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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的诗歌 篇一
我国诗歌的兴衰之憾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堪称国粹。在中华五千年璀璨而辉煌的文化殿堂中，中国诗歌创造了众多的体裁：诗经体、骚体、汉魏古诗、乐府、格律诗、杂体诗、白话自由诗和民歌。传承至今，象征着中国诗词最高成就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成为家喻户晓的传统文学典籍。千百年来，古今诗人吟咏出了数不胜数、历久不衰的诗篇，涌现出无数彪炳史册的杰出诗人。
可以说，一部诗歌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诗为史，好诗必然得到世间的崇敬和传承。古往今来的好诗，往往是思想性、艺术性、民族性的高度统一。在卷帙浩淼的中国诗典里，诗人们真切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真实记载世间的百态万象，既有歌颂、又有批判，既有抒情、又有叙事，既简练精粹、又深邃隽永，既明白易懂、又朗朗上口，既是润物无声的甘霖、又是激人奋进的鼙鼓。古往今来，国人以学诗、作诗、咏诗为雅事，以成为诗人、诗入典籍为荣光。诗歌还被列为华夏文化“诗、书、礼、义、乐、春秋”六艺之首，成为中华先进文化的瑰宝之一。
但我国诗歌走到今天，却一变千年来的盛兴荣华为时下的衰落颓败，好像是从天上跌落到地下，风光不再！这决非诋毁贬低、危言耸听，不要说国外文化人士对中国诗歌现状大惑不解，只要是一个稍有文化的国人，观察浏览当今的中国诗坛，就可大致得出如下结论：诗歌再没有昔日的风光，诗歌再没有闹热的市场；写诗的竟比读诗的多，一边是诗人们的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一边是人们对诗歌的不屑一顾、敬而远之！
我国诗歌的堕落之探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时代，诗歌没有很好地为之歌唱，却在加速沉落退没？这里有种种原因，不是三言两语能道清的，但窃以为“三不到位”是重要症结：理论研究不到位、指导引导不到位、规范规定不到位。有道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直以来，我们的文化、教育部门和作家协会及媒体，还没有哪一家对新诗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对新诗内容与形式的革新问题，对新诗作者的教授和培养问题，作过“顶层设计”和系统研究。不仅如此，有的报刊杂志和文学教授还对诗歌的这种退化推波助澜，不作科学的批评，只有无原则的吹捧；一些诗歌编辑宁愿编发雾里云里、高深莫测的诗作，有些大学中文教授一味推崇西方诗歌这个“流”、那个“派”，怂恿着一些诗人尤其是年轻作者迷失历史担当、远离实际生活，不食人间烟火，把中国诗歌特有的传统和精华抛到九霄云外，固执地陷在所谓的“意识流”、“后现代”和“先锋派”、“朦胧派”的漩涡中而不能自拔！
为什么在中国诸多文体中，新诗下滑衰败最为深重？ 一言以蔽之，完全是“新诗”的自我堕落而导致的，是诗歌偏离了时代、偏离了社会、偏离了人民大众，诗歌自然被小众化和边缘化！君不见，长久以来（至少30年吧），翻开任何一家报刊杂志（包括影响较大的《诗刊》、《人民文学》），所发的诗歌缺少文学性、民族性、可读性，大多味同嚼蜡、不知所云，是否可用公式表之：混乱的思维意象+分行排列+无标点符号=“现代新诗”！
我国新诗体的创建之路
“人间要好诗”！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重振诗歌雄风十分必要。如何让中国诗歌走出困境，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诗体，可谓刻不容缓。那么，“救救诗歌”，路在何方？
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和鲁迅的论述。于1957年1月12日在写给臧克家等人的信中专门谈诗：“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1957年1月14日，约臧克家和袁水拍谈诗：“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诗歌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炼，句子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民歌的风格。”与臧克家谈话中批评背离民族传统的新诗现状：“新诗太散漫，记不住，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1958年3月22日，又讲：“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说到诗一针见血：“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 ”还告诫青年作者，“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人和外国人。”
、鲁迅上述的宝贵论述，无疑给中国诗歌的革新、创新与发展指明了道路，为“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给出了正确的方向。纵观我国诗歌的发展轨迹，以胡适倡导“五四”白话新诗为开端，中国新诗至少有过30年的探索和创造。尽管有了基本成型的新诗形态，但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探索和创新，却让她继续走向不归之路，近10年来诗歌堕落趋势比、鲁迅当年批评和预见的要严重得多！
那么，今天我们何以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我认为，还须老老实实地走到、鲁迅所指出的诗歌发展正路上去，通过古典诗词、民歌和“五四”以来自由诗的“三结合”产生新体诗歌（倡导“以新诗为主体”并不排斥“欧化诗”）。要坚持内容和形式相统一 ——在内容上，新诗须担当时代和社会责任，多反映现实生活，为人民鼓与呼，敢于抒发“真的声音”。在形式上，至少有三条标准：一是语言简洁精炼，句式与段落整齐而美观；二是必须押韵且有一定节奏，易诵易唱易记，读之抑扬顿挫；三是通俗易懂，富有诗歌传统和民族特色，让老百姓喜闻乐见。诚如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老教授吴奔星先生多年前强调的，“中国的诗，应该打着自己的旗帜，走我们中国自己的路。我们的新诗，应该既是继承的，又是发展的；既是古老的，又是崭新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又说 ，“新诗要有起色，要掀起真正的新诗潮，恐怕不能老是在‘莫测高深’的迷魂阵里下工夫”。
新体诗歌的创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正如所指：“中国新诗尚未形成，恐怕还要几十年。”“新诗改革最难，至少需要50年。”今天，“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更是一项系统工程，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需要有关方面高度重视并作出不懈努力。在此谨建议：一是将这项工作列为国家重大文化创新研究项目，由北京大学、中国作协、中国诗歌学会等部门组成强有力的工作班子，联手进行研究攻关；二是做好新诗体的教育和普及工作，亟须编纂出版诸如《中国新诗知识读本》、《中国新诗经典选本》等读物，让诗歌爱好者、特别是高校的文科生受到最基本的新诗创作与欣赏的知识教化；三是报刊杂志，尤其是《人民日报》、《人民文学》、《诗刊》、《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主流报刊，要多刊发“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好诗，并围绕 “中国诗的出路”和“ 新诗体的创建”组织开展公开讨论，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新诗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作出积极贡献。
新年的诗歌 篇二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似乎已经不必再赘述南京与诗歌的历史渊源了。六朝古都，江南文枢，特殊的地理区域和政治文化身份让南京自古以来就是诗人理想的栖息地，灿烂的诗歌薪火相传，影响深远。李白曾在这里登上凤凰台，留下“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的佳句；韦庄醉卧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秦淮河畔，烟柳画桥，风帘翠幕，杜牧留恋风尘处，发出“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的感慨；李煜更是柔肠百转，“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具相关史书记载，古代关于城市的诗歌里写南京的最多。
