》
道德观念也就是人们生活在社会生活这个大集体中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履行的责任，中国对于道德的研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人也素来恪守和宣扬人们要遵守基本的道德观。在中国古代这种道德观的建立标下在对内心的净化和信念的建立等基础之上，道家和儒家所提倡的德育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观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无论是“孝”还是“忠”、“信”、“信”、“义”都得到了良好的展现。儒家对于道德观的发扬从根本上来说是注重对于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而对于西方来说，对道德的表现相对比较抽象，无论是对人进行抽象化的定义，用理性作为道德的基础，还是利用上帝来作为道德的目标，都是佐证。正是这种基础和观点的不同，也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对于中国所拍摄的《一声叹息》所表现出的对于婚外情的看法，就渗透了中国传统的伦理精神，虽然影片并没有对这一行为进行批判或者是谴责，但是影片拍摄的视角在告诉观众这种行为只会累人累己。《一声叹息》中强调了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虽然两个人之间的婚姻是没有爱情基础的，但是仍然应该恪守婚姻的基本道德，爱情并不是婚姻的全部，婚姻的长久是靠亲情去维护的等等观点，都让人看到了中国式家庭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整个影片都在向世人告诫婚外恋的可怕性和错误性，一旦沾上婚外恋不仅会家庭破碎，也会麻烦不断。而西方人则崇尚自我，在好莱坞电影《廊桥遗梦》中将这一婚外恋写的如痴如醉，只是一对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的苦命鸳鸯，不再有道德的约束和世人的谴责，将二人的爱情构成了一幅凄美的爱情故事，让人怜惜，让人向往，使得《廊桥遗梦》带有西方古典浪漫主义的悲剧色彩。使得电影《廊桥遗梦》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因为爱情的美好反而让观众忽视了对家庭的忠贞和道德，更宽广的赋予了人们追求自我和追求爱情的权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已婚男女短暂的共同生活成为一种可能。使得西方男女自由恋爱更加的开放和自由，对人性的领悟也更加的深刻。虽然两部婚外恋的结局都是主人公回归到了原有的家庭，但是二者的氛围和对世人的启示是完全不一样的。
四、结语
中西方孝道文化差异 篇五
关键词：英汉谚语；文化差异；语言对比；
一、引言
谚语是经过长期使用而提炼出来的固定语句，是人类生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谚语作为“民族文化之明镜”，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带有强烈的民族特征和浓厚的民族特色，反映了一个民族特定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生活背景以及风俗习惯、物产风貌和自然环境等方面的特征，表达了一个民族对世态、生存方面的哲理性思考和待人处事方面的睿智，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广泛的通俗性和生动的口语化等特点。它语言洗练优美，教诲意义深刻，代表民族精神，体现国家文明。作为一种语言形式，谚语与文化密切相关，它折射出文化所涵盖的历史，世界观以及语言功能等等。中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汉语里有丰富的谚语，英语也是如此。本文将从历史渊源、文化差异和语言特征三方面进行中西方谚语对比研究。旨在丰富知识，扩大视野，提高人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对人类语言共性的认识。
二、中英谚语不同的历史渊源
（一）来源不同
是人们精神活动的一个方面，对民族文化有一定的影响。西方谚语有许多受基督教的影响，反映了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如“Give everyone his due.”（一视同仁）。该谚语反映了基督教“人人平等”的教义。在基督教中，上帝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神，是世间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的缔造者和主宰。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相关的谚语如下：
（1）God is where he was.（上帝无所不在。）
（2）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
（3）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汉语中的谚语则受到“儒”“道”“佛”三教的影响。如“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儒家的思想；“饶人不是痴，过后讨便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道家的思想。佛教起源于印度，汉唐期间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全国各地的寺庙、道观比比皆是，因此相关的谚语俯拾皆是。如：“不看僧面看佛面”“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临时抱佛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儒家思想根深蒂固。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帝王，为了巩固统治，利用儒家的天命观，自称为天子；又利用儒家的礼仪和三纲五常，形成一套尊卑有别、上下有序的等级，每个人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不能越位。如“小鬼斗不过阎王”“胳膊扭不过大腿”“官大一级压死人”“宰相家人七品官”。地域不同，自然景观各有其特点，不同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使得中西方谚语存在明显差异。英国是个岛国，四面环海，人们在长期的渔业中，创造出大量的英语谚语。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体验和观察。例如：
（4）Who will not be ruled by the rudder must be ruled by the rock.（船离舵，要闯祸。）
（5）A smooth sea never made a skillful mariner. （平静的大海练不出好的水手。）
（6）It is hard sailing where there is no wind.（无风难使帆。）
（7）Living without an aim is like sailing without a compass.（生活没有目的就像航海没有罗盘。）
（8）There’s as good fish in the sea as ever come out of it. （有了大海，不怕没鱼。）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人与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多离不开内陆山水。因此，汉语中有许多与河流、土地和农业有关的谚语。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长江后浪推前浪”“七十二行，庄稼人头一行”“仰面求天，不如扑面求土”。“远亲不如近邻”则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总结。中国人用“竹子”来形容坚强、高风亮节的性格，并用“雨后春笋”来形容“事物的迅速发展和大量涌现”。而英国蘑菇比较多，所以英语用“just like mushrooms”（犹如蘑菇一样）来表达同样的意思。
