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受到启发，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时，写心得体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那么心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以下是山草香给大家分享的8篇主观幸福感，希望能够让您对于幸福感的写作有一定的思路。
主观幸福感范文 篇一
关键词：幸福；幸福城市；建设
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国家的经济总量巨大，综合国力较强；另一方面，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这就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目标和根本追求在于增进人民福祉。事实上，近年来，相当多的地区都提出了幸福城市建设的目标。那么，何为幸福城市？如何才能达至幸福城市呢？
1个体幸福与幸福城市
对于幸福的理解，往往因人而异。康德曾经犀利地指出：“不幸的是：幸福的概念是如此模糊，以至人人都在想得到它，但是，却谁也不能对自己所决意追求或选择的东西说得清楚明白、条理一贯。”[2]有的人认为幸福是知足常乐，有的人认为幸福是家庭和美，而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他指出，“不能说小孩是幸福的”，原因是，“由于年龄的关系，他们没有这样合于德性的行为。”[3]显而易见，亚里士多德在此所谓的幸福与我们平常语境中所说的幸福内涵相去甚远。总之，幸福是一个比较主观的评价。每个人所追求、评价的幸福往往大相径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幸福，我们无法言说。对于什么是幸福，我们的看法多种多样。但是，对于幸福的反面，我们很容易达成共识。比如，疾病不是幸福，恐惧不是幸福，食不果腹不是幸福等等。就此言之，建设幸福区域和幸福城市的意义正在于：为人民的幸福创造恰当的条件和保障。当然，最终幸福与否，还需要人民中的每一位个体去努力、去创造。由此，幸福城市的内涵在于：以服务于人民幸福作为执政的目标和根本价值。以幸福区域和幸福城市建设作为执政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价值追求。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人民幸福的诉求贯穿始终。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不断深化，改革发展不断推进，最终需落实到不断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发展本身也是为了人民福祉。我们应该提倡有利于人民幸福的发展，强调经济社会民生同步发展。幸福城市的实质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就是要克服发展中见物不见人的错误倾向，就是要坚持人民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
2幸福城市不是GDP至上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追求GDP增长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中心任务[4]，GDP数字成为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但是，GDP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人民幸福感的提升，其主要表现如下：1.GDP统计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它并不区分各种生产活动背后对人们的正负影响，例如，那些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GDP增长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体现为负价值，它们事实上降低了人民的福祉。至于那些生产有毒食物和伪劣药品的GDP增长则更是危及到了人们的生存。据有的学者统计，近十年来，在药品与食品方面共发生了几十起全国性的重大事件，其中包含我们都十分关注的三聚氰胺事件、苏丹红事件、瘦肉精事件、地沟油事件、塑化剂事件等等。更为严重的是，该学者强调“，以上所列举的事件还只是产生全国性影响的，还有很多饮食、医药、日用品问题在部分地区产生重大影响，无法一一列举。”[5]种种事件，让人触目惊心，长此以往，难怪有人感叹：现在，我们还能吃什么？市场经济时代，饮食安全如果无法保证，何论幸福？2.GDP统计“仅对那些可量化的物质因素进行统计，尽管物质福利构成人们福利的基本方面，但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福利是难以量化的”[6]；不仅如此，即使是可量化的福利而言，GDP衡量的也不是效用总量，而是金钱总量。企业往往选择生产金钱利润最多的产品，而不是对人们幸福效用最大的产品。3.GDP是基于个别价值的加总，尽管个别价值体现了产品或服务对个体的有用性，但对个体有用的东西并不就是对社会有用的[6]。例如，烟草对于烟民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众多被动吸烟者而言，它带来的不仅有体验上的难受，更会伤害他们的健康。4.尤其是，GDP至上推崇激烈的市场竞争。事实上，过度竞争会导致人们压力和焦虑增加，家庭和人际关系紧张、淡漠。这样，经济虽然增长了，人们的幸福感却下降了。虽然，现代社会往往把GDP和人均GDP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来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但事实上，GDP这一指标是有限的，片面的。我们绝对不能把GDP数字等同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福利现状。例如，有幸福感统计发现：在美国各州中，“最富裕的纽约州是最不幸福的，而紧接着的富裕州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州则是倒数第二、第三（排名50、49）。”恰恰相反，在幸福指数中排名前l0位的州当中有一些却是全美国最贫穷的。[7]由此可见，GDP数字与人们感受到的幸福感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建设幸福城市，要求我们正确、全面地对待经济增长的意义。无独有偶，当今世界众多国家都已经开始思考对GDP标准进行补充。早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丹尼尔•卡尼曼教授倡导编制“国民幸福指数”，他认为，与GDP数字一样，这个指数也可以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的标准。2011年4月，按照英国首相卡梅伦的要求，英国统计局推出了一个新的“国民幸福指数”，以此来衡量国民的生活质量，作为国家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2013年9月9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了《2013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报告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幸福感进行了全面评价。上述种种表明，在GDP数字之外，国民幸福指数和幸福体验已成为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
3建设幸福城市需高度重视公平正义的原则
公平正义是社会幸福的价值基石。首先，公平正义的原则保障了个体的基本尊严。尊严是人类文明的确证。人格尊严是个人幸福的前提和起点。没有尊严，就没有幸福。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中指出，“荣誉和羞辱在人类生活中占据核心位置，荣誉的核心概念是自尊，不过他认为荣誉和自尊的获得还不是最为紧迫的问题，这个时代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建立一个在制度上不羞辱任何人的正派社会。”因为“，羞辱是一种让人痛苦的恶，而尊敬则是一种善。因此消除羞辱应该优先于给予尊敬。”[8]公平正义的首要目标正好在于维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其次，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事实对人们的幸福感有着重要影响。如果，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而广大的民众虽然总体上有一定的改善，但是悬殊较大。那么，与少数暴富的人相比，他们仍然会有“相当大的受挫感和剥夺感，其内心的不平会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从而积聚更多的不满，最终挫伤进一步劳动和创新的积极性。尤其是当一部分人通过自己所拥有的公权力即通过寻租的方式获得大量的财富时，所引起的社会不公的感觉就特别巨大”。[9]可见，通过落实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已成为保障大众幸福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任务。再次，司法公正是社会幸福的重要屏障。如果一个社会司法严重不公正，这个社会必然是是非颠倒、善恶不分。如果一个社会如同窦娥所控诉的一样，“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那么，这一社会中大多数的人们是绝无幸福可言的。培根曾经犀利地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所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为此，应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具体言之，建设幸福城市，就要求政府在处理社会冲突和纠纷时，秉承公平正义之理念，依法行为，积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幸福城市打造一个良好的、正义的政务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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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范文 篇二