民国时期，因为南京是首都的缘故，更是集聚了一大批文人墨客，吟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当代诗歌史上，上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他们”诗派，曾占据第三代先锋诗歌的一席之地；近年来“南京评论”诗群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一批生于70后的先锋诗人的崛起，以及由更年轻的一代创办的“南京我们”逐渐崭露头角……从朦胧诗、第三代诗、中间代诗，70后诗人，甚至80后90后诗人，每一波当代诗歌的潮流中，都有南京诗人的活跃身影，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声，参与着中国现代诗的历史建构和进程。可以说，南京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诗歌之都，一座被诗歌宠坏了的城市。它的诗歌书写，从一开始就展示出某种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从未间断，指向更远的未来。
考察南京当代诗歌，总体而言，南京诗歌的民刊、社团和流派较多，“民间”传统也一直在延续，成为推动南京诗歌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外，现代高校林立和六朝古都的独特身份让南京诗歌有了较为浓厚的城市文化氛围，这种能动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南京诗歌写作可以说就是在这三者的交融影响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发展，并呈现出具有某种“南方特质”的独立、坚韧、沉静、优雅的美学风格。
一、民间力量是南京诗歌发展的助推器
一般而言，南京的小说成就似乎更为人知，范小青、苏童、叶兆言、毕飞宇、赵本夫等小说家打造着南京的文化名片。但我一直以为，南京诗歌的文学成就并不亚于小说，很多人可能不会认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对南京当代诗歌缺乏全方位的了解。
此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较之于其他城市的诗人，南京的诗人似乎更喜欢一种“民间”的状态；他们具有传统意义上江南文人的那种“清高与自傲”，更加独立、内敛、沉静，不喜欢闹腾和扎堆，诗歌写作指向内心，厌恶制造一些文化和诗歌事件。正如《星星》诗刊主编梁平所说：“在我的印象中，江苏诗歌的姿态是安静的。这是与其他很多省份最不一样的感受。这些年各地都有一些折腾诗歌、或者说拿诗歌来折腾的事情，在这些折腾中间，我们很少看到江苏诗人的影子。” 这种安静与淡定，使新世纪南京诗歌的文本意义远大于那些热衷于诗之外躁动的媒体效应。诗人于坚曾说，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市民一样生活。南京的诗人几乎处于一个“潜水”的状态，安然自足，没有惊雷，他们一般不会跃出水面。但是，从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角度而言，“各自为战”不利于文化资本的积累，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南京诗歌在文化占位上的“劣势”。所以，实际上，南京的诗歌写作要远远超出我们基于表面的评估。在此意义上，我觉得很有必要祛除人们对于南京当代诗歌的某种蒙昧，全方位展现出其诗歌创作风貌。
南京的诗歌写作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蕴含较多的“民间”色彩，而且一开始就显示出某种独立、强悍的特质，“曾经为江苏诗歌史乃至中国当代诗歌史留下丰富的美学资源和悲壮、坚韧的诗学立场”（何同彬）。上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歌风起云涌之时，南京诗人以非常活跃的姿态参与了当代诗歌的进程，并产生了一系列星光耀眼的民间社团，如韩东、小海等人发起的“他们”，海波、叶辉等人发起的“日常主义”，朱春鹤、赵刚等人发起的“新口语”，以及“超感觉”、“东方人”、“阐释”、“呼吸派”、“色彩派”等，在众所周知的1986年“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上，这些诗群得到全方位的展示；后来还有周俊等人发起的“对话使节”和车前子、黄梵等人发起的“原样”等等；新世纪以来相关民刊主要包括黄梵、马铃薯兄弟等人的《南京评论》，李樯、朱庆和、林苑中、育邦等人的《中间》等。这些非常活跃的社团和群体丰富了南京城市的诗歌内涵，并对90年代及新世纪以来的南京诗歌写作产生较大影响。
在这里很有必要重点提一下声名遐迩的“他们”。1984年，诗人韩东、于坚等人在南京发起创办“他们”诗群，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诗歌群体，成员主要分布在南京、上海、昆明和西安等地，代表诗人有韩东、于坚、丁当、小海、小君、王寅、普珉、于小韦和吕德安等。1985年诗歌民刊《他们》问世，到1995年出版了9期后停刊，几乎刊载了八九十年代国内大部分代表诗人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他们”诗派的文学实践相当活跃，除诗歌创作外还进行小说创作，尤其是一些诗学理念直接推动了当时的诗歌实践，在全国影响巨大。
“他们”是第三代诗歌的典型代表，韩东等人所提倡的“诗到语言为止”等诗学理论建立了崭新的口语写作的坐标，对剥蚀“后朦胧诗”遗留的国家政治美学与宏大话语、开辟独立的口语写作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们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希望在“传统”和“本土”上找到诗歌发展的脉络，注重挖掘“东方的、原始的、民间的文化”，企图找到一种对抗的语言来排斥“西方的、现代的、正统的意识主流”，并为反抗体制化的写作树立了时代的标杆。
在某种程度上，南京诗歌的状况也是当代诗歌变迁的一个缩影。如果说80年代南京诗歌群落和诗人个体的蜂起，在当代诗歌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南京诗歌社团的趋于瓦解和诗歌面貌的混沌无序，也是时代转型的一个表征。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在精神内涵上打上了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消费心理等的局部转型的烙印，相对于80年代诗歌，它以自己独特的言述逻辑建构起了具备一定审美合法性的话语形态，尤其是以民间写作为代表的诗歌显示出叙事性、个人化、口语化的转变，这种“转变”与时代的文化背景也是息息相关的。市场大潮的席卷、西方思潮的涌入及价值观的转变造成了诗人身份的游离，这必然反馈在诗歌写作上。
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南京诗歌进入90年代也呈现出一些多元化特征，同时诗歌写作也陷入一种无序的混乱的状态。他们努力“在语言和现实的联系中，寻觅介入现实和传统的有效方法”（罗振亚《90年代：先锋诗歌的历史断裂与转型》），但是由于陷入后期写作方式上的个人化和狂欢化，诗歌“合法性”的问题也突显出来，使得诗歌标准和诗歌评价体系陷入混乱状态，以致诗歌阵营逐渐开始裂变和分化，对诗歌的伤害较大。当然，这样的状况在新世纪得到了一个彻底的清理。此外，诗歌史就是一个不断淘汰和筛选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跋涉中，许多人掉队了，很多人变异了，最后坚持留下便是诗歌的赤子。
民刊《南京评论》是一个不能绕过的话题。这个诗歌群体的诞生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2001年诗人黄梵和吴晨骏发起创办“南京评论”网站，2003年纸刊问世，影响力逐渐扩大。这是一本同仁刊物，虽然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诗学主张，各人的写作风格也不一样，但它几乎集聚了南京大部分优秀的诗人和评论家，比如黄梵、马铃薯兄弟、育邦、傅元峰、何同彬、梁雪波等。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他们显示出更加活跃的姿态，通过杂志举办的重要聚会、年度性纪念会、朗诵会、诗人交流会、沙龙等不计其数，几乎代表了南京诗歌写作的现场。
诗歌是青年的特权。南京高校林立，诗歌传统的延续性较好，加上城市文化氛围浓厚，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一些青年学子内心的诗歌情愫。2010年，80后诗人马号街、卢山等共同发起创办集中展示80后、90后诗歌的平台《南京我们》，并力争成为南京乃至江苏民刊第三代的标杆。他们持续出刊，举办诗会，既与知名作家保持密切联系，又广罗潜行而有实力的新人，影响力迅速提升。此外，90后诗人炎石等人创办的“进退”诗社，也是锐气十足、有声有色。除了这些诗歌民刊及流派外，高校内的一些诗歌社团纷呈多样，来势凶猛，比如南京师范大学的“萤火”诗社，南京大学的重唱诗社等。在这样一个非诗的年代，南京诗歌的民间力量在年轻的诗人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延续，他们的诗歌梦想和激情足以建立起我们对南京新生代诗歌的期待和信心。
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的派别意识已经几乎淡化，诗学主张也在沸沸扬扬的口水里化为沉寂。时代风云湮没了诗歌圈子的喧嚣，诗人似乎也受此影响，纷纷退却一旁让位于这个时代的政治宣传、广告营销和八卦新闻。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南京诗歌的民间力量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展示，整体上也处于一个相对自足和安稳的状态，但是“他们在个体化写作上的坚持、探索并没有停止，相反，正是因为不求闻达，他们之中很多人的独立性、自由性因此更突出，诗歌写作总体上也显得更沉静、笃定和优雅”。（何同彬《浅谈江苏新世纪诗歌的民间力量兼及民间的困境》）正是基于这种“暗处”的民间力量，南京的诗歌得以薪火相传，继续向前推进。