（二）历史典故和寓言差异
英汉谚语来源于不同的历史典故，英语中许多谚语都来自《圣经》和古希腊罗马神话，例如来自《圣经》的谚语：
（9）When Greek meets Greek，and then was the tug-of-war.（两雄相争，必有激战）
（10）When in Rome，do as Romans do.（入乡随俗）
（11）Under one’s vine and fig tree.（比喻安居乐业。）
（12）Let the dead bury their dead（比喻割舍旧情，抛弃往事。）
（13）Let us eat and drink，for to morrow we shall die（人生短暂，及时行乐。）
此外，西方谚语中有许多出自典章及名人的作品，如：“Never say die”出自英国小说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在中国典籍中，谚语多半出现在诗书、传说、诸子论著中，这些谚语具有很强的警策和教育意义。如“白天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从苦寒来”“当家才知盐米贵，出门才晓路难行”“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三、谚语背后隐藏的文化差异
文化是在一定的环境中滋生出来的。不同的文化必然反映了不同的民族特色。谚语的差异就很好地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一）风俗习惯的差异
习俗差异是中英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龙”在中国人民心中有着崇高的位置，是权贵、尊荣的象征。它威力无穷，变化无穷。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被称为“龙的传人”。有关龙的谚语大多含有褒义，而龙在国外语言中，含有贬义，指凶暴的、严厉的人。如“dragon’s teeth”：相互争斗的根源。“the old Dragon”：魔鬼。最典型的差异表现莫过于对“狗”的态度。在汉语中，狗是一种卑微的动物，与狗有关的谚语大部分有贬义，如“狐朋狗友”“狗急跳墙”等。而在英语国家，狗被认为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因此与狗有关的谚语大部分有褒义。如“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every dog has his day.”（人皆有出头之日）等。
（二）价值取向的差异
1.人和自然关系取向
西方对待宇宙传统的观点是“天人相分”，认为人和自然是一对对立的实体。人和自然的对立中，人占主动，处于支配和改造自然的地位。因此，人们突出人与自然的抗争，不断地应对自然的挑战，努力支配、改造自然。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人事必须顺应天意，要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顺应天理，方能国泰民安。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人道必须顺应天道，人只能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汉语中有许多谚语通过自然来关照社会，启迪人生。“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兮旦福”“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说明自然规律和人事规律是相对应而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2.时间取向
时间观念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民族的宇宙观和思维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克拉克洪的研究，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时间取向。在过去的时间取向文化中，人们尊重历史和传统，在现在时间取向文化中，人们强调此时此刻，在未来时间取向文化中，人们规划和掌控未来。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儒道两家的教义贯穿始终，都主张回归自然，回归过去。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人极其重要，在时间上就表现为过去取向。西方人则把“跟上时代“和“关注未来”作为行动的指南，采取未来时间取向。因为西方人认为，回归过去如同走向“原罪” 。
3.行为取向
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海洋文化。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西方人热衷冒险，敢于挑战的性格。“拼搏、进取”是他们精神的动力。人们相信只有不断努力，快速行动，追求效率，并获得成功，才是被推崇的品质。“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行动比语言更响亮。）“The shortest answer is doing”（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干。）
几千年来，中国道家哲学最主要的思想就是崇尚自然，倡导无为。人们力图“无为而有为”，无为是“自然”的延伸。一切人为的东西都不自然，要“自然”就必须“无为”。为人处事也应该顺应自然。办任何事情都不可凭主观欲望胡作非为。当然，“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做，不是坐以待毙，而是顺应自然的、更大程度、更高境界的有为。顺自然而为，即为“无为”，即循道而为。
（三）道德观念差异
1.孝道问题
孝道即孝顺父母之道。在西方道德中，虽然也要求儿女尊敬父母，但不强调对父母言听计从，子女都有自己的人格，更没有把“无后”看作不孝的罪行。有些谚语甚至表达了相反的观念。如：“Children suck mother when they are young，and father when they are old.”（孩子小时吃母亲的奶，老了享受父亲的财。）“Children are not to be blamed for the faults of their parents.”（不能因父母之过使孩子受到责怪。）
在中国古训中，孝顺父母是儿女应尽的义务，包括听父母的话，尊敬、赡养父母及在身边侍侯父母等等。汉语中有许多相关谚语。如：“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千里烧香，不如在家敬爹娘”“父母教，该敬听；父母责，该顺承。”
2.妇女问题
西方国家妇女地位不像中国封建国家那样低下，反映在语言上，就有以下谚语：
（14）He that would thrive must ask his wife.（谁想发迹，就请教妻子。）
（15）He，who does not honor his wife， dishonors himself.（不尊重妻子的人就是不尊重自己。）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女子受到更多的压迫。她们不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而且地位低下，不能与男子一起受教育，更不能出入社交场合。很多谚语反映了对女子的歧视：“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女人头发长，见识短”“臣为君死，妻为夫亡”。