摘要根据国内外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文献和已有的研究经验，编制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问卷。以往大多数研究认为，主观幸福感由生活满意度和情绪体验两个基本成分构成，本研究认为主观幸福感还应包括社会和人际关系等成分。对376名大学生进行初测，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由自我满意、家庭满意、消极情绪、积极情绪、精力、生活满意、社会和人际关系8个维度构成，共41个项目。对511名大学生施测41个项目的主观幸福感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上述结构是合理的。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维度，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
分类号B841.7
1问题提出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主要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它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绪体验两个基本成分，前者是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认知评价，即在总体上对个人生活做出满意判断的程度；后者是指个体生活中的情绪体验，包括积极情绪（愉快、轻松等）和消极情绪（抑郁、焦虑、紧张等）两方面[1]。
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从那时起，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和研究兴趣出发，编制了多种主观幸福感测量工具，并形成了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心理发展三种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取向[2]。
生活质量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一般将主观幸福感界定为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3]。研究者选取的维度主要包括总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领域满意感。目前见到的较早的生活满意感量表是Neugarten等人编制的《生活满意感指数》（Life Satisfaction Index，LSI）。该量表涉及生活热情，毅力，所达到目标与期望目标的一致程度，身体、心理、社会方面良好的自我概念，愉快乐观的心理品质等维度[4]。
早期的心理学家常常将幸福问题与心理健康联系在一起。他们将主观幸福感作为反映人们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并编制了心理健康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量表。Bradburn编制的《情感平衡量表》（affect balance scale，ABS）包含10个项目，其中5个项目涉及积极情感，另5个项目涉及消极情感。根据被测者在这两个方向上的得分情况，就可以对其近期的情感状态做出判断，从而推测其主观幸福感状况[5]。但有研究者对短期情感反应能否用来说明一个人整体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表示怀疑。Kozma等人编订的《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 foundland scale of happiness，MUNSH）从短期情感反应和长期情感体验两个方面把握被测者的主观幸福感状况[6]。
心理发展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取向与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自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始，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正常人如何适应和应付生活、如何发挥自身潜能并获得人生幸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心理学研究者采用另一术语“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PWB）以区别于主观幸福感[7]。Ryff等人编制的心理幸福感量表的维度涉及人的自我实现的6个突出方面，即自主（autonomy）、环境驾御（environmental mastery）、个人成长（personal growth）、积极的人际关系（positive relations with others）、生活目的（purpose in life）和自我接受（self-acceptance）[8]。
近来，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呈现整合趋势。生活质量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和心理健康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都着眼于人们的体验，希望通过改善人们的体验达到提升和增进全社会福利的目标。另外，有的研究者指出，主观幸福感的测量还应当包括力量感、自主意识、愉悦感、自信心等指标[9]。这些说法正反映了主观幸福感测量中的一个现实问题，即主观幸福感的指标整合问题。
我国研究者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晚，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且多采用国外现有量表进行测量，但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国外量表不适用于我国大学生，如有人将Ryff心理幸福感量表运用于我国城市居民时发现其结构效度并不理想，原因可能在于国内外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10]。有些研究者在研究中采用了自编问卷[11,12]，但是这些问卷的心理测量学特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大学生是我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对这一群体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科学可靠的测量，有助于高等院校的心理工作者根据学生的情况及时安排心理辅导工作；同时测量结果也可作为有关教育部门制定教育政策的参考。因此，编制切合我国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就显得十分重要。基于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我国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维度，编制适合我国实际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
2编制过程
2.1量表维度的建构
根据国内外研究，主观幸福感包括生活满意度和情绪体验（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基本成分。但是，近年来国外一些研究者认为，主观幸福感还应包括反映个体心理发展的指标[8,9]。同时，参考国内有关研究，对我国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情况进行分析，本研究将自主意识、人际关系、力量感等方面引入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结构中，确定了10个维度，分别为：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家庭满意度、自我接纳、自主意识、人际关系、躯体满意度、力量感和社会。
2.2量表项目的编制
本量表以我国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为评定对象，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初步编制了99个项目。项目具体来源如下：
2.2.1参考国外相关量表中的有关项目
主要参考的量表有：《自尊量表》（SES，Rosenberg，1965）[13]，《总体疏离感量表》（Dean，1961）[14]，《驾御感量表》（Pearlin等，1981）[15]，《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感量表》（CES-D，Radloff，1977）[16]，《情感平衡量表》（ABS，Bradburn，1969）[17]。共编制了57个项目。
2.2.2自编量表项目
根据理论构想，参考国内外有关研究，按照已确定的10个主观幸福感维度，自编了42个项目。
2.3正式量表的编制
2.3.1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为天津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初测时实测376人，最后获得有效问卷365份。其中男性164人，女性201人；平均年龄21.8岁。再测时实测511人，最后获得有效问卷490份。其中男性206人，女性284人；平均年龄21.5岁。90人参加重测，有效问卷为82份；208人同时参加效标测试。