二、学院气质影响下的诗学风格
如果我们考察新世纪以来南京的诗歌写作，不难发现以子川、胡弦等为代表的50后、60后诗人的诗歌写作已经炉火纯青，一批70后如梁雪波等新锐诗人已经崛起，更加年轻的80后90后诗人开始跃跃欲试，南京的诗歌写作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实际上，今天活跃在南京诗歌现场的诗人主要有子川、胡弦、黄梵、马铃薯兄弟、梁雪波、育邦、雷默等等。考虑到时代与文章篇幅的关系，在这里仅仅选取十多位较为年轻的新生代诗人为代表，试图通过“管中窥豹”来扫描南京诗歌写作状况。
此次推介的一批70后、80后和90后诗人，他们构成今天南京诗歌写作的新的血液。70后的诗人主要有梁雪波、育邦等，这些年轻的新锐诗人是维持南京诗歌名城的主力军；80后、90后诸如潘西、焦窈瑶、炎石、卢山等则是后备力量，他们多数是在校大学生，可能在写作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整体风格尚不成熟，但“小荷才露尖尖角”，他们涌现出对诗歌的激情足以令人刮目；在宽容看待的同时，我们要抱有足够的耐心和广阔的视野。
南京诗歌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诗歌写作与学术研究齐头并进，这和这座城市众多的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密不可分。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和作家班、南京理工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三江学院“四月诗会”都对南京诗歌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的诗歌写作多数呈现出一种“学院化”倾向，学院气质与江南情怀明显，诗学风格总体温婉、沉静、优雅。
历史古都的底蕴与现代高校的林立的影响让南京的诗歌写作始终处于一种较好的文化氛围之中，诗人大多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加上传统意义上江南文人的谦逊、内敛的性情，所以南京的诗歌圈子洋溢着难得的儒雅气质，而摒除了叫嚣似的口号和意气之争。如果我们考察南京诗人的写作，我们就会发现南京的诗歌几乎没有粗俗的口语写作，这在口语诗歌大行其道的当下近乎一种奇迹。诗歌圈子似乎也不够热闹，但值得我们尊敬的是，他们秉承严肃、真诚、负责的态度，在写作中清理内心和建构诗歌理想，维护汉语诗歌的纯洁和尊严。
之前曾有学者提出“南方诗歌”的概念，正如柏桦所指出的，近些年来，当代中国的诗歌风水已经由最初的北京经四川流转到了今天的江南。南京是江南的重镇，是“南方诗歌”的代表。实际上，在更加广阔的南方，除了江南以外，像四川、云南、广东、海南、福建等地，诗歌创作都相当活跃，如前所述的诗歌复兴的种种征象，大部分都发生在南方。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和分析“南方诗歌”这个概念的合法性，只是“借题发挥”，主要论述的是南京诗歌。
2008年4月初举办的“中国南京・现代汉诗论坛”的学术主题的是“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这里所说的“南方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精神，是一种包括和体现于诗歌创作的主题话语、美学特征、诗学策略以及诗人主体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姿态等诸多方面的精神现象”（何言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的学者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复兴，正主要是南方诗歌的复兴，其中所必然携带与蕴涵着的南方精神的基本内容及其在当下中国精神现实中的特殊意义。
南京这座城市似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位置，但是南京诗歌显然没有被这种“尴尬”缠住双脚，而是继续延续其诗歌的南方精神，把诗歌写作和诗歌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向前推进。比如，2002年《扬子江》诗刊（2002-2005）把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共生互动，作为办好诗歌刊物的一个重要方略，开辟了“读诗会”（与首师大新诗研究中心联办）、“新诗第二课堂”（与《诗刊》下半月刊联办）、“对话”、“圆桌”、“评论”、“视角”、“双月短评”等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栏目。这些都对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共生、互动、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近年来这种双向互动不断延伸、拓展，由何言宏、黄梵、傅元峰、何平等人发起的“现代汉诗研究计划”，由陈东东、庞培、长岛、张维等人发起的“三月三”诗会，由南理工诗学研究中心组织的“食指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都放大了这种效应，使得江苏诗歌现场，呈现创作与批评双翼共振、共生互动的良好态势。
在展示这些学术活动与诗歌活动之外，我们有必要解读南京诗人的诗歌写作，深入诗歌文本探析南京诗歌的内在质地。实际上，这种学院气质和江南情怀也体现在一些诗人的写作中。比如傅元峰的《三月》：“输光半生的人，有谁，还可以叫做同伴？/一块石头被点燃/紧接着，铁/最后，花朵化为灰烬//再孤寂一点！当白鹭在乌鸦中看到自己/曙光飞来，去抓沾满露水的铁轨/食物赶走母亲，并把你遗忘”。因为学院出身的缘故，他对诗歌语言的修炼极为严格，诗歌里有一种“苦涩”的气质，诗歌中象征与转喻较多，挑战想象力的空间边缘，正如他所写：“时至午后，有谁还睡在三月的东京都/只有樱花暂时落在他黑色的想象上？”
还有这首《钟声》：“犹疑不但会生根，而且会建成一座城市/在它西南，花事正逼近//湛蓝的钟声背着一面镜子/墓地在寺庙温暖的怀抱里酣睡//氏族的水桶在树荫下/和我一起，听到了樱花嘈杂的来声”，诗人以优美的笔调写出江南诗歌中所特有那种典雅、灵动与内敛。“杂花生树”，纷繁的意象内部隐忍诗人的情感，它讲究陌生化的效果，并通过词语的交织组合，言说着荒诞和深远的主题。他的诗可以说是冥想的盛宴，内部空间宽阔，不断逼仄着读者的想象空间和激发着其跳跃性思维，没有诗歌阅读理论基础的读者是很难获得其解读的密匙。
此外，诗人育邦的《六月十四日与元峰登栖霞山》似乎是一种回应：“沿着栈道/我们登上栖霞山/眺望过去/长江似练，枫林如涛/伏在江边和林下的/是我们那日益卑微的生活/有时，我们并不说话/隐于尘世的沉默/在山林之间慢慢铺展开来……”时空变幻，错位交织，对个体存在进行哲思，且白描的运用让诗歌更具有立体感。他的诗歌的语言相对没有傅元峰的晦涩，但梳理有致，节奏感较好，并且洋溢着江南才子的才气与智慧。
三、古典情怀与现代都市
南京是著名的六朝古都，诗人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很难摆脱历史与传统的浸染，所以，值得警惕的是，他们的诗歌写作稍一处理不慎，诗歌风格要么就成为古典的注脚，要么就会流于情感空泛无病。正如诗人朱朱指出，“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体现出创造性与想象力实属不易。像关于玄武湖的诗作，古人已经写了很多，如果没有个人情感由内而外的渗透，但又想表达那样的感情，就会给人以伪造的感觉”。这的确是一个在南京诗歌圈子里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酸涩无味的抒情似乎已经败坏了大众的胃口。南京诗人如何突破这种写作瓶颈，在关乎历史文化底蕴的时候，抵达当代诗歌现场，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育邦的《六月十四日与元峰登栖霞山》很好的处理了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和一群年轻的学僧坐在教室里/喝茶，聊天/过去的我呈现出来/夕阳照在西峰上时/那个宋朝的扫地僧人/就从我体内走了出来”。身在一座喧嚣的都市，如何处理好现实境遇与内心指向的关系，如何适当的唤出“那个宋朝的扫地僧人”，我们从他的诗歌里寻找到了答案。他的《顽石》虽然用的是口语的表述形式，但诗歌的内核仍是传统的古典情怀，这也让我们联想到历史中的关于“顽石”的故事。
实际上，南京诗人的写作融合了一些古典韵律与现代口语，而且诗歌的“江南”特征较为明显。比如90后诗人炎石的《咏怀系列》，在口语写作的背后显示出一些古典的韵律和气质，诗歌语感较好，整体风格也比较成熟。在他们写作的背后是南京这样一座被历史和文化沧桑数千年的城市的浸染，这种骨子里的文化与历史的交融，显得深厚、大气，游刃有余。
换个角度说，这种古典主义的美学流露也是诗人对现代文明身份焦虑的侧面表达。中国古典诗歌文化博大精深，足以具有某种文化精神上的向心力和包容现代蹩脚诗学的厚度。在面对现代性的话语生存困境时，诗人可能转身向古典汲取营养，借助静穆和清新的话语表达，以此消解当下生存与话语困境带来的孤独与癫狂。此外，还有一些诗歌是诗人思考自身存在的产物，他们以诗歌来打量着自己和这个城市的关系。诗歌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正确厘清都市与诗歌的关系。