3.对待面子和名誉的态度
西方的传统道德观念认为，名誉很重要，人应该检点自己的行为。但只要自己不危害社会和他人，不违犯法律，他人如何评价自己并不重要。如：
（16）Sticks and stones may break my bones， but words will never hurt me.（棍棒石头可能打断我的骨头，但话语绝不会伤害我。）
中国人非常看重面子，名誉常与道德联系在一起。一个有道德的人就会有好名声，通常也就有好面子。但是有道德的也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失掉面子。如朋友突然造访时你的衣冠不整，这有损你的面子，但无损你的道德。中国人在传统道德观念影响下，既重视名誉，也重视面子。相关的谚语有：“人有脸，树有皮，没脸没皮没出息”“死要面子活受罪”“只要面子，不要夹里。”
四、英汉谚语外显语言特征差异
谚语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是因为谚语蕴涵着丰富的内容，语言通俗易懂，语音和谐。下文通过英汉谚语中的句法结构、语音特点等表现手段展现英汉谚语的语言风格。
（一）句法结构
1.简单句和复合句
谚语是语言中作为词汇单位的固定句子。由于谚语是词汇单位，又要易于记诵，所以句子力求简短。在英语中，谚语多数为简单句，用来说明一个主题，反映人们对该事物的各种价值观。以“爱情”这一主题为例。
（17）Lover should not be all one side.（爱情不是一厢情愿的。）
（18）Love will find out the way.（爱情自会找到出路。）
（19）Love and cough cannot be hid.（爱情与咳嗽一样不能隐藏。）
上面列举的这些英语谚语都是用简单句表示爱情观，使爱情变成活生生的，具体可感的一种感情。英语中除了用简单句谚语反映爱情经验之外，也有少量的复合句谚语。
而汉语的情况正好相反。汉语中虽然也有很多反映爱情经验的谚语，但由于表现爱情观时常采用陪衬，复合句谚语就比简单句谚语多了。例如：
（20）鲜花终究会凋谢，唯有爱情永久存。
（21）甘蔗越吃越甜，爱情越长越深。
在英汉谚语中，有时所表达的内容相同，但所用句式不同，英语表达一般直截了当。汉语则隐隐遮遮，通过陪衬对应。例如：
（22）Love is a sweet torment.（爱情是甜蜜的痛苦）。
（23） Love is free.（爱情是自由的。）
（24）爱情不是强扭的，幸福不是天赐的。
（25）爱情在市场上找不到，爱人在店里买不到。
从关于爱情谚语的比较中，大致可以看出，汉语谚语多用复合句，在形式上多用排比，对偶。在内容上衬托、呼应。而英语谚语较多用简单句直指要害，一针见血。
（二）中西谚语的押韵差异
1.汉语谚语的押韵和英语谚语的尾韵
英汉谚语都讲究押韵，但两者有些细微的差异。请看下边的英语谚语：
（26）Well begun half done（良好的开端，成功的一半）
（27）First thrive and then wives.（先立业，后成家）
（28）A hedge between keeps friendship green. （君子之交淡如水）
（29） East or west， home is best.（在家千日好， 出门时时难）。
上述谚语，有的是两个短语，有的是一个句子。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在每条谚语朗读起来该停顿地方的两个词，都有相同的尾音，或者以相同的元音结尾，或者以相同的元音加上相同的辅音结尾。由于同音重复出现在谚语中两个停顿地方的末尾，英语中便把这种押韵叫作“押尾韵”。通过同音的重复，读起来就能够前呼后应、一唱一和、音韵铿锵、节奏明快。
汉语谚语在朗读起来该停顿的几个地方出现同音重复，这种现象叫押韵。如：“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人勤地生宝，人懒地生草”，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些谚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每条谚语朗读起来该停顿地方的那两字，都有着相同的韵母。如“天”和“边”都有相同的韵母，“麻”和“瓜”都有相同的韵母“a”，“宝”和“草”都有相同的韵母“ao”，而“深”和“针”都有相同的韵母“en”。这些汉语谚语通过压韵而富于声韵美和节奏感，人们在得到哲理性启发的同时，也得到了美的感受。
2.汉语谚语的复辞和英语谚语的头韵
在英语谚语中，要说明两个词的关系，就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押韵：“Look before you leap.”（三思而后行）。同音的重复，不像“尾韵”那样出现在停顿地方两个词的末尾，而是出现在谚语中两个关键词的开头。因此英语中称之为“头韵”。“头韵”同样使英语谚语产生了声韵美，增强了节奏感，因而使重点更突出，结构更加紧凑。
在汉语谚语中，如果要说明几个词的关系往往在这几个词的开头使用同音重复，这种现象在汉语中叫作复辞。如“换汤不换药”“救兵如救火”。这两条谚语通过几个关系词开头同音重复，一呼一应，一纵一收，十分顺口。
五、结语
谚语是一个民族智慧和经验的结晶，通过对中西谚语历史渊源、文化差异和语言特征的对比，可以看到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中西谚语异彩纷呈，各具自己的民族特色。中西方的谚语有着很多的差异，这些差异不能说谁优谁劣。在当今世界，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能丢掉或摆脱自己的传统文化。为了更加便利地进行跨文化交流与沟通，我们必须深入了解汉英谚语差异，去做更多的研究与探讨工作。
参考文献：
[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2.
[2]季成家。中国谚语选[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3]李家成。论师生交往的个体生命价值[J].集美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3，（3）：7～9.
[4]罗圣豪。论汉语谚语[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1）：15～17.
[5]叶澜。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6]张履祥。试论汉语谚语词典的编纂[J].辞书研究，1989，
（3）：19～22.
[7]赵仲邑。文心雕龙集注[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
[8]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9]朱小蔓。关于教师创造性的再认识[J].中国教育学刊，2001，
中西方孝道文化差异 篇六
摘 要 基于对孔子与柏拉图相关文本的解读，本文拟以秩序为切入点，综合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层次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孔子与柏拉图中西方两位先哲的秩序观进行梳理和比较研究，以期从文明发轫期窥探和挖掘出中西秩序理念的分歧。
关键词 孔子 柏拉图 秩序
作者简介：周丽娜，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1级国际政治研究生；李理，77616部队68分队。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5-001-02
基于彼时华夏地区与古希腊特定的地理经济形态、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形态等基本要素，本文拟对孔子与柏拉图的秩序观进行差异性比较，以期较为系统清晰地展现出文明发端时中西文化差异的某些印迹。
一、大陆农耕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中西方不同的文明形态