2.3.2施测程序
包括初测、再测、重测和效标测试。
首先，选取天津市3所高校（师范类、综合类和工科类各1所）在校大学生376名对初步编制的量表（含99个项目）进行初测，根据初测的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和筛选，最后确定正式量表。然后，选取天津市未参加初测的大学生511名对进行项目分析和筛选后的正式量表（含41个项目）进行测试，同时其中208名大学生做《Campbell幸福感指数量表》以获取效标。4周后，对90名做过正式量表的被试进行重测，以获取重测信度指标。为保证学生回答问卷的真实性，被试不在问卷上填写学号和姓名。
2.3.3研究工具
自编主观幸福感问卷：共有99个项目，分为10个维度。回答方式为5点量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
《Campbell幸福感指数量表》（Index of Well-Being，Index of General Affect）：包括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个问卷，前者由8个情感项目组成，后者由一个满意度项目组成，两者的得分进行加权相加即为总体幸福感指数。该量表情感指数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重测信度为0.43，与生活满意度单一测题的效标关联系数为0.55[4]。
2.3.4数据处理
采用SPSS 11.5 for Windows和Amos5.0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3结果分析
3.1因素分析
3.1.1探索性因素分析
因素提取的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采用Promax斜交旋转，最终保留41个项目。各因素的特征值及其贡献率见表1，因素命名与各项目在各个因素上的载荷见表2。
由表1和表2可见，项目在所属因素上的载荷介于0.31和0.91之间。8个因素累积变异解释率为59.88％。
3.1.2验证性因素分析
采用Amos5.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所得拟合度指标见表3。
由表3可见，除了χ2/df未达到要求之外，其余拟合度指标均基本达到了规定的指标，并且每个项目的因素载荷均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
3.2项目区分度分析
计算每个项目和量表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作为项目区分度指标，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量表具有较好的项目区分度，所有项目的区分度均很显著，p
3.3信度和效度分析
3.3.1信度分析
（1）内部一致性系数
内部一致性系数采用Cronbach α系数作为指标。结果见表5。
由表5可见，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8个因素的内部一致性在0.646～0.868之间，而且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了0.937。
（2）重测信度
90名被试参加了重测，获得有效问卷82份。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见表6。
由表6可见，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64，除人际关系维度的重测信度较低外，其它维度的重测信度在0.734～0.825之间，表明量表跨时间上的稳定性较好。
3.3.2效度分析
（1）效标关联效度
选取208名大学生为被试，用《Campbell幸福感指数量表》为效标，计算出它和本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80，p＜0.01，说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与Campbell幸福指数量表之间的相关程度很显著。
（2）结构效度
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4讨论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参考了国内外研究者对主观幸福感维度的探索结果，在大量项目中进行筛选和评定，经过初测、再测等过程，在统计检验的基础上建立起目前的量表。以往大多数研究认为，主观幸福感由生活满意度和情绪体验两个基本成分构成，本研究认为主观幸福感还应包括社会和人际关系等成分。
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项目在所属因素上的载荷介于0.31和0.91之间，因素累积变异解释率达到59.88％。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除χ2/df未达到要求，其余拟合度指标均较好地符合要求。
本量表具有很好的项目区分度，每个项目与量表总分之间的相关均在0.30以上，且显著性水平均达到0.001。
此外，量表还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8个因素除人际关系和家庭满意低于0.70以外，其它6个因素均较好，而且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达到0.937。与《Campbell幸福感指数量表》之间的相关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说明本量表具有很好的效度。
本量表尚存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地方。首先，χ2/df未达到要求，这可能与被试量不足有关；其次，重测信度不高，可能是因为重测的被试量太少。再次，人际关系因素的重测信度很低，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被试量太少，项目数也较少或本身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可能是该因素受情境因素影响较大，表现出跨时间上的不稳定性。因此，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增加被试量以检验量表信度，进一步修正项目以期获得更为理想的结构。
5结论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经过严格的编制过程，最终确定了自我满意、家庭满意、消极情绪、积极情绪、精力、生活满意、社会和人际关系8个维度，共41个项目，且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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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Ji Nan, Li Yousui
(Research Center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i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300074)
Abstract
主观幸福感范文 篇三
[关键词]社会支持 主观幸福感 情感
一、社会支持研究概述
1.社会支持的概念
有关社会支持的研究，最早来自社会学。19世纪70年代初，精神病学在文献中引入社会支持的概念，但是真正对社会支持进行研究也不过只有30多年的历史。因此，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Cobb认为，“社会支持是指个体所感受到的来自其所在的社会网络成员的关心、尊重和重视的一种行为或信息。” Atchiey认为，“社会支持是人们赖以满足他们的社会、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家庭、朋友和社会机构的汇总。”刘维良认为，“社会支持是指个体经历的各种社会关系对个体的主观或客观的影响。”施建锋等人认为，“社会支持指的是当某人有需要时，来自于他人的同情和资源的给予。”目前，研究者们大多从社会心理刺激与个体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界定社会支持，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
2.社会支持的分类
社会支持的分类方法繁多，大体可按照支持的性质和支持的来源两种方法分类。Cohen和Wills根据社会支持所提供资源的不同性质，将社会支持分为尊重的支持、信息支持、社会成员身份和工具性支持四类；Wellman和Wortley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将社会支持分为感情支持、小宗服务、大宗服务、经济支持、陪伴支持等；Cutrona和Russell将社会支持区分为情感性支持、社会整合或网络支持、满足自尊的支持、物质性支持、信息支持5种。国内研究最初一般按照性质把社会支持分为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目前，一般把社会支持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
尽管学者们对社会支持的理解见仁见智，但无论国外早期的研究者，还是国内的同行采取何种分类方法，从其性质上来看，不外乎以下两大块：一是客观可见的支持，包括物质支持、网络支持；二是主观体念的支持，即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受尊重被体谅的情感支持及满意度。
二、主观幸福感研究概述
1.主观幸福感的概念、特点和结构
心理学研究领域中，Well-being,Subjective Well-Being和Happiness通译为主观幸福感，目前使用最多的是Subjective Well-being。国内研究学者多采用Diener的观点，认为主观幸福感就是个体依据自己内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性评价。因此，主观幸福感具有主观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的特点。