南京是一座既古典又现代的城市，它的诗歌写作也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这种古典与现代交融的特征。上世纪八十年代，南京诗人角在和平公园诞生；秦淮河边一幢楼的楼顶露台成了南京诗人雅集的地方，被命名为“都市庭院”。另外，南京的先锋书店、雕刻时光咖啡馆等已经成为南京诗歌的主要现场，在南京诗歌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中研究了上世纪30年代的文化名人和上海这座都市的关系，细致入微地考察了诸如看电影、喝咖啡、逛书店等文人消遣方式，并认为如果没有都市的物理环境和设施，对施蛰存和他的同代人来说是不可能产生一批优秀的诗歌。都市生活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都市不可避免地成为诗歌写作需要处理的新题材，成为新的感情抒发的对象。南京作为中国的东部的一、二线城市，它的复杂性必然投射在诗人的写作中，而南京诗人就是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都市景观来观照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状态的。
70后诗人梁雪波可谓是近年来南京诗歌的一个重要收获。作为一个抒情诗人，选取的这几首诗歌多带有个人自传的性质。“在我饥馑的少年大梦，夕阳愤怒的公牛/斜卧的柳树下，一把旧时代的铁器/穿破蓬草，带着斗争的必然性/在故事中咔咔震响”（《日月铲》），这是青春的回响，也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这首诗里诸如“公牛”、“铁器”等意象具有明显的“阳性特质”，坚硬、强悍，他的诗歌在抒情的背后充满直达人心的力量，质地明亮，落地有声。“十八岁，我带刀远行/沿运河而下，头枕民脂民膏/一路数着前朝的霓霞与落花”（《少年游》），这样的诗歌语言肆意铺展，一气呵成，带有青春激扬的，读来是一种享受。
此外，他还有一些质地坚硬、熔思想性和修辞艺术于一炉的诗歌，比如《断刀》、《闪电》、《雪豹》等；还有一些关注社会、反映民生的诗歌，比如《断指》、《强拆》、《开胸验肺》等；这体现出他诗歌写作的驳杂与丰富。他诗歌的丰富与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丰富的诗歌实践。梁雪波的写作始于90年代初，感受过那个年代诗歌的热烈与骚动，这一经历对他的写作的重要意义在于，90年代诗歌氛围的浸染，不仅让他从中获得诗学的滋养，而且能够比较清醒地意识到其间的创造与局限，不断开创自己诗歌的新路径。诗学上的突破亦是个人的成长，成为“撕去了语录的野孩子，从石头里蹦出/数字和线段随水蛭游走”（《日月铲》）。
“他在城市里，习惯了棚居”，潘西的诗歌写出了诗人蛰居城市的孤独，读来让人动容。“黑黑的屋外，我听到/有人小声地说：活着，只要还活着……/可除了死亡，这里的人还共用着什么/和遮羞布一样/希望总是和穷人一道，被高高挂起”（《裁剪》），他的诗歌显示出对叙事性的娴熟把握，并且内部情感十分饱满。他诗歌的基调是低沉的，甚至是忧伤的，最后他只能寄托于一支虚幻中的“未来的玫瑰”：“填满它花瓣的，是另一面镜子/映出我的禁忌，我苔藓般的孤独/我心的黑暗与饥渴/分担我每个入夜时辰里的冒险”，诗人以想象慰藉生命，然而，“这我未知人生的第几朵玫瑰啊/它还没到来就已即将寂寞逝去了”（《未来的玫瑰》）。
90后诗人任少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对象，他的诗歌一开始就显示出异样的才华。“在广阔的春天之绿中，/我将是一尾低沉的游鱼。/在春天之稍颤栗，每一朵花瓣/都是我善变的鳞片”，这种带有强烈个人化叙述气质的语言浑然天成，才气逼人。他的诗歌多反映青春期内心的哲思，以文字经营内心，“与内心的虎豹为伍”，但又“时常为这虎豹所擒获”（《虎豹之说》），这大概就是青春之惑吧。同样为90后诗人的萧肃的诗歌相比之下整体风格较为朴实，在《乡村之夜》里他写道，“无限洞穴的几何图形把/我的全部重量抽空、吸进”，这种真切的体验亦是一个青年的怀乡之思。
80后女诗人焦窈瑶在《镜子和钟》里思考个体的存在之感，“时间是我袖珍的恋人/我们的恋情发生在镜中”这样的句子足够精彩。她的《午夜之雨》多带有女性独特的思考和体验，“春天 一个精神病患者/从你的墓前 拉走/二十五年前的车马/去赎回 你的河流和麦地/雨水和姐妹”（《春天，一个精神病患者》）则饱满热烈，洋溢青春之血。实际上，对比分析两位80后女诗人顾星环与焦窈瑶的写作，她们都注意向内挖掘诗歌内核，象征和隐喻的运用较多；风格上，顾星环的诗歌温婉一些，焦窈瑶则显得激烈、奔突。
在审视自己与现代都市文明关系的诗歌里，一部分80后90后年轻诗人的作品更为激烈。尤其是来自农村的身份背景与现代都市文明的冲突，交织在他们的诗歌写作里，他们仿佛一尾游弋于城市边缘的鱼，在细碎的痛苦中寻找着安身立命之所和精神文化的源流。我们似乎能从这些疼痛的诗句里触摸到诗人内心的情感焦虑和精神寄托。比如炎石写道“就在昨夜，父亲将存了四十年的勇气传给我”（《咏怀》），萧肃看见了“宿命主义的词语，撕咬城市飞奔的”（《废墟中的孤岛》），顾星环说“我的蒙尘的双眸只能看到钟山的溶化”（《日暮灵谷》），卢山表示要“忍住春天，病痛泛滥繁花似锦/忍住吐蕊，拒绝绽放”（《与君书》）……
涪陵白鹤梁 篇三
关键词：涪陵区；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143-04
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是国际公认的21世纪的“朝阳产业”。笔者拟就文化产业及其分类和重庆市涪陵区文化产业发展成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作探讨。
一、文化产业及其分类
“文化产业”是德国法兰克福社会学派的学者阿多诺(Adorno)与霍克海默(Hockheimer)在1947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用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下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及标准化的的概念。1989年，日本日下公人在《新文化产业论》一书中，从经济学理论出发阐释了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目的就是创造一种文化符号，然后销售这种文化和文化符号。”20世纪 90年代，美国用“版权产业”来说明文化产业状况，将文化产业视为“可商品化的信息内容产品业”。其“版权产业”分为核心版权产业、部分版权产业、分销版权产业、版权相关产业等。英国则称为“创意产业”,即“源于个体创意、技巧及才干，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与利用，而有潜力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产业”。其范围包括广告、建筑、艺术及古董市场、工艺、设计、流行设计与时尚、电影与录像带、休闲软件游戏、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与计算机服务业、电视与广播等13个行业。之后，创意产业迅速地被欧洲、美洲、亚洲等许多有意发展创意产业的国家和地区采用。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产业定义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统计内容包括传媒、卡通、影视、娱乐、游戏、旅游、教育、网络及信息服务、音乐、戏剧、艺术、博物馆等行业。
中国在中央正式文件中提出“文化产业”概念是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强调：“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这是我党在文化建设理论上的重大突破。2001年，中国政协与文化部所组成文化产业联合调查组对国内两省一直辖市所属九个市进行实地考察、总结的基础上，对文化产业作了如下的界定：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初步认为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文化艺术、文化出版、广播影视、文化旅游等4个领域。2003年9月，文化部制定下发了《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延续了文化产业联合调查组对文化产业的界定。2004年3月，国家统计局颁发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将“文化及相关产业”界定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首次从统计上对文化及相关产业作了科学、权威的规范和界定，并将文化产业分为核心层，层和相关层三个层次(核心层主要包括：新闻、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广播、电视、电影、文艺表演、文化演出场馆、文物及文化保护、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群众文化服务、文化研究、文化社团、其他文化等。层主要有：互联网、旅行社服务、游览景区文化服务、室内娱乐、游乐园、休闲健身娱乐、网吧、文化中介、文化产品租赁和拍卖、广告、会展服务等。相关层主要是：文具、照相器材、乐器、玩具、游艺器材、纸张、胶片胶卷、磁带、光盘、印刷设备、广播电视设备、电影设备、家用视听设备、工艺品的生产和销售等)。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以下简称《振兴规划》),重点推进的文化产业包括：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九个方面。9月10日，文化部了《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确定了演艺业、动漫业、文化娱乐业、游戏业、文化会展业、文化旅游业、艺术品与工艺美术、艺术创意与设计、网络文化、文化产品数字制作与相关服务等十个重点领域。《规划》和《意见》为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发展、振兴文化产业指明了方向。