长期以来，华夏地区与古希腊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分别形成了农耕与商业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并呈现出不同的文明形式——大陆农耕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
可以说，彼时中西方特定的地理经济形态及文化特性直接影响了孔子与柏拉图对其理想社会秩序的构建。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而孔子与柏拉图恰如其中的“仁者”与“知者”，在不同的地理经济背景下，各自设计出了不同的秩序模式，预示着今后中西思想文化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二、家庭性与理性：孔子与柏拉图秩序观的逻辑起点
孔子与柏拉图对人性的假设不同，分别侧重于人性“家庭性”与“理性”两个不同方面。
孔子的理想秩序观以“家庭性”为逻辑起点。孔子视血亲伦理为人与生俱来的最重要情感，为人性之本，故尤为注重人的家庭属性，往往把人首先置于一家之中予以考虑。正如赵汀阳所述“传统中国意义上，‘人性’和‘家庭性’便在理想条件下是被认为是一致的。就儒家思想传统而言，家庭性几乎构成了对人性的完全充分论证。”由于孝、悌为家庭伦理的核心内容，孔子亦把孝悌视为个人修养之根本，并主张予以推而广之，“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只有这样才会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犹一家的“大同”境界。故孔子是以“家”来理解社会、国家、乃至天下，认为只有良好的伦理修养，和睦的家庭关系，国家才会安定有序，天下才会太平。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以人性的理性假设作为逻辑起点。柏拉图重理性，认为宇宙、国家、个人皆天然被赋予了理性，“理想国”即是基于灵魂三分（理智、激情、欲望）及其理性假设而层层构建起来的。柏拉图认为，个人的灵魂只有“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时，人的心灵才会实现理性和谐；城邦中三个阶层的公民只有“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且“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这样城邦才会实现正义和理性之治；希腊世界亦是如此，唯有良好国家约制恶劣国家，希腊世界才会实现理性和谐。因而，可以说是理性支撑起了柏拉图理性世界的大厦。
从中西方政治发展的脉络来看，“家庭性”与“理性”可谓中西思想文化的基底，左右着中西方政治、秩序、及文化的走向。西周以来，中国政治越来越走向与伦理相结合的道路，伦理政治成为古代中国的主要特色；相较，西方自古希腊即注重节制与理性，轻伦理，而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则标志着西方伦理与政治的彻底分离，现实政治则成为其主要特色。而这种趋向从孔子与柏拉图秩序观的逻辑起点就可见一斑。
三、修仁循礼与分工/法律：孔子与柏拉图维系秩序运行的方式
中西方孝道文化差异 篇七
[关键词] 传统文化； 文化冲突； 文化融合；嬗变
谭恩美是美国华裔文学界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一改以往父亲的形象，父亲的声音被放置在非正面场合，用母亲的叙述为线索，通过母亲的人生经验帮助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女儿摆脱困境，这一新的视角引起了美国主流文化的瞩目，让许多海外华人作家激动不已。经她的作品《喜福会》改编的电影讲述了四位母亲教导自己在美国成长的女儿，其中发生了许多母女间的矛盾冲突，最后母女又在欢笑中走向了和解，展示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但是“在这个远离亲人和家乡的地方，她们(移民)依然无法改掉身上的中国味，处处留有中国的烙印。”(芦海英，84)在这里，笔者想通过影片中人物的悲喜离合，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变迁，由统治一切的单一意义的孝文化发展成为具有包容性的文化，从中透视出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孝顺的权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仁”是儒家文化的中心观念，所谓仁就是个人对他人、对群体的责任与义务。在家族范围内，仁中的二人对立关系包含夫妇以及子女与家长，这里，笔者将仁理解为孝顺，即一种听从。人只有听从家族，对家族尽责任和义务才能实现自身。当君小时候不愿意被逼着练习钢琴的时候，她的母亲素媛就说：“女儿只有两种，孝顺的或不孝顺的，只有孝顺的才能住在这房里。”这句话对于接受美国教育的孩子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因为长期以来，西方文化都是以个体自由为重点，“即从个体自由的角度来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的精神”(博修延，38),而中国传统文化常重群体，在仁中的二人对立关系中，“实际上是由家长统治的‘家’去定义个人”( 博修延，135)。
孝顺成了家族统治、定义个人的权力话语，压抑人的内心世界，正如被卖到黄太太家做孙媳的林多所言：“丈夫是控制我整个命运的，决定我一生悲喜的”。她到黄家遵守着三从四德，孝顺黄太太，为黄太太熬汤，最终还是因没有为黄太太生下个孙子而遭毒打。家族内，婆婆和儿媳二者就是处于等级对立关系，婆婆身上体现出传统封建文化的家庭伦理观念，总是用旧的观念去衡量儿媳妇，儿媳只有生儿育女才算尽了孝道，在家庭里有一席之地，婆媳之间的矛盾冲突往往源自于这种陈旧的道德约束。
传统的道德观念不仅反映在婆媳之间，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当社会从母权制转为父权制之后，男人就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统治着家族，男女处于不平等地位。在“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中，女性处于被忽视、被抑止的他者地位，权力意识被淡化。《喜福会》中，安美的母亲成了吴清的四姨太之后，也没有得到被认可的地位，生下的儿子被二姨太抢走，最终没有逃脱自杀报复的命运。莺莺嫁给了一个浪荡公子，即使很好地服侍丈夫，但丈夫却仍在外面另养女人，且时常不回家，当丈夫偶尔回来的时候，自己还被辱骂成。莺莺的生活空间正像张爱玲在作品中描绘的女性世界，孤独的、苍凉的，女性始终都被捆绑在压抑的家庭里，她们共同的命运就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在这种文化语境中，女性成了失语而温顺的奴隶。
“在中国文化系统内，孝道被视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忠君、敬上、尊上等等，都是孝道的延伸。”(刘忠孝，216)女性在这种传统孝顺文化下成长，完全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安美在回忆自己母亲的人生经历的时候，感叹到：母亲只有到死才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安美的母亲曾经遭到有权势的人，其父母不知根源，认为是女儿不孝，丢尽祖宗的脸面，将女儿逐出家门，但是在母亲弥留之际，女儿还是回来了，回来尽自己的孝道，根据古老的药方，如果孝顺的女儿肯割肉熬汤给母亲喝，母亲就会痊愈。其实这一仪式并不一定能救活母亲，而是证明女儿的孝道，能为母亲做出牺牲。安美也是从小接受中国式的教养长大，从小被教导孝顺、服从，默默地忍耐，没有发现真正的自我，不懂自己的价值。安美是在自己的女儿婚姻受挫的时候讲述自己母亲的故事，目的就是要唤起女儿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她和母亲的关系就像阶梯，一阶一阶的，或上或下，永远重复着同样的宿命，不能这样”,“不能这样”的含义就是结束人性受到压抑的局面，实现心灵自由。