主观幸福感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基本成分。认知成分指生活满意感，指个体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认知评价，涉及理智，是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指标；情感成分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涉及个体的情感体验。
2.主观幸福感的有关理论
(1)人格理论――Heady和Wearing认为，事件与环境对主观幸福感都有影响，但从长期看，人格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自尊心、控制源倾向、自我概念等都影响主观幸福感。
(2)社会比较理论――Wood认为，社会比较是“想到与自我有关的友好或多个他人的信息的过程”。许多研究发现，与幸福的人比较(向上比较)会降低主观幸福感，与更不幸的人比较(向下比较)会提高主观幸福感。
(3)期望值理论――Wilson提出高期望值是影响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期望值和实际成就之间的差异与主观幸福感相关，高期望值与个人实际差距过大会使人丧失信心和勇气；期望值过低则会使人厌烦。
(4)适应理论――Helson认为，适应是对重复出现的刺激反应减弱，重新建构有关刺激的认知以及刺激对生活影响的认识。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节良性与恶性事件，不至于总是狂喜或绝望。
三、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人们对社会支持的关注由研究其对身体健康的影响逐渐发展到研究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上来。以往的研究学者普遍认为，具有良好的社会支持的个体会有比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比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较低的消极情感。因为社会支持可以提供物质或信息的帮助，增加人们的喜悦感、归属感，提高自尊感、自信心，当人们面临应激生活事件时，还可以阻止或缓解应激反应，安定神经内分泌系统，增加健康的行为模式，从而增加积极情感并抑制消极情感，防止降低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影响主观幸福感存在两个模型：主效应模型和缓冲器模型。前者认为，社会支持对维持一般状态下的良好情绪具有重要作用。不论个体是否处于应激状态，社会网络总会增加主观幸福感。后一种模型则认为，社会支持可以保护应激状态的个体，它作为社会心理刺激的缓冲器因素间接地发挥作用。
不论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都表明，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着极其显著的正相关，但是针对不同的人群，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不同，社会支持的不同维度对主观幸福感的贡献不同，对主观幸福感的不同维度的影响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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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范文 篇四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6A-0004-03
幸福是一个古老的哲学话题，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甚至柏拉图时期。个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是心理学界重视个人生活质量研究的一个明显标志。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倍受重视，主观幸福感也逐渐成为衡量人们生活质量及心理健康的一种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幸福感的形成和培养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理念和行动，正逐渐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国内幸福感研究大都集中于理论探索，实践研究不足，尚未形成较好的操作模式和有价值的成果，从目前对幸福感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外研究较多地集中于对成人的幸福感研究，而在对学生群体的研究中，又多集中于大学生，其次是中学生，对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非常少，可以说是一个空白。本文从小学生学校和生活的实际出发，采用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我市八步实验小学的学生进行主观幸福感的调查，在对小学生主观幸福感进行问卷调查与统计的基础上，考察了小学生幸福感的一般状况，探讨影响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并提出培养和提高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建议，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建设性意见。
一、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内涵
幸福是人类难以割舍的永恒情结。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个体认识到自身需求得到满足以及理想得到实现时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幸福感是一种心理感受，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成长经历不同，幸福感的强弱也不同，当你愉悦地享受正在做的事并真心地接受自己、欣赏自己时就是感到幸福的时刻。那么，小学生的幸福又是什么呢？对此有许多说法，但笔者认为：学生的幸福，应该是其合理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学生的合理需要包括安全、休息和睡眠等生理需要，求知、自尊、爱和审美以及自我实现等精神需要，这些需要得到逐步的满足和提升，就是学生的幸福。学生的幸福感来源于学校、家长、教师的关怀，以及求知愿望的满足、学习成功的体验、自身成长的认同、生命价值的肯定，因此，应让学生体验快乐，收获满意，实现价值，得到幸福。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把学生的幸福作为教育的核心目的，让学生在教育中充分享受幸福。
二、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特点与状况
（一）调查方法
当前，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本研究从小学生的实际出发，随机整群抽样，采用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本校的学生进行了主观幸福感的现状调查，试图分析其影响因素，并提出提高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建议。
笔者分别向本校低中高各个年级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共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87份，其中男生107人、女生180人。调查问卷采用自编的《小学生幸福感调查问卷》，样本分布兼顾了性别、年龄及区域，基本符合随机抽样的原则。问卷共设25道题，其中23道为单项选择题，涉及对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学习压力等不同情况下的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调查；此外有2道开放式选择题，答案有多项；最后让学生给自己的幸福现状打分（共0～3分、4～6分、7～8分、9～10分四档）。
（二）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基本情况
1.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状况
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幸福感的调查中，90%的学生感觉自己很幸福，10%的学生感觉自己不幸福。在为自己的幸福现状打分环节，只有6%的学生给自己打满分（9～10分），90%的学生给自己打7～8分。在多项选择题中，在对幸福感的理解上（选择你认为最重要的5个），选“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最多，其次是“有幸福的家庭”“有很好的人际关系”，这说明学习成绩的好坏深深影响了小学生，且小学生希望自己得到认同和关爱。在“哪些因素最有可能增加你的幸福感（选3项）”这道题中，选择比例最高的是“父母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庭和睦，父母相亲相爱”“舒适的学习环境”，说明亲子关系很大程度影响了小学生的幸福感。调查还发现，小学生的幸福感存在年龄差异，高年级的学生幸福感比低年级的学生幸福感低；男生、女生在幸福感上也存在着不同，男生的幸福感得分显著低于女生的幸福感得分。
2.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1）亲子关系与小学生幸福感的描述性分析