二、涪陵文化产业发展的亮点
涪陵地处乌江与长江的交汇处，自古地连“五郡”,舟会“三川”,西通渝戎，东走宜汉京沪，南进酉秀湘黔，素为长江上游重要交通枢纽和经济、文化中心。巴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等诸多文化种系曾在这里相依并存，互相融汇，逐步形成了底蕴较为丰富，并且源远流长、有着自身鲜明个性的地方文化，如巴文化、易理文化、水文文化、榨菜文化等。改革开放以来，涪陵文化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到2008年，全区共有文化经营单位476家，实现文化产值8.1亿元，创利税1.5亿元，对全区经济的贡献率占GDP的3.16%。
1.出版印刷业发展较快。全区共有各类印刷企业124户，其中主要出版物印刷企业7家、包装装潢印刷企业17家、其他印刷企业30家、打字复印70家，资产总额6.6亿元。2008年，全区印刷产业实现产值7.1亿元，年销售总额6.6亿元， 占全区GDP的2.77% 。产值在1 000万元以上的印刷企业有21家，其中宏声印务、太极印务、诚信包装、理想包装4家企业产值均在1亿元以上。全行业的资金总量、企业数量、从业人员、生产能力等在全市区县排名第一，已成为该区文化产业的支柱。
2.传媒服务业影响扩大。广播电视初步完成体制改革，媒体宣传影响不断扩大，形成“今晚10分”、“阳光热线”、“涪陵往事”、“城际新闻”等精品栏目，2008年实现广播电视产业收入2 100万元。“巴渝都市报社”按照“立足涪陵区、关注大重庆、辐射渝东南”的思路，不断开拓发展，2008年报纸发行量达到3.2万份，实现总收入1 300万元，比上年增长85.7%。
3.旅游文化产业有地域特色 。重庆直辖，涪陵设区后，涪陵旅游重新起步，发展迅速，2008年接待游客110.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0 30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5.3%、20.7%。并且呈现出如下特色：一是特色文化不断向景区渗透，形成了不同文化主题的旅游景区。白鹤梁、小溪等景区，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巴文化的风采；周易园展示了中国易学发展史；雨台山展现了祈雨农耕文化。二是开发利用节会文化，集聚人气，谋求发展商机。举办了武陵山旅游形象大使选拔赛、大木葵花节、南沱镇龙眼文化节等旅游促销活动，为景区注入了特色文化品位，提升了景区的形象和知名度。三是注重商业文化资源开发。如榨菜成功打入2008北京奥运会，美心集团红酒小镇竹木工艺品注重民俗文化人物形态或吉祥符号图案的使用，彰显了地域文化色彩。
4.体育文化产业稳步推进。已初步形成以体育为支柱，以体育场馆经营、体育竞赛表演、体育健身娱乐、体育培训等为主的体育文化格局。据统计，到2008年，全区有体育经营单位56家，实现产值2 000万元。其中，体彩销售1 200万元，同比增长33.3%,体育本体产业实现年收入180万元，同比增长33.3%。
5.网络文化产业起步良好。 巴渝都市报社以“巴渝传媒网”为依托，创建 “手机报”、“数字报”;2008年全区从事信息产业的企业达125家，从业人员约5 824人，信息产业产值已达12.15亿元。其中，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企业27家，产值7.25亿元，信息服务企业98家，营业收入4.9亿元。
三、涪陵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原因
涪陵文化产业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毕竟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1.量小。从总量上看，美国文化产业产值从1998年起，就已超过航天航空业及农业，占本国GDP总量的18%～25%,在国民经济中位居第四位。国内一些城市文化产业发展势头也很强劲，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去年北京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0.3%,长沙达到9.5%,深圳达到6.7%。重庆市南岸区达到8.08%。涪陵仅3.16%。从经营单位来看，2008年全区文化经营单位平均企业产值只有170万元，主要以低投入、少风险、快回报的短平快项目为主。
2.质弱。印刷业虽然在全市占有一席之地，宏声、太极、鹏程等企业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和知名度，但其业务范围仍然较窄，没有形成统一的集群化的响亮品牌。蔺市在红酒小镇和古镇的打造上，作了很大的投入，但由于宣传不够和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未形成旅游知名品牌。重庆长美影视动画设计有限公司开发了系列动画片《巴蔓》、生态移民动画片《巴方岛》,由于运作机制的封闭性，与市场缺少联系，成为“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产品，在文化市场上知名度不高。巴文化、易理文化、榨菜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长期被闲置，迟迟不开发，在旅游文化产业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白鹤梁题刻虽然知名度很高，而且水下保护工程也已完工，但由于各种原因，至今仍没有对外开放，从而没能发挥它的品牌作用。体育文化产业虽然每年都举办了许多大型的赛事活动，但由于缺乏整体包装打造，没有融入地方特色文化，所以也没有形成对外的品牌效应。
3.基础设施差。城区公共文化设施缺乏，服务功能差。由于移民拆迁、旧城改造等原因，原有专业性剧场或影剧院已经拆除，城区长期无专业性演出场所。区文化馆馆舍窄小，功能不全，无法投入使用。区图书馆在发展上面临安全、环境、经费三大困境。区少儿图书馆因三峡四期移民的迁建，现有馆舍面积再次缩小，难以发挥作用。新华书店缺乏自身经营场所。电影公司只有一家影院，难以满足观众需求。城市社区文化活动室50%以上面积窄小，设施老化，不能满足社区居民文化活动的需要。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不完善，文化活动阵地少。
4.演出市场死气沉沉。目前全区只有一个专业演出团体即区歌舞团，但仍按传统计划经济模式运行，演出活动局限在政府采购的城区节假日庆祝、下乡慰问演出等内容。注册登记的民营演艺团体虽然有7家，但主要是面向农村市场，满足农村群众婚丧嫁娶、生日庆典等文化演出需求。外地优秀演艺团体和精品剧目的引进演出也多年不见。
探究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
1.思想认识与思想方法障碍。在思想认识上，过分强调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忽略其商品属性；习惯于将文化看作花钱的“事业”,忽略了文化的投资功能和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突出地表现在旅游文化开发没有区级重点项目，而由各个部门、乡镇单打独斗，不能不受到其认知、鉴赏、创意、艺术、技术、资金、经营管理等能力或水平的限制，造成旅游文化开发起点低，散、乱、差，难以形成拳头产品。在思想方法上，习惯于单一、孤立思维，缺乏系统、创新思维，突出表现在旅游文化开发上，只注重旅游景点的开发，而不注重对相关景点及周边环境的系统开发，故难以形成真正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景区。部分文化企业还存在“等靠要”思想；凡此种种，都阻碍了涪陵文化产业的发展。
2.体制、机制障碍。管理体制不顺、部门分割、行业垄断、地区封锁，使文化、广电、旅游、新闻出版等文化资源难以形成一个彼此关联的文化产业经济运行大系统，阻碍了文化产业大发展；政企、政事不分的管理体制既影响了国有文化企业走向市场的步伐，又影响了民营文化企业进行平等竞争。经营机制不活，公益性职能与经营性职能混杂，脱离市场，缺乏活力；文化企业“国企病”突出，缺乏主动性；用人机制不活，分配机制“平均主义”较重，压抑了专业人员的积极性。
3.环境障碍。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偏低。文化投入不足，近年来虽已大幅增加，但底子太薄；可用于经营的文化资产数量少、质量差；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不高，制约了文化生产；文化市场发育不健全，主体经济形式单一，市场产品和服务形式单调，要素市场缺乏，市场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二是政策法规引导有待加强。对民营文化企业的优惠政策落实不好，文化产业的投入缺乏保障，没有建立相应的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激励机制和政策措施，文化产业发展缺乏强劲动力。动漫创意、服务外包、软件开发、网络媒体等新兴文化产业项目刚刚起步，由于缺乏牵引动力，发展速度较慢。三是人才匮乏。文化人才队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素质不高，专业性不强。在文化系统288名工作人员中，具有文化专业技能的只有124人，占43%,其中高级职称29人，占10%,中级职称43人，占14.9%,初级职称52人，占18%。产业开发所需的创作、创意、开发、推广人才奇缺，丰富多彩、寓意深厚、地域特色突出的文化资源长期转化不成优秀文学艺术作品，更难以形成吸引人们眼球的大市场。