二、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冲突
影片的开头就为我们讲述了一位老太太曾经在上海的菜市上买了一只天鹅，这只类似于丑小鸭的天鹅伸长脖子，企图变成了一只真正的天鹅，最后它成功了。正如天鹅的羽毛，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希冀，这位移民母亲开设喜福会，在教堂认识的中国朋友相聚在此，分享着难以用英语表达的来自于中国的辛酸经历。影片中相聚在此的四位移民母亲不仅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而且还有共同的希冀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恒定的、单一的，这一点在移民母亲的人生经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应时代情境而变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与新文化和异国文化矛盾冲突中发展，同时又传承着自己优秀文化的特质。
中国新文化运动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新旧文化矛盾日益突出，女性意识逐渐提升。在《喜福会》中，林多15岁嫁到黄太太家时，由于自己婚姻不幸福，就暗下决心，不听任恐惧摆布，凡事由自己做主，永不妥协。林多利用疯狂和老祖宗在梦境之中所说的三个不祥之兆的方式来摆脱自己婚姻的束缚。在这些母亲移民到美国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现代文化的冲突在影片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例如素媛和她的女儿，素媛期望女儿成为一个钢琴家，但是女儿却在钢琴演奏会上表现得一塌糊涂，女儿本以为从此可以不再弹钢琴，但是母亲仍旧逼着她练，服从母亲的教导，君气愤地反抗母亲：“我希望自己不是你女儿，你也不是我妈。” 林多和薇弗利在生活细节中的矛盾更多，薇弗利小时候就是个棋王，林多认为这是家族的荣耀，看到亲朋好友到处炫耀，也遭到女儿的反对，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孝顺的观念一直深埋在母亲的心中，然而新一代却在美国长大，接受美国的教育，尊重个人，正如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欧洲文化……最珍贵的是对个人的尊重，对个人的特殊思想的尊重，对个人享有的私生活不被侵犯的权利的尊重。”(昆德拉，160)
从生活中的细节展示出的文化冲突也让母女两代人长期在沉默中度过。林多向素媛抱怨，要求女儿帮忙提点东西，女儿拒绝，继续练习自己的西洋棋。在中国传统中，对父母的承诺也是一种孝道，但美国成长中的女儿，当母亲要求她去美容院时，女儿没有去，没有答应对母亲的承诺。就像薇弗利所怨烦的那样，不管做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她(母亲)总是唱反调。理奇为她买的大衣，母亲认为质料不好，理奇吃饭的方式和饭桌礼仪也不符合中国文化。这些文化差异都影响到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完全顺从的思想日益走向尊重自我的平等对话，同时女儿也要理解母亲的心愿，文化认同不再是单一化，就像东南亚华人研究专家王赓武指出的那样：“现代的东南亚华人，与当今的大多数人民一样，并不仅有单一的认同，而是倾向于多重认同。”(王赓武，235)
三、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融合
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度里，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历了变革，它由孝一统天下的局面，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发展到一种尊重人性的包容孝文化。新加坡当代最重要的华文诗歌五月诗社诗人林方曾经表示：“人类有时变换改造旧的东西，有时发现征服新的东西，有时把新旧文化混合溶化，而使世界向前挺进。”(朱立立，171)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面对全球性的外部世界发出自己“边缘”的声音，彰显于海外的空间，但同时也面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从而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 这一现代转换不须反传统，也无所谓回归传统，而是思考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并创造新的传统。
《喜福会》中，母亲临终时把一根天鹅羽毛送给了女儿，羽毛象征着母亲的一份希冀，希冀蕴涵着多重意义，它“用对历史的描写来阐明他目前的难题或者更进一步来预示未来历史的发展轨迹。”(张京媛，180)母亲通过自己的历史告诫处于边缘地位的女儿认识自身的价值，坚强起来，希望女儿能够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立足，同时也像素媛一样，希望女儿能找到自己的姐姐，因为她们都分享着同一的根，“都像母亲，同样的眼睛，同样的嘴巴”;母亲的希冀是一代传一代的，以平和、稳健的方式教育后一代的成长。
林多的女儿与哈洛结婚，在这位西方丈夫的眼里，生活费用各自分担，爱情才能平等，在这样的家庭里，一切精神价值都面临被挤尽抽空的危机。母亲通过自己在中国经历的故事，让丽娜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汇集自己的力量，释放自己被禁锢的灵魂，重获婚姻的幸福，长期以来母女间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得到了和解。安美的女儿罗丝也是嫁给了一个西方人泰德，丈夫家族显赫，无形的压力让她感到自己的地位低下，一贯顺从丈夫，将自己放置在禁锢的牢笼中，失去了真实的自我，渐渐地丈夫开始冷淡她，母亲也是用自己的故事，让女儿明白了一切，在丈夫面前夺回了自己的尊严。当薇弗莉批评君的作品不符合美国大公司的要求时，母亲也跟着批评君的过失，君感到很羞愧，觉得自己太过于平凡，母亲对自己过分的要求，与母亲发生了争执，母亲表达了自己的心愿，让君正视自己的价值，薇弗莉有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样地，她也有自己的好心肠。女儿最后明白了母亲的心愿，与母亲和解，这也象征着中国文化传统得到了认同，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探索文化认同的道路上，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历了挑战，具有面向多元文化的包容性。
四、结 语
影片《喜福会》所展示的代际关系由冲突走向了融合，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嬗变，由传统的单一性发展到传统特性融合于现代，这也是“‘海外中国群体’力倡传统的创造性转换的基本途径。”(黄万华，28)谭恩美钟情于中国文化的传统，深入挖掘其中的人性，坚定人性向上，并与现代自由心灵结合起来，为华人文化认同提供了丰厚的积累。
[参考文献]
[1] 博修延。沟通与超越：素质教育与外国文学教学[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
[2] 黄万华。传统在海外：中华文化传统和海外华人文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三联书店，1992.
[4] 刘忠孝。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5] 芦海英。文化冲突与和谐趋向――谈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发展脉络 [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02).