在问卷中，在回答父母陪伴的时间时，89%的学生选择了“父母很少陪伴”；在回答“父母经常陪你说心里话吗”时，91%的学生选择了“很少”，也就是说，父母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越多、给予孩子更多的爱，越有利于小学生感受到幸福。在回答“父母的教养方式”时，选择“父母严肃、暴躁，凡事他们说了算”、与父母关系紧张的学生，幸福感得分低。在被调查的学生中，有一部分来自父母离异的单亲家庭，这部分学生明显感到自己不幸福。可见，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的和睦感与小学生的幸福感呈正相关，家庭越和睦的学生感觉到越幸福。
（2）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与小学生幸福感的描述性分析
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与小学生的幸福感呈正相关。问卷问到“你和同学的关系”时，有93%的学生表示与同学的关系很融洽，只有5%的学生与同学关系紧张；在师生关系上，有10%的学生和老师关系非常好，80%的学生表示和老师的关系一般，与老师没有特别的相处。这表明，师生关系、同学关系越好，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就越高。
（3）学习压力与小学生幸福感的描述性分析
学习压力与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有着重要联系。在调查中，91%的学生感到自己的学习压力较大，94%的学生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87%的学生觉得每天的作业量很多，并且越高年级的学生越觉得作业压力大。小学生的学习压力越大，体验到的愉快情绪就越少，幸福感也会越少。
（4）睡眠时间、玩耍时间与小学生幸福感的描述性分析
睡眠时间、玩耍时间与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在调查中，80%的学生表示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6～7小时。拥有足够的睡眠时间、自由的玩耍时间可以让小学生体验到较多的积极情绪，从而感到幸福。
（5）自我价值感、自我效能感与小学生幸福感的描述性分析
在调查中，当问到“你对自己的未来有信心吗”时，只有16%的学生选了“非常有信心”，11%的学生“经常有感到郁闷沮丧的情绪”，由此可以看出自我价值感、自我效能感与小学生的幸福感呈正相关。
三、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一）家庭教育
1.家庭环境是影响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家庭是小学生成长的重要环境，它不仅给学生提供物质生活条件，也给学生提供精神生活条件。调查显示，亲子关系、教养方式、家庭关系与小学生的幸福感有着重要的联系。亲子关系是小学生建立的第一个人际关系，是满足小学生生存需要、依恋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安全需要的重要人际资源。调查表明，在家庭中，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对小学生的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父母常常与孩子保持心灵的沟通，可以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从而促进孩子的安全感、稳定的情绪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让小学生较易体验到舒愉的情绪。
2.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基本一致
父母的教养方式作为家庭方面的重要影响因素，对孩子的心理发展、人格形成、心理健康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父母的理解关爱对小学生的幸福感有积极的作用，而不正当的教养方式则起着消极的作用，因此，父母要改变不良的教养方式，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才能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发展。实际上，亲子关系也属于家庭人际关系，对孩子的成长具有特殊的意义，并对孩子心理成长有着直接、关键性的作用。有的家庭，父母因为忙于生计而将孩子交给祖父母抚养，孩子成了留守儿童，这样一来，孩子与父母几乎没有沟通，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和家庭的温暖，心理上显然会有残缺。
（二）学业负担
1.小学生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学习活动
调查表明，学习压力与小学生的幸福感显著相关。当前，学生的学习成绩仍是衡量他们个人价值的重要指标，所以学生在学习上的主观幸福感较低。学习成绩对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不仅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学习体验产生间接影响：学习成绩好，在学习过程中就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感，这样的学生主观幸福感较高。
2.睡眠时间、玩耍时间对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睡眠时间、玩耍时间与小学生的幸福感呈正比例，长期睡眠不够影响小学生的学习成绩，因此，减少学业负担、保障小学生拥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可以提高小学生的幸福感。
3.考试焦虑影响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考试焦虑与小学生自我认识、人格特点、应对方式以及父母教养、学校教学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近年来，小学生的考试焦虑问题日趋严重，陈世平（1995）曾对766名中小学生进行焦虑状况调查，发现中小学在某些方面具有严重焦虑现象的人数为21.54%，从人数比例来看，小学生明显高于初中生和高中生。这是以前所没有注意到的，基础教育部门应引起重视。每个儿童都应该拥有快乐的童年，但对考试的担心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自身、对周围环境的消极评价，不仅影响了小学生对幸福的体验，同时也不利于小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三）师生关系与同伴交往
从本次调查可以看到，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影响着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小学生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它们对小学生具有重要的社会支持作用。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有利于小学生对学校产生愉快的情绪，可以为小学生提供物质上或精神上的支持与帮助，增加小学生的归属感、自信心等，从而提高小学生的幸福感。有良好师生关系的小学生，容易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并对学校生活有较高的满意度；而融洽的同伴关系对小学生的幸福感有显著提高作用，有利于小学生愉悦情绪的形成。
四、提高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有效策略
（一）在校园生活中培养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里，学校教育可以借助课程与活动，并依靠校园文化的隐性载体引导小学生的价值观。学校作为人才发展的摇篮，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符合小学生成长的活动形态，为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让学生在校园生活中感受到爱，在爱和关怀中感到生命的美好，从而激发他们的内在创造力，让他们拥有美好的情感去思考自己能为世界做些什么。校园生活是学生幸福感形成的“精神家园”。
（二）在家庭环境中培养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1.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父母要与孩子一起玩、一起学习、一起发展共同的兴趣，和孩子共享经验和成果，增进与孩子之间的感情和相互之间的了解。父母要把孩子看成与自己一样平等的人，尊重孩子的爱好，给他们一定的自去决定和选择与自己相关的事务，一些家庭事务还可以与孩子一起商量，征求孩子的意见，从而建立和改善与孩子的沟通方式，真正了解孩子的内心需求，改进教育方法。
2.父母要重视榜样示范作用
孩子的言行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家庭和父母的教养。所以，如果希望孩子好，父母首先自己要起榜样引导作用，在与孩子的朝夕相处中，以自己的力量去影响和引导孩子的发展，而不是以刻板的说教方式来教育孩子，这种以身作则的潜意识教育方法，在孩子的心灵中可以起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三）在学习中培养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1.在教学中培养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教学过程中有许多幸福的因素是可以发掘的。首先，可以在学科教学内容中找到幸福的因素；其次，教师在教学中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帮助小学生寻找幸福感，可以给学生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使其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获得幸福的体验。