四、涪陵发展文化产业的目标与重点
《重庆市涪陵区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确立了“建成重庆中部区域文化中心”的总体目标，新一届区委又提出了“人文涪陵”建设的新任务，为此，我们必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到2015年，全区文化产业的增长速度高于全区GDP的增长速度，达到重庆市先进水平，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以上，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部分文化产业发展处于全市前列；基本建成重庆中部区域文化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文化强区。
根据涪陵文化资源特点、现有基础和上述目标，可重点培育七大主导产业。
1.新闻传媒产业。广播电视台重点抓好数字电视转换工程、MMDS系统工程、网络双向改造等工程，加快推进数字电视建设，利用广电平台开发游戏、电视商务、电视短信、远程教育等服务领域，推进产业化发展。“巴渝都市报” 社依靠现代网络信息传媒技术，积极开发创意媒体产品，拓展动漫创意、户外广告、新闻旅行社、报型产品印刷业、巴渝传媒网视频中心等领域，打造“巴渝”系列的报业产业服务经济。
2.印刷出版产业。立足涪陵印刷行业优势，在李渡工业园区建立“涪陵印刷包装工业园”,引进品牌企业，形成印刷包装产业集群，成为“三峡库区印刷包装产业基地”。并在此基础上，依托重庆新华集团和长江师范学院等大专院校，在南门山、李渡新区建立大型图书批发中心和大型图书卖场。
3.演艺、娱乐产业。充分发挥艺术表演团体和演出中介机构的作用，培育演艺经纪商，加强演出协作网络建设，拓展国内外演出市场。规范发展传统娱乐业，提升娱乐品位；积极开发现代娱乐项目，拓展娱乐市场。努力挖掘民间优秀文化和地域特色演艺资源，支持、鼓励和引导民间文艺表演团体健康发展。依法规范文化艺术培训活动，繁荣文化艺术培训市场。集中人、财、物，打造几部以特色历史文化、革命老区文化、三峡移民文化等为题材的精品佳作，提高涪陵文化产品的影响力。开发展现涪陵风土人情、地域文化的工艺美术、书画作品，培育市场，形成规模产业化发展。
4.文化旅游产业。邀请国内知名专家深度挖掘涪陵旅游文化资源优势，进行高起点规划设计，高标准建设，打造特色鲜明、构思新颖、制作大气的文化旅游精品。如抓住白鹤梁水下保护工程及申遗机会，将其与滨江路景观长廊、民俗文化一条街及北山坪、点易园、北山书院等进行统筹规划设计，打造成集巴文化、易理文化、白鹤梁水文文化及三峡移民文化于一体的文化精品旅游区。将小田溪巴人遗址打造成集中展现巴人风土人情、民族文化精神及巴人寻根问祖的文化旅游景区。将李尉茹烈士陵园打造成展现涪陵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的红色旅游景区，将816军工洞体开发、打造成展现军工精神的“三线建设”旅游景区。将蔺市打造成特色古镇文化旅游景区。将武陵山森林公园、雨台山、石夹沟、御泉河等打造成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品牌等等。
5.文化创意产业。集成长江师院、金渠企业孵化器等区内优势资源，支持创意设计工作室、创意产业园和民俗文化体验区的建设，重点培育广播影视、音像、传媒、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工艺与设计、广告装潢、动漫制作等方面的创意群体，逐步形成一批以提供文化数字信息、影视、演艺、地方剧制作、文化资讯等内容为主，实力较强的大型内容提供商。发挥市场机制，以需求拉动生产，推进动漫产业向市场化、产业化和社会化方向发展
6.体育服务产业。借助实施“健康重庆”契机，发展健身服务产业，推动全民健身活动，提高全民体质。发挥该区竞技体育传统优势，建立完善体育后备人才储备体系，突出重点运动项目，打造特色运动项目。开发体育培训、技术服务、体育用品等服务产业。探索以“巴人尚武精神”赛、巴人寻根问祖赛等商业体育赛事，打造体育产业品牌。
五、涪陵发展文化产业的措施
1.树立科学的文化产业观和科学的方法论。辩证地认识文化产品的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正确认识文化产品的认知功能、传播功能、娱乐功能和投资功能等多元功能，并处理好各种功能间关系，充分重视和发挥文化产业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运用系统论与重点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指导全区文化产业建设。如在旅游文化产业建设中，应根据景点与景点、景点与环境的内在联系和基本要求，确定不同的主题景区，在突出重点景点的基础上，建好配套景点及配套环境，形成众星拱月的态势，以增强景区对游客的的吸引力，提高其认可度。
2.改革体制、机制。坚持“宏观管好、微观搞活”的原则，创新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实现政府职能逐步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由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创新企业经营机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国有文化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增强活力和竞争力。积极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使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加快推进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三项制度改革，转换机制，增强活力，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
3.抓好产业品牌建设。充分挖掘丰厚的涪陵文化资源，策划一批市场前景好、投资回报率高的重大文化产业项目，编制“涪陵区文化产业项目投资指南”,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战略投资者和合作者。充分利用涪陵特色文化资源丰富，立体气候明显，生态环境良好的优势，建设涪陵文化创作园，以特色文化资源、优美的环境、优厚的待遇，吸引全国的著名文化人来此休闲、度假、讲学、创作。打造特色文化产业品牌，培植一批骨干企业。加强文化与旅游、文化与体育的结合，推出一批舞台艺术精品。
4.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求，加快实施文化产业重点工程，推进城镇和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一是积极实施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家书屋建设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城乡文化互动工程等建设项目，并不断完善文化功能配套设施，提高管理和使用水平。二是实施重点突破。在李渡新区建立一个国家二级标准图书馆，增加购书经费，使全区人均购书经费达到全市平均水平及以上，适应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需要。在老城区和李渡新区规划建立图书大型卖场，在老城区和李渡规划建立电影院，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三是加快文化艺术中心建设。将歌舞团、文化馆、电影放映、群众游乐设施等融入文化艺术中心，提高场所综合使用效益。
5.优化发展环境。切实改善投资环境，按照“非禁即入、有需则让”原则，鼓励、支持企业、个人、团体、境外资金等社会力量参与兴办文化产业，以克服资金短缺障碍。完善发展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市场，着力培育面向大众的文化消费市场，拉动文化消费需求，进一步挖掘全区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潜力。积极发展行业组织，重点发展经纪、评估、咨询等市场中介机构，培育和扶持一批诚信度高的文化中介组织，使之成为连接文化生产、服务和消费的有效环节。健全和完善市场管理法规，规范文化产业经营活动，禁止不正当竞争，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和其他文化权益，依法打击破坏文化市场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抓紧研究制定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规划，下大力气培养、造就和凝聚高层次、创新型文化领军人才，挖掘、保护和利用好优秀民间文化人才，建立高端专家人才队伍。完善人才激励机制，拓宽人才选拔途径，创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形成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人才优势。