[6] 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M].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
中西方孝道文化差异 篇八
关键词：家庭；孝文化；文化差异；养老模式
中西方的孝文化都是伴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开始出现的。从新旧石器时代到父系氏族的建立，人类自身的力量十分弱小，因此这个阶段的人时刻也离不开氏族这个集体，当然更不可能独立生存。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氏族集体的依赖逐渐减少，但孤立的个体劳动仍不足以满足人们对于物质及精神生活的需要。因此，家庭(家族)核心制成为最直接与最佳选择。孝同样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由于个体家庭和私有制的产生，人们对与自己相关的血缘亲族关系的认识逐步得到提高而慢慢产生［1］。家庭是人类由于客观的原因迫不得已的选择，同时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由于中西方家庭产生的不同步性，中西方孝文化也不是同时出现的，但最初形态的孝文化却是一样的，即善待长辈。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孝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而西方的孝文化却成了只在文献中出现的很狭义的概念，甚至连最初的孝文化的一些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中西方孝文化有较大的差异。
一、中西方孝文化比较
为了对中西方孝文化的差异有更清楚、更全面的认识，我们先从文献的角度对中西方的孝文化进行考证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中西方孝文化进行对比分析。
（一）中国孝文化
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中国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记载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涉及方方面面，内容极其丰富，其中“孝”不仅是家庭观念中孝敬父母的问题，也是几千年来统治秩序中重要的社会规范。中华民族有着一整套关于孝的理论。中国历史上，“孝”是进入家庭观念中最早的伦理道德范畴。传说尧时，“虞舜，性至孝”，感天动地，“帝尧闻之，遂以天下让焉”。这可能就是中华孝文化的雏形。肖群忠认为，“孝”当产生或大兴于周代，其初始意指尊祖敬宗、报本返初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至孔子，使“孝”从其宗教与哲学意义转化为“善事父母”的纯粹伦理意义，从宗族道德转化为家族道德；至《孝经》，“孝”这个反映家庭亲子关系的道德观念被全面政治化了。［2］
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孔子提出了“孝为仁之本”，而儒家思想也就是以“仁”为中心的道德思想，可见“孝”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在《孝经》中，“孝”被置于道德规范的最高地位，“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思说，孝是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从此产生。同时，《孝经》还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就是说，“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人民固有的自然的行为。“孝”，作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本位，可以说是一切传统道德规范的核心。
中国孝文化对“孝”有明确的规定，并强调“孝”与“顺”的一致。曾子认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尊亲”不仅指尊敬，更有一系列礼仪规定；“弗辱”就是要安分守己，不许玷污祖上的名声和家族的尊严，还要珍爱父母给予的身体；“能养”并非一般的供养，而是敬养。在中国的孝文化中，还强调“顺”，即顺从父母的意愿，孔子对孝的简洁解释是“无违”，儒家所提倡的“孝”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服从长上的意志。
中国孝文化有着重要的政治内涵。“孝”本是规范家庭内部亲子关系的伦理道德，主要指子女对父母的道德义务，是家庭伦理的范畴之一。但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家国同构、君父同伦，正如孔子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君为天下父，行孝道就是行忠道，忠孝是一体的。在统治者看来，忠孝观念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无论家与国，其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而皇帝通常被称为君父，皇帝派遣的官吏、地方行政官员则被视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以孝治天下”成了历代君王成功施政的经验总结。可见，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孝文化不仅仅局限于单纯地敬养父母，已经明显地扩展和泛化了。《孝经•开宗明义》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敬父母只是孝的开始，进德修业才是孝之终。这与儒家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相一致，与儒家“身—家—国”的模式相统一。可见，“孝”已经同时向个体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扩展，它起源于个体道德修养，贯穿于家庭中赡养父母和家庭和睦，终于进德修业，对国家和社会履行职责。
同时，中国孝文化对“不孝”有明确的规定，即“孝”与“不孝”是有衡量标准的。《孝经•五刑》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应受大辟等五种极重刑罚的三千罪行中，“不孝”是最大最严重的罪行。在《孟子•离娄章句上》中，孟子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赵岐为其做了如下注解：“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从精神层面提出致亲于义则为“孝”，陷亲于不义则为“一不孝”。可见，孝不是简单的恭敬顺从，而是以“义”作为“孝”的评判标准。“家贫亲老，不为禄仕”则从物质层面，即温饱与否和是否为考取功名而努力提出“孝”的标准。最后，“不娶无子，绝先祖祀”又从发展的层面，即后继是否有人的角度提出“孝”的标准。此处的“无后”并不是侧重“不娶无子”，而是强调“绝先祖祀”，即无人继承衣钵才是真正的无后，真正的大不孝。
（二）西方孝文化
西方文化有三个源头：一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二是古希伯来犹太教文明；三是古罗马文明。这三大源头后来融会起来并以基督教的形式构成了西方文化体系。［3］因此，要探讨西方的孝文化必须研究《圣经》。《圣经》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源泉，很多西方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亦源于此。据《圣经》记载，基督徒所信奉的耶和华上帝给人类社会颁布了十条必须谨守遵行的戒命，其中的第五条就要求“当孝敬父母”。基督教教义要求基督徒“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在对中西方孝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中，笔者发现除《圣经》外，西方对孝进行系统阐述的文献几乎没有，这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哲学家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家庭养老，而是社会养老。这导致了西方的孝文化发展缓慢，但却使社会养老理论得到了充分发展。