2.让学生多一点选择
学校或家长在安排学生课余生活的时候，要征求学生的自我意愿与喜好，从学生的自我需要出发，允许学生在能掌控的基础上自主安排。当我们把权利给予孩子的时候，孩子才能自觉地履行义务，只有建立在平等协商、自主选择基础上的教导才能激发学生内心的学习热情。
3.让分数多一点“人情味”
主观幸福感范文 篇五
关键词：幸福感；主观工作幸福感；工作幸福感；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主观工作幸福感研究综述
收录日期：2015年10月22日
一、前言
霍尔巴赫说过，幸福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我们希望它延续不断、或我们愿意在它之中长久生存下去的存在方式。我国心理学家黄希庭和苏彦捷（2010）也提出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不变的动机。由此可见，幸福是我们人类千百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
幸福感的研究目前在心理学界异军突起，主要得益于Seligman和Csikzentmihalyi开拓的积极心理学新领域。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以Wanner Wilson于1967年撰写的《自称幸福感的相关因素》为标志。对于幸福感的界定主要有快乐论和实现论两种视角，即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与心理幸福感（Psychology well-being，简称PWB）两种不同研究取向。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幸福感所指的是主观幸福感（SWB），Diener等人（2003）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如下：主观幸福感（SWB）是一种人们对其生活进行评价的科学分析，这种评价分析既是当前的又是长期的（比如对过去几年的）。这些评价包括人们对事件的情绪反映、人们的心情以及对他们所形成的满意度、成就感模式和在婚姻和工作等领域中的满意程度。
自幸福感研究的出现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除理论的提出外，西方学者在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这些研究的对象大多聚焦在青少年、大学生、城市居民与老年人身上（Phillips、Cheng、Yeh&Siu，2009），却很少关注员工及工作方面的幸福感（Seligman&Csikszentmihalyi，2000）。随着“以人为本”的现展理念的深入渗透，现代企业意识到只有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与幸福感，尊重员工、关怀员工，才能真正意义上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企业创造最大价值。与此同时，积极组织行为学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也迅速发展，学界对员工心理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增多。
研究表明，高的主观幸福感产生高的工作满意度，而具有更多积极情感的员工往往能够获得同事更好的评价，管理人员对于快乐员工的生产能力、工作质量、可靠性和创新力也会给予更多的正性评价（Staw，1994）。相比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更能准确有力地预测员工绩效，实证研究也表明管理者对员工的绩效评估与员工的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而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无关（Wright、Cropanzano，2000）；Cropanzano、Wright和Staw通过纵向研究说明了工作幸福感不但与工作绩效显著相关，而且对其具有影响作用。除此之外，主观幸福感还可对离职倾向做出一定程度的预测。
二、国内外主观工作幸福感研究概况
（一）主观工作幸福感的界定。幸福感这一概念引入与工作相关的研究时，不同理论支持者对工作幸福感概念的界定存在分歧――支持快乐论（hedonic）的研究者认为工作幸福感是员工对工作的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其操作化定义包括三个方面：整体工作满意度、情感幸福感和工作层面的满意度、情绪体验；支持实现论（Eudaimoni）的研究者则认为工作幸福感是指员工的心理幸福感，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优秀的品质以及从事有意义的活动。也有学者认为工作中的幸福感就是较高的工作满意度、较多的正性情感和较少的负性情感，主要指员工对于工作的积极情感和认知评价，这与Diener对主观幸福感的定义是一致的。综上所述，工作幸福感即工作中的主观幸福感或主观工作幸福感。
（二）主观工作幸福感的维度。Bradburn在1969年通过研究发现，影响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因素不同，因此他是最早提出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是与主观幸福感有关的独立维度的学者，他还提出了主观幸福感是由这两个维度构成的假设。1976年，Andrew和Withey又提出了主观幸福感的第三个维度，即认知维度，指个体构建一个适合于自己的标准，并将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自己的满意程度。同年，Campbell等提出了工作幸福感的领域维度，认为人们的幸福感不仅取决于情感，而且取决于按照特定标准对自己所处境遇的判断和相关的高级认知过程。
Diener等人于1985年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Bradburn的观点，即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不是同一连续体的两端，而是彼此独立的两个维度。而Diener（2004）在发表自己的理论研究时总结提出，可将工作幸福感分为对工作进行情感评价的积极情感（positive affect）、消极情感（negative affect），以及对工作进行认知评价的整体满意度（global satisfaction）和不同领域的满意度（domain satisfaction）四个维度。Diener认为工作中出现较多的积极情感和较少的消极情感可以提高员工对工作的情感评价，而对工作的认知评价即我们所熟悉的工作满意度。
（三）主观工作幸福感的测量。工作幸福感注重的是个人内在的主观感受，因此测量这一概念时大多以自陈报告法为主。从纵向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关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大多采用单项目（single-item）自陈量表的方法，单项目自陈量表通过提一个问题来询问被试对工作的整体主观幸福感。随着测量学以及相关理论的发展，不少研究者尝试构建多项目（multi-item）总体满意感量表。多项目自陈量表主要从情感和认知两个方面进行测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多项情感量表有情感平衡量表（affect balance scale，Bradburn，1963）、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Watson，1988）、工作情绪量表（job emotional scale，Fisher，2000）、工作情感量表（job affect scale，Burke，1988）和工作相关情感幸福量表（job-related affective well-being scale，Van Katwyk，1995）。具有代表性的多项认知量表主要有明尼苏达工作满意度量表（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MSQ）、工作描述指数（job description index，JDI）和彼得需求满意度问卷（nee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NSQ）。由于主观测量中受试者的记忆会对测量产生影响，使结果产生偏差（Kahneman，1999），Stone在同年提出了使用体验抽样法（experienceOsampling method，ESM）来测量主观幸福感的建议，这种方法在工作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中也有使用。
自陈报告法在工作幸福感的研究中使用广泛，然而由于获得的是主观性的测量结果，可能会出现偏差，因此需要使用其他客观测量法来进行补充，普遍使用的有如下几种：（1）生理测量法。如通过测量被试的血压、体温、心律、皮肤导电系数来判断他们的情绪；（2）知情者报告法。又称观察者报告法，指邀请知情者或专家提供或测量被试工作中有关快乐的行为信息；（3）任务测量法。
（四）主观工作幸福感影响因素。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总结前人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类。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状况、社会支持、文化、人际关系、婚姻等；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人格特质、气质类型、遗传、性别、自我效能、应对方式、自尊等。