参考文献：
涪陵白鹤梁 篇四
关键词：中等学校 景观生态 规划与育人功能
一、中等学校校园景观生态设计遵守的生态世界观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及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在中等学校校园中学生与校园环境时刻在发生相互作用，给予校园景观注入教育元素对于发挥校园环境的育人功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利用景观生态学与规划设计相结合，是一个可操作的、能实现校园的生态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的最科学途径。在进行中等学校景观生态设计时，必须遵从生态世界观：1、可持续发展观。即：暨满能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生存产生威胁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观念。2、培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即人在自然中不是主宰者、征服者，而是与自然学众生物共同生存发展伴吕的合理定位。3、培养生态伦理道德，即人的生存、发展不破坏环境，人的生存发展要善待自然和其它生物。
二、中等学校景观生态设计遵从的规划原则
在进行中等学校景观生态设计时还要遵从景观的规划原则：1、自然优先原则，即保护自然景观和维持自然景观生态过程及功能。2、持续性原则，规划应谋求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协调统一与同步发展以达到景观的整体优化功用。3、针对性原则：即针对不同的规划与评价，规划学校就要评价其教育功能。4、多样性原则，即在校园特定的系统中，增加景观的多样性、建设绿化空间体系、增加绿化空间及开敞空间等。5、社会原则：即尊重地域文化与艺术使人文景观的时代性与地方性相结合。6、美学原则，即：使校园形成连续的整体景观系统，符合美学及行为模式。
三、中等学校景观生态设计环境育人理念
在进行中等学校校园景观生态规划设计中应突出环境育人理念。根据新课程改革理念：学校就是教材，环境就是课程，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无时不在与环境相互作用，每时每刻都在受到环境的影响与熏陶，在进校校园景观生态设计时，要对每一块绿地、每一个园林、每一处景观都注入教育元素使其充分发挥教育功能。在设计时必须确定以下理念。1、保护和深化自然景观的教育功能。即：是根据学校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绿化区域给人们环境优美清丽育人的感受。要充分保护和深化学校自然环境提供的自然景观的教育内涵，使其富有育人功效。2、突出其教育功能。在设计时要人为设置和谐的建筑色彩、相对统一的建筑风格、有教育意义的文化长廊、直观形象名人塑像和具有地方色彩校史展区等，使校园体现出一种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校园文化。3、体现学校的办学理念。即：中等学校生态景观设计中要在突出体现学校的办学理念与办学的特色。4、遵循教育学、心理学原则。在规划校园生态景观时，要遵循直观性、启发性、渐进性。
四、浅析涪陵五中校园生态景观设计的功效
1、场地概况：涪陵五中位于国道之边，长江之畔，东、南、西三面环山，坐落于高差10米的山地中凹陷地带，占地约11万平方米，背靠青龙山脉、东侧乌龟宝、西靠天子殿、北临长江之滨，视野开阔、腹地平坦、地吉人灵、适宜作很好的生态景观生态规划。
2、涪陵五中校园生态景观规划情况：根据涪陵五中的地理位置概况，涪陵第五中学新校区生态景观规划设计：为“一轴二带、二环三岛”的总体空间框架。
一轴代表涪陵第五中学的“历史――现在――未来”的时空轴线，二带：其一是体现涪陵第五中学历史的白鹤梁之韵景观带；其二是名人雕塑景观带，一环是连通校园内部的道路功能环，三岛是体现涪陵第五中学精神情感切入点。
根据功能需要和场所景观需求将校园规划为三个功能区和三个景观园区和三个外环园区。
1、中轴三岛园区
尚美广场园区是新校区迎宾集散和情感承接过渡的广场，代表时空轴线中“历史”的切入点，设计继承前期规划欲扬先抑的思想，入口两侧环植多株大黄葛树，既达到与老涪陵第五中学情感文脉的连接与过渡，又实现景观空间“抑”的作用，穿过校门为樱花大道与尚美广场建筑形式相互映衬，行政楼前为尚美广场的延伸。整个区域采用现代的造景手法，利用植物的空间层次来营造出“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空间和意境，同时该区域利用多种植物组团进行造景形成晨草园、荟萃植物精品，以增长和丰富莘莘学子的植物学知识。
2、智慧广场园区
位于校区的中心，代表时空中心“现在”的切入点，在保证其交通功能的前提下，布置休闲设施。在实验与图书馆之间的绿地空间，主要以疏林草地的形式进行布置，为师生的休闲、运动开辟出一个开放空间，从而达到人景互动的景观效果，让师生们更好地去接近自然、感受自然。整个区域以象征人才贤者的香樟为基调树种，同时配以象征文化的槐树、楸树，间植桃李，喻意涪陵第五中学文化殿堂，人才辈出，桃李满天下，同时，该区域与智慧广场相呼应，体现出更深一层的含意：涪陵第五中学为祖国的繁荣造就了许多栋梁之才。
3、致学园区
该区为教学楼内庭区域，在结合现状地形的基础上，整个空间以“春、夏、秋、冬”为序进行景观展开设计，意在警示师生们在求学的岁月中秉承的致学之法、致学之态。
新春之雅：以迎春、茶花、紫玉兰、白玉兰为主题植物，以黄葛树进行衬托，体现出一种春的气息、春的遐思，意为“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让同学们珍惜时光，把握现在。
仲夏之欣：该区域以石榴、合欢、广玉兰为主题树种，下配紫薇、夏鹃、金叶女贞等灌木，同时在场地内散布一些景观塑石，意在提示同学们在布满荆棘求知的道路上要用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困难，迎接新的挑战。
金秋之胜：该景观用桂花作为背景树种，以银杏、三角枫为主题，前景布以火棘、金叶女贞等灌木，意在给师生们季节性提示，使其更深刻的领悟收获季节的可贵。
瑞冬之韵：以松、竹、梅为主要植物造景元素，营造出一种古朴诗意的园林空间，用“梅花香自苦寒来”的意蕴激励同学们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勇攀科学之颠。同时，运用松、竹的比德精神来熏陶学子的人品。
环外三园：沿校园环路外侧布置的有玉兰集秀苑园区（教工宿舍），桂子飘香园区（学生宿舍）、秋林枫致园区（教学楼背景山地），在其中营造出读书、休闲、富于生活情趣且具有励学内涵的多种园林空间。樱花缤纷大道与名人雕像景观带，以自然风景林为基础，形成独具情趣意致的园林空间境域。
4、涪陵五中景观生态设计的种植设计
种植设计是本次环境设计的核心内容。结合涪陵的气候现状，园区植物配置以常绿乔木、落叶灌木为主，落叶乔木、常绿灌木为辅，适当点缀花卉地被为准则。
植物配置模拟自然植被群落的特征，形成乔木、灌木、地被、花卉等多种植物的复式群落，群落内部注意种间的互生，共生关系，注意搭配的科学性以增强人工植被群落的美观性，抗病性等适应能力。
五、对涪陵五中的校园生态景观设计的浅析
1、体现办学理念
涪陵第五中学“尚美育人”的理念孕育出了一代代精英，形成自身深厚的校园文化底蕴，新校区规划设计中在情感文脉上与老校区互相呼应，学校景观十分美丽，体现学校“尚美育人” 的办学理念。
2、突出时代特色
深刻理解涪陵五中校园的总体规划方案的开放思想及初步设计中的“以人为本”创意理念，配合总体布局和建筑形式，在环境规划设计中突出了教学楼为中心向周围辐射加的景观延伸和强化效应。
3、尊重场地特征
涪陵第五中学新校区地势高差较大，对环境绿化有较大的影响。针对校园东、南、西地理位置凸起，校区在三面环山的凹陷地带的特殊地理位置，规划在校园中设置中轴线，将校园划分为教学、生活、运动三个景观和功能区。在运动区配置大量的绿地块以平衡运动场的生态环境，在教学区设置三个植物园以凸显生态景观的教学功能，用高大的灌林种植于闲置环道使整个校园的植物与建筑形成以中轴两侧构匀辐射稳定空间格局，体现出结构和谐与文华底蕴。
4、突出“育人”氛围
以富于情感特质的场所来突出环境绿化与人的互动，实现环境对师生的美育和加强艺术熏陶的功能，做到“山水明德、花木移性、诗意景观、人文绿地、静赏如画、动观似乐、绿团锦簇、水意朦胧”的效果。
5、展示了人文精神
植物设计中采用了大量富于人文品格的松、竹、梅、菊、桂等树种来营造校园景观。力求在短期内形成优美的校园环境，高雅的绿色植被，厚重的文化内涵，又使涪陵五中学风浓郁的人文气息源远流长，从而形成自身的种植文化特色。学校的生态环境对学生具有极为重要的育人功效。
综上所述：在中等学校的景观生态园林设计中要坚持生态世界观，遵循景观规划的基本原则，运用景观生态学、教育学的基本原理，把校区分为以多的生态板块、植物区域和绿地班块并注入教育元素使之具有环境育人功效，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我们在进行校园景观生态设计时要充分挖掘生态景观的育人功能，建设高教育效能的中等校园。
{参考}
1、今日重庆华龙网重庆新农村建设2010 12月11日
2、加强土地整理促进新农村建设国土资源网在第十五期国土管理市长研究班上的讲话2007年10月18日
3、《园创景观实践》邓显渝著 2003.4
4、浅析生态景观设计邢建武 2007.9
5、论景观设计分类及生态景观设计朱少华《东北电力大学学报》 2007年10月27卷第5期。
6、城市生态景观的特征与构建，龚克 程道品。《山西建筑》,2006，32第3期：71-72.