（三）中西方孝文化比较
中国的孝文化已经渗透并流动于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地方都以“孝”而闻名，孝子会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董永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二十四孝”之一，其“性至孝，家贫，父死，卖身贷钱而葬”的事迹感天动地，传为佳话。但是，西方的孝文化却远没有这么发达，不仅没有什么地方以“孝”而闻名，也没有哪个地方因“孝”而引以为荣，更没有“二十四孝”这样闻名的人物。中国有很多关于“孝”的谚语，如“百善孝为先，行孝当及时”、“孝顺公婆自家福，勤种天地自家谷”、“在家孝父母，强如远烧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而在西方，这方面的谚语却很少，在《英汉双解英语谚语应用词典》所收录的谚语中，居然一条都没有。
中国的孝文化有双重意义，即家庭意义和社会意义。“孝”在家庭中主要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行为和态度上。在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中，父母在家庭中是绝对的权威，服从父母被视为孝顺的一种体现。孔子认为：“事父母几谏，见志不同，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即子女侍奉父母时，对父母不对的地方要婉转地规劝，若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要仍然保持恭敬，不能生气，也不能去触犯他们，虽然自己感到苦闷，也不要流露出埋怨。“孝”的社会意义在于维持一种社会和谐，即对长者和统治秩序的敬畏和基于敬畏的服从。在西方，“孝”主要并不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行为之中，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宗教文化中。西方的孝文化也没有多少社会意义，而其家庭意义仅表现为对父母的尊敬。这种尊敬也并没有导致对父母的服从，而是更多地强调独立，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平等。
传统的养老模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孝文化。在中国，几千年来，赡养的义务主要由子女完成；而在西方，不强调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父母年迈后，赡养的义务主要靠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完成。因此，中国的孝文化包含赡养的义务，而西方孝文化中并不包含赡养的义务。在中国，赡养的义务如同自然界中的“反哺”；而在西方，赡养的义务则如同“接力棒”，由子女或父母本人将自己转交给社会。
中国人家庭观念非常强，父母对子女的付出也是最大的，这一点令西方人无法想像。而在西方，一旦成年，都会自食其力，不需父母过多付出。中国人一般都与父母住得比较近，即使到外地工作，一般也要把父母接到身边。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不赞成父母健在时儿子离家远游，如果因故非远游不可，必须有明确的方向。孔子这种思想是怕儿子远行在外，老人无人照顾。西方人一般不会这样，他们为了事业不会过多地考虑父母，也没有必要考虑父母。而且西方人并不像中国人有很深的故土情结，相反，他们喜欢不停地变换居住地，尤其是美国人，他们一生通常会搬好几次家。这种父母与子女之间互相付出的差异，也部分地解释了中西方在财产继承方面的不同。在中国，父母的财产毫无疑问是由子女继承的，这不需要任何书面的证明，子女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西方人则通过遗嘱决定财产的归属，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财产给任何人或机构，甚至给自己的宠物，而他们的子女也不会觉得不可接受。
中国人将“孝”同生儿育女相结合，强调不能绝先祖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时至今日这种传统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民族心理［4］。西方人强调自由，为了自由可以选择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家庭，甚至独身。在中国，由于孝文化的原因，“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而在西方，“断子绝孙”却没有这样的文化含义。正因如此，当“断子绝孙”被直接翻译成“sonless”时，西方人觉得莫名其妙，根本无法将其与贬义词联系起来。
二、中西方孝文化差异原因分析
中西方孝文化的不同在于文化差异。中国文化是重农文化，这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最适宜农业生产。几千年来，农业生产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重农文化是群体本位的沃土。群体本位注重群体价值和人际和谐，个人价值依赖于社会和他人，把个体看成是社会的一员，强调个体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和相互爱护，以集体利益为重。西方文化发源于爱琴海地区，由于多山且不适宜农业生产等生存环境的限制，人们很早就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并生活在城邦中，经常迁徙和流动。西方文化强调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个体本位的温床。个体本位以个体为本位，强调个体利益高于一切，即使在家庭关系中也是以个体利益为中心。
群体本位使中国人时刻把自己看作是某一集体的一员，体现在家庭中就是每个人都很看重家庭，都很注重以亲子关系为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因此造就了中国丰富的孝文化。个体本位使西方人更加看重个体的价值，认为社会价值在于每个个体价值的实现，他们并不像中国人那样提倡集体主义，有些社会学家甚至称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为“离群”，在家庭中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在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花大量的精力。相反，由于离婚率偏高，西方的家庭相当不稳定。在这样的家庭模式中，孝文化是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的。因此，虽然与《论语》同时代的《圣经》已经有了最早的关于“孝”的阐述，但西方的孝文化并没有在家庭中得到发展，更没有在社会上得到广泛认同。
三、结语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孝文化截然不同。这些不同源于文化差异。但是在跨文化交流的今天，中西方的孝文化正在彼此影响、互相吸收。在中国，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养儿防老”和“家庭养老”的观念正在逐步发生改变，dink家庭的数目也在增加。在西方，当越来越多任感情泛滥的“少女母亲”已经成为全社会舆论焦点的时候，人们开始探讨中国极少有这种现象的原因，中国孝文化中子女对父母“不违”的观念受到了许多社会学家的关注。随着全球化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发展，这种相互影响的趋势还将继续，因此对中西方孝文化研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朴钟锦。儒家“孝”道观念的时代价值［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2）：3643.