工作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类似，也分为外部和内部，但切入点较小，主要围绕外部的工作环境和内部的个人特质，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1、个人特征。个人特征主要包括人格特质、气质类型、应对方式和自尊等几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人格特质。Headey和Wearing在1992年提出观点，认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基准线分别由外倾性和神经质这两种特质决定，Rusting和Larsen在1997年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这种观点――研究发现具有外倾特质的人在实验中对含积极内容的图片反应更为强烈，而具有神经质特质的人则对含消极内容的图片反应更为强烈。
2、外部激励。这里的外部激励主要指的是工作中的经济回报。虽然财富与主观幸福感是一种动态的相关关系――当人们的收入增加后，只会在一定时间内感到幸福，一旦适应这种收入水平后，人们的预期也会随之上升，便不再觉得幸福，但国内学者（王佳艺、胡安安，2006）研究发现，工作幸福感与绝对收入水平无关，而与相对收入水平相关；并且相对收入水平的比较对象对工作幸福感的作用也不尽相同，结果显示行业平均收入水平比同事平均收入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更为重要。
3、工作特征。不同性质的工作对大脑的唤醒程度不同，而研究表明绝对唤醒水平影响主观幸福感，除此之外，唤醒水平的变化也会产生快乐。
4、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契合度。这一因素包括人――环境（组织）匹配及人――环境（组织）匹配方向，而这也是工作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的新方向。随着互动心理学及个人与组织契合研究（person-organization fit，Yang、Che&Spector，2008）的兴起，学者们发现在研究员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的同时，强调环境与个体因素的重要性，可以加强对员工幸福感的预测力。
三、主观工作幸福感研究意义及未来展望
自20世纪60年代起，人本主义思潮便席卷全球，“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也渗透进企业的每一个角落，现代企业逐渐意识到只有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与幸福感，才能真正意义上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企业创造最大价值。因此，对工作幸福感的研究不仅能够从实践角度提高员工的主观幸福感，同时能够引起企业管理者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重视，营造快乐的工作氛围，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
然而，通过梳理、总结前人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有关工作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主要来自于国外学者，而国内的实证研究比较少，多为理论研究或文献综述，因而我们可以以此为切入点，进行跨文化研究。另外，国内外工作幸福感的研究集中于主观幸福感（SWB），而几乎不涉及心理幸福感（PWB），因此我们未来的研究走向可以整合工作中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最后，我们可以对不同种类的工作幸福感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苗元江。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幸福感理论与测评研究[D].江苏：南京师范大学，2003.
[2]Bruce Headey.Subjective Well-Being：Revisions to Dynamic Equilibrium Theory Using National Panel Data and Panel Regression Methods.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6.7.
[3]张兴贵，罗中正，严标宾。个人-环境（组织）匹配视角的员工幸福感[J].心理科学进展，2012.20.6.
[4]王佳艺，胡安安。主观工作幸福感研究评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6.28.8.
[5]Diener，E，Scollon，C N，& Lucas，R E.The evolving concept of subjective wellObeing：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happiness[A].In Costa，P T，& Siegler，I C（eds.）.Advances in cell aging and gerontology[C].Amsterdam：Elsevier，2004.
主观幸福感范文 篇六
1.1资料
201403-201406期间，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大同市城区（拥军路社区、岳秀园社区、操场城东社区、柳港园A社区、铁牛里社区）207名空巢老人（≥60岁）进行问卷调查，其中男性90人，女性117人，平均年龄（70.3±8.12）。纳入标准为：①年龄≥60岁，空巢老人。②在被调查社区居住2年以上。③意识清楚，能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并配合完成调查。④排除认知功能障碍、听力或视力严重受损者。
1.2方法
1.2.1纽芬兰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
1980年，由Kozma等人编制，在国内外被广泛使用，该表对我国老年人研究显示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量表由24个条目组成，分属4个维度，即正性情感（PA)、负性情感（NA)、正性体验（PE)、负性体验(NE)，可归纳为两个因子：正性因子（PA＆PE）和负性因子(NA＆NE)，总分=PA-NA+PE-NE，总分为0～48分，总分越高，幸福度越高。
1.2.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国内学者肖水源教授1986年编制而成。该量表设计合理，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在我国已广泛应用推广。量表包括共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2，6，7条目）、主观支持（1，3，4，5条目）及对支持的利用度（8，9，10条目）3个维度，量表10个条目的得分之和即为社会支持总分。总分为0～66分，总分越高，则说明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
1.3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SPSS17.0软件包录入并作统计，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2变量间的比较分析采用t检验、2变量间的依存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二分类变量对社区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影响
二分类变量对社区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统计。调查所得不同性别、个性、社区状况的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得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处于在婚状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未患有慢性疾病、经济情况好且兴趣爱好多的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得分较高（P<0.05）。
2.2社会支持与空巢老人主观幸福的相关性分析
以纽芬兰大学幸福度量表各维度的得分与社会支持量表的各维度得分作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社区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94，正性因子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关系，负性因子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关系。
3讨论
随着老龄化、城市化的进展及家庭结构的演变，“空巢”老人迅速增加。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空巢家庭31.77%，10年增加9%，“独居空巢家庭”占比达16.4%，“夫妻空巢家庭”为15.37%。由此可见“空巢”现象将是21世纪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关心和重视空巢老人的身心健康问题，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3.1影响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二分类变量