7、居住区休闲空间环境研究，刘佳，《山西建筑》，2006，32卷第3期：34-35.
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范文 篇五
摘 要 中西体育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体育文化，是人类互相交往的结果。但中西方体育由于文化基础不同，因而在表现形式、发展过程都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本文通过中西体育文化的差异比较，准确的把握两者的根本差异，从而找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方向及趋势。
关键词 中西体育 比较 民族传统体育 发展方向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独立发展或孤立存在。东西方的文明，国际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已经成为了无法阻挡的主流。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体育文化也是不例外的，东方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体育文化，是人类相互交往的结果，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作为东方体育代表的中国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的比较，有利于加强不同背景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合作，通过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优势互补，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发展世界体育文化，达到文化的共同繁荣。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只有保持自己文化上的独立性，并不停的向前发展，展示出自己的新东西，才不会跟在别人后面成为附庸[2]。对中西方体育文化进行比较，从而发掘出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确定它今后的发展方向。
一、 体育文化的定义
体育文化是人类在体育生活和体育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并通过有形的身体形态、动作技能、运动器材、物质以及无形的与社会属性相关的意志、观念、时代精神反映出来，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存在方式[1]。它是人性和人类本身需求的特殊反映，具有民族性、时代性、传承性、依赖性、娱乐性等特征。体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与人类文化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文化区域，不同的民族文化对体育文化的形成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中西方体育文化作为东西半球不同文化脉络中的产物，二者构成了世界体育中两支艳丽的奇葩。因此，从文化角度对中西方体育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深刻认识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促进二者之间的交流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中西体育文化差异比较
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之异质性为世人所有目共睹。中国文化基本上走的是一条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通过对中西方的文化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同时也有相似的地方，通过对中西传统体育文化的比较可以证实：中西方的体育起源相似；对体育发展有密切联系的祭祀的信仰、仪式相近；运动项目近似。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交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一）中西体育文化产生和依存的社会环境的差异
中国传统体育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形成了含蓄的、因循的体育思想，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发展。这就使得这种体育文化追求所产生之日起就走上了反省内求的道路，人们对这种体育文化追求所产生的结果则是关于如何，正心诚意、修身养性，等一系列养生思想及其在治国安邦等现实社会中物化而来的体育内容。
（二）中西文化特质的差异
西方体育文化核心特质是竞争，同时，体现出规则明确、竞争公平、尺度客观、评价准确，诱人勤奋进取的文化特征。它是以工业生产、市场竞争为基础的一种体育文化。一般意义上的东方文化则与西方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如重和谐轻竞争，重精神轻物质，重集体轻个人，重义轻利等。中国传统早在人类文明的“元典时代”就已构筑了一个以人为中心，融自然（道家）、人文（儒家）和科学（墨家）为一体的文化模式，而自然、人文和科学三重文化价值之间的异质互补和交融互动，不仅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模式中的三个要素、三块基石和三大传统，构成了中国文化奔腾向前绵延发展的内在机制和精神动力，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要素是统一、中和、中庸，重在养身的内向性、兼容性和辩证性的特征。
（三）中西体育文化在对待追求目标的差异
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文化精神相适应，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运动目的上看，中国体育主要表现为运动主体的修身养性和内部完善，通过体育活动达到身心的平和状态；西方体育则表现为运动的客体技术与技能的完善，在体育运动中不断实现身心的超越；从运动根据上中国体育表现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重在健身、养生，是重在通过外在的形体锻炼而达到内在的精神修养，是内外俱练，形神兼顾；西方体育则表现出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它更讲究天人相对、天人有别。
（四）中西体育文化在价值观的差异
中西两种文化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体育思想和体育价值观的差异。从两种文化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各自的特征。中医哲学观讲“天人合一”，认为宇宙、自然界、人都是由“气”构成的一体，西方哲学讲究天人相对、天人有别。在人生观方面，中国人乐长生，重节制，讲中庸（温、良、恭、俭、让）；西方人则求价值、谋进取、趋极端（敢、强、险、异）。在认知形式上，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重直觉顿悟，西方人重抽象思辩。西方文化的特殊贡献在于科学方法，而中国文明之特殊功绩在于合理的人生观。在生活观上，中国人知足常乐，守成务实；西方人冒险创新等。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是追求静态美的文化；西方传统文化是种动态的文化。这决定了中西方体育文化形态和体育价值观的实质性差异。
三、中西方体育文化存在着相互交融及互补，也是全球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历史都是不断摆脱民族性、地区性而走向世界性、全球性的过程[11]。文化越来越多的交流与融合，越来越呈现出世界性的色彩，以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形式，融入世界体育文化的主流。因此，中西方体育文化具有必然性的汇合与互补。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同样是优秀的，没有绝对的孰优孰劣之分。两种体育文化自然可以求同存异，扬长避短，在交流与融合中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的高速发展。文化多样化问题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只有东西方体育文化的融合，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多元化。
（一）中西体育文化的互补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体育文化的产生是一个长期孕育演变的过程，其发展更是一个长期积累、选择、变异、冲突、交融、定型的过程。由于体育文化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存在，所以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在相互交流的同时，势必会互相吸收融合其文化中的精粹部分，这就是文化的不自觉内在的统一。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互融与整合是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只有用开放的眼光审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弱点，善用异种文化的特质弥补竞技体育发展中的异化现象，使得不同文化之间互补，才能为民族体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也在中西方的体育文化交融及互补中找到出路，具体表现在：
1.对伦理道德观念的追求
在当今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势必要注入新的血液，因此，西方的竞争观念，自我价值的彰显也成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追求。西方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致力于东方体育文化精神的研究，试图从东方的处世之道和养生方法中寻求解脱。
2.相互移植对方的优秀运动项目
中国体育中的气功、武术、龙舟竞渡、踏青、放风筝、秋千等项目开始向西方移植，冲破了西方竞技一统天下的局面。而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田径等项目已深入我国各民族人们的心中，获得大家的喜爱。
3.中国传统养生思想为西方所接受
西方竞争观念为东方所认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统生命观、健康观和与此相适应的保健体育，蕴含着有关人体科学的丰富内容如注重身心统一、内外协调、动静结合等许多辩证思想，对指导当今的人类保健活动，仍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竞技体育所表现的竞争观念和现代社会是相吻合的，正被中国体育所认可和接受。
四、结束语
体育文化的产生是一个长期孕育演变的过程，其发展更是一个长期积累、选择、变异、冲突、交融、定型的过程。不同类型和模式的体育文化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会发生冲突。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是客观的它不仅会改变原来体育文化的性质，还会由于两者契合发展产生新的体育文化，带来体育文化的变迁。体育文化的冲突是区域性、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集团性等多种类型的综合，认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就应在此入手。并根据中国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内在要求来选拣、吸纳西方体育文化；要将西方体育文化“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改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体育文化。如果我们不加考虑的把西方体育文化全部移植到民族体育文化当中，那么我们就失掉了民族体育文化的根本，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才能好地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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