［2］ 肖群忠。《中国孝文化研究》介绍与摘要［j］.伦理学研究，2004（4）：107108.
中西方孝道文化差异 篇九
1、长镜头：“视点”与“凝视”毫无疑问，长镜头是形成侯孝贤与贾樟柯影像风格关键因素。相对来说，两位导演使用的长镜头在影片中都有着近似的功能—建构起影片叙事的视点。视点是源自西方美术的术语，主要指创作者的观察位置。这里借用这个术语，主要是说明两人都选择长镜头为创作观察点，由此体现出他们对人物、事件平和、冷静的观察。而长镜头作为电影的一个视点，都具有一种凝视的功能。好像创作者是站在摄影机的后面，平视生活、人物、人生，表达一种平和冷静的观察，在这一点还是大致相似的。或者我们说每一个比较固定的长镜头走向画面的焦点透视，在这样的视点下面，两个人都有一种超越于焦点透视之上的散点透视，可以把情节和人物打得非常散，让我们自己去重新组合，比如像《海上花》里各种人物、事件的打散，还有像《悲情城市》,有着极为宏大繁复的事件，众多的人物，他们都在长镜头的叙述中重新打散。他们的电影，好像是在一个一个缓慢变动焦点透视的视点之外，还有着一个仿佛俯瞰着历史和人生现实的散点透视，既代表导演自己的视点，也代表了一种豁达从容、客观冷静、静观默识、包容一切的近乎历史老人的视点。贾樟柯的影像中经常会有固定机位的长镜头，这些长镜头具有一定的凝视功能。《小武》里，小武与友人在街上追逐打闹，镜头位于远处静静关注。小武与歌女小梅坐在床边聊天，镜头一直关注温情地关注着他们，平视，没有分切也没有正反打。《站台》里，女主角灯下独舞，镜头在远处也默默注视；《三峡好人》里，拆迁工作人员与小市民较劲，摄影机也只是固定在一旁观察，—这些长镜头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在银幕画面中保持了时空的统一性与行为动作的完整感，缓慢且枯燥，但异常真实记录着生活环境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他们有的郁郁寡欢，有的则轻松坦然，但都没有什么戏剧性而是极为日常生活化。同样是极少干预场面的侯孝贤的电影，长镜头也具有相似的凝视功能，《恋恋风尘》中的远山丛林，在镜头的凝望下散发着浓郁的情绪；《最好的时光》里，男女主人公交错在台球边出现，摄影机在前景的相隔下默默注视；《悲情城市》中，四弟与女友静静地坐在圆桌旁，尴尬的气氛在两人的沉默中弥漫—由此，在长镜头与被摄物的关系中，视点与视域、空间与人的张力既不舒展又不紧缩，在慢、静、松散的结合中生出一种常态的连续性，让人在观影时获得如同日常呼吸一般的心理节奏，自然、优徐、平缓，一如波澜不惊、默默流淌的生活本身。当然，相形之下，侯孝贤的视点似乎更加“散点”一些，贾樟柯的视点则相对集中。这也与侯孝贤的影片叙事对象更为众多、复杂，故事时间长度更长等有关。
2、长镜头：纪实风格的生成具体到长镜头语言，通常指长镜头对时间和空间的处理及场面调度。侯孝贤和贾樟柯的电影基本没有丰富复杂、炫技式的调度，似乎也不追求华丽流畅的镜头调度和场面调度。他们都更注重时间和空间的完整与写实(或称纪实)。正因为他们相对简单的调度，使导演的叙事更为接近人们所熟悉的生活常态。常态是生活的定格，常态包含人的情感和记忆，甚至是集体记忆。如果说尊重生活常态是侯孝贤与贾樟柯叙事风格的主要特征，那么相应地也可以说，尊重生活常态也正是这两位导演长镜头语言的主要特征。贾樟柯能够让自己的镜头保持朴实的状态，镜头里的影像(内容和形式)呈现出近似真实的日常生活常态，而这样的常态遵从生活逻辑，不是编剧的逻辑。电影《小武》里，小武在汾阳县城中四处走动，他与周围环境总是格格不人，却又时不时深陷其中。反映在画面里，小武与空间的关系往往松散与疏远，空间在他的运动中展开，而他总是漂泊并不长驻在某个空间中。而当小武身处歌女房间和身处派出所房间时，他的身影都不再有节奏地运动，而是停驻其中，位于前景与后景之间的焦点位置。不加修饰的透视关系让他在镜头中始终成为中心关注对象，更加显得杂乱，显得狼狈不堪。这样表现出的电影影像基本是在观察日常时间中的生活事件，依据生活本身的形态自行组织起来，让影像与叙事态度、电影形式无法相互剥离，形成纪实的整体艺术风格。与此相似的是，侯孝贤的影像也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真实世界中的面貌。这首先得益于编剧吴念真与朱天文的文学理念与文本实践。这两位侯孝贤的“御用”编剧都擅长描绘过去生活记忆的点点滴滴，并借用文笔的打磨生成一种具有浓郁怀旧氛围的美学特质。由此在侯孝贤的前十年创作中，多数的作品都是围绕发生在过去时光的真实事件的回味咀嚼，如一次回家的经历，一次闹事的鲁莽等。另外，侯孝贤也谈到《沈从文自传》的影响—用一种平静、客观的语气，不需要华丽的词汇去记述往事的琐碎。其次，侯孝贤特别注意场景的营造，尤其倚重现实环境的特异味道烘托出人，让环境与人物之间形成潜在对话的场域，比如在《悲情城市》中祖屋的厨房旁，一张发暗的红木圆桌，昏暗的吊灯摆动不停，吊灯照射下的大哥一语不发，显得格外沉重，透出他对家族前景的担忧和个人力量薄弱的无奈。除此之外，侯孝贤还通过让普通观众难以接受的“长”镜头、固定镜头与空镜头，完成文学形象与地域环境的交融与和合，从个人的生活经验中完成对真实事件的描述，传达出在地文化独有的真实性以及创作者审视生活时所独有的真实美学。
3、长镜头的空间美学：地域空间与历史空间在侯孝贤与贾樟柯两人的作品中，影像所包含的生活常态与真实经验并不是简单地依附于长镜头内部的时间流逝里的。长镜头的运用带来了他们的空间美学—以影像表现的地域文化，但更深入一步，他们的地域文化或空间美学并非纯空间性的，是承载历史内容的，有一定的历史纵深，由此成为他们影像魅力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20世纪中后期，西方思想界理论界出现了名为“空间的转向”,正如福柯所说，空间应当不再是寂静的、死板的、非辨证的东西，而应当作为富有启示和理论生命力的概念。这一转向经由列斐伏尔、福柯、詹姆逊、大卫？哈维等人的努力，实现从地理学、社会学到文化研究等一种以凸显空间因素的各种跨学科趋势的研究，这其中，关注地域空间以及地域文化成为“空间转向”里的核心部分。地域空间涉及方言、理语、民俗以及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文化经验和思维方式等事物，是各国民族电影中的主要表现对象。地域空间意识是众多创作者观察事物的视角，也是地域文化艺术化再现的原型，也是他们平衡个人经验与历史纵深的切人点。侯孝贤与贾樟柯电影的画面、色彩、声音等元素所创造的视听形象无论是再现与表现，首先应当是地域空间的表达，然后才是历史纵深的生成。台湾乡村小镇和汾阳都是相对闭塞的地方，地域色彩浓厚，城乡差别似有似无，人际关系相对简单，风土人情相对传统，具有典型的中国社会的特征。长镜头最大程度地保留和还原了人们的记忆。所以在他们的影像世界中的所谓空间，被具象到某一条街道，某一个商店，某一个房间，某一个角落，甚至具体到屋子里的某一件道具，街道上的某一条标语，某处飘来的广播声、吵架声、叫卖声。地域在这里便有了突出的意义—最突出的莫过于地域的封闭性。在侯孝贤的电影里，《东东的假期》与《童年往事》里的淳朴乡下，《悲情城市》家乡风貌的小镇，无一都隐含着一种田园的封闭性—生活其中的人们波澜不惊，随处可见的温情与朴实，人与人的距离和沟通异常和谐，都与城市中商品符号和金钱意义的流动符号格格不人。而在贾樟柯的镜头下，尽管商品经济的渗透已经日趋明显，但无论是《站台》、《小武》,还是《三峡好人》,小城人物的内心世界始终是孤独的，无法打破的，周遭的种种变化之于他们的价值观和气质都是无效的。在这样具有地域特色的空间范围里，人的活动所带来的事件及其空间内部的存在物都成为某种历史证据，为两人独特的历史叙事提供了讲述的动机。在侯孝贤的电影里，交织着两辈人的历史语境：一是从大陆迁往宝岛的客居之痛，成为父一辈有家无国的乡愁；另一面是成长在台湾的下一辈，少时记忆、幼年经历等个人化的自传体会，伴随着家族伦理、社群脉络乃至社会传统的衰落，成为回顾在地生活、历史以及精神的真挚体察。而在贾樟柯的电影里，有着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关城市与故乡关系的思考，如《站台》、《世界》,但他更多的是在讲述个体或群体在社会巨变中的生存现状和个体选择，并从中探寻他们的存在意义以及为了确立生存所必须直面的历史现实，如《小武》、《三峡好人》、《世界》、《海上传奇》等。正因为如此，在两人的电影里，地域空间是承载着一定的历史内容的空间，各类历史事件、集体记忆、个人认同的空间成为了影像中特殊的景观。这使得他们的画面里无论是认识过去、修饰过去还是安置过去，无论是关于个体、群体，还是政治的冲突，怀旧与乡愁并不是一种娱乐，而是一种责任，由此他们电影里最大的魅力在于历史反省和人性解读所蕴涵的感人至深的人文关怀力量口
侯孝贤、贾樟柯长镜头美学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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