3.1.1婚姻状态对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少年夫妻老来伴”，知心伴侣是维持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个体退休后活动中心转向家庭，美满的婚姻状态能给老年人提供巨大的情感支持，夫妻恩爱有助于老年人保持舒畅的心情，有利于双方的健康监护。本调查发现配偶健在空巢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丧偶空巢老人，这是由于配偶在空巢老人生活照料及情感慰藉方面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本身生活在空巢中的老人就易产生失落、孤独、抑郁等消极情绪，如果配偶健在空巢老人在生活及精神上还可以相互支持、相互依赖，一旦配偶过世空巢老人如果不能很好调节心情，容易产生心理灰色阴影加重消极情绪，危害空巢老人的身心健康。提示社会和子女都应关注空巢老人丧偶后的婚姻生活，摒弃陈旧的婚姻观念，倡导以人为本，鼓励和帮助他们再婚并予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3.1.2慢性病对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次调查中72%的空巢老人均患有慢性病，本调查显示未患慢病空巢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患有慢病的空巢老人。这是因为无慢性病的空巢老人自我感觉良好，自理能力强，身体健康状况越好，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患有慢性病的空巢老人由于慢病种类多、需长期服药、病程长，疾病本身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病人易烦躁、情绪控制差，长时间受疾病的磨耗，经历着不同程度病痛的折磨更倾向于体验生活中的不幸，导致其负性情感和负性体验增多，主观幸福感水平降低。因此要通过有效的护理干预，包括心理、运动、饮食等多方面、定期进行健康教育讲座及康复指导等降低躯体疾病对老人身心健康的损害，只有减轻病痛才能减轻心理负担，降低负性情绪，提升幸福感。
3.1.3体育锻炼对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体育锻炼能够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社会交往环境，本调查显示参加体育锻炼的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不参加体育锻炼的空巢老人。这可能是因为参加体育健身锻炼能够增加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交流，打破自我封闭，不仅能使老年人保持健康的身体而且运动活动和长期的身体锻炼过程中可以出现流畅状态，运动愉等积极情感，有效地降低抑郁。尤其是丧偶的空巢老人通过参加适度的体育锻炼，使其获得良好的人际关系、社会支持以及获得关爱的满足等，则非常有助于其心理幸福感水平得到提高。提示应针对老年人的年龄、体质、社区背景开发出能够引起老年人兴趣的锻炼项目，例如散步、慢跑、登山、门球、太极拳等适合老年人的体育运动，可以将娱乐、运动合二为一。相信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参与率会进一步提高。
3.1.4经济自评对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幸福感是一种主观体验，但幸福感的产生有赖于客观的现实经济基础，当经济不能满足个体基本生活需要时，幸福感会大大降低。本研究表明经济自评好的空巢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明显高于经济自评差的空巢老人。经济条件好不仅可以使人拥有物质享受、还可以获得更高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老年人的安全感，经济上的安全感在老年人自我幸福感的评价上扮演者重要角色。经济条件自评好的空巢老人感到养老有保障，在生活上更容易得到满足，经济自评差的空巢老人在生活安排方面会受到一定限制，影响老人自我的认定。此外，我国是未福先老的国家形态，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但并不完善，农民、工人等进入老年后收入都较低，有的还要完全依赖子女赡养。因此，对于空巢老人而言，生活保障这一物质基础不容忽视，保有老年人稳定的“经济基础”将有利于其维持较高的幸福感。提示子女应给老人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保障，同时需要政府要加强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使其真正享有幸福。
3.1.5兴趣爱好对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调查显示有兴趣爱好、常参加娱乐活动的空巢老人比无兴趣爱好的空巢老人更幸福。这可能是因为对由于有个人的兴趣爱好，并且与志趣相投的老年人一起进行着某种业余活动，极大地调动了老年人的积极性、提升了自我满足感从而增强了幸福感。适当参加娱乐活动一方面可强身健体，另一方面可以愉悦精神，具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对提高正性情感因子和降低负性情感因子有独立的作用，这提示政府要加大社区公共设施建设，社区要创造条件、增设活动场所，为老年人提供活动、消遣和交流的场所；拓宽和完善服务方式及内容，开展多种活动，增强社区所具有的情感交流和娱乐等功能，培养老年人的兴趣爱好，丰富老年人生活，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以延缓生理、心理及社会功能的下降。
3.2社会支持对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社区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总分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关系，正性因子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关系，负性因子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关系。这表明社会支持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支持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社会支持可以提供物质、精神或信息的帮助和支援，增加人们的喜悦感、归属感，提高自信心、自尊感。这提示我们可以通过提高社会支持系统来提升空巢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比如，当老人遇到有害因素侵袭时，要号召子女、邻里、亲戚、朋友、社会团体成员及工作单位同事给予老人生活上帮助、心理上关怀，鼓励他们诉说内心的苦闷、并给与合理的支持，让他们感到自己并不是孤军作战；此外鼓励空巢老人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学会遇到烦恼时懂得利用社会支持去寻求帮助，会产生较多的正性情感；通过采取一系列提高社会支持的措施，如社区建立老年人服务网络、开展心理咨询、上门医疗服务、建立老年互助组织等最终实现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的目标。
主观幸福感范文 篇七
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状况，是影响教师主观幸福感的两项最为直接的指标。
一、女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满意度
教师的工作压力主要是指由于工作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负面情绪体验，包括紧张、失望、焦虑、愤怒、压抑等。它会直接降低教师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从而影响教师的主观幸福感。
就中小学女教师而言，相当多的女教师认为自己的工作压力过大，其主要原因就是教育教学任务过重。研究发现，女教师的总体工作满意度略高于男教师，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只有工作本身一项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教师的满意度低于男教师。究其原因，可能是男教师大多具有较强的事业心，更能够从工作本身获得乐趣。另外，也可能与我国女性成就动机较弱、安于现状的传统观念有关。
二、女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
北京崇文区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曾做过一个“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的现状与维护、干预”的课题。课题组采用心理健康临床诊断量表对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测查研究，结果被调查女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总检出率达46.7%，男教师为34.94%，女教师在中度和重度以上症状的比例为9.38%，男教师为2.41%。另外，女教师在强迫症状、躯体化、抑郁、焦虑四方面的症状也显著高于男教师，这说明女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较男教师要差一些。这可能与女教师的自我调节能力及家庭负担较重等因素有关。
总体来说，中学女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升学率成为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小学女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则处于偏低水平，工作环境和工资福利待遇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敏感因素。
为积极有效地提高广大女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我们呼吁：
第一，适当增加教师工资，改善教职工的待遇。
研究证明，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教师的收入水平与福利待遇仍不尽如人意，不少落后、偏远地区拖欠教师工资的情况时有发生。经济上的窘迫是影响教师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外因之一，特别是对于女教师而言，经济收入通常还可以提高她们作为女性的社会及家庭地位，提高主观幸福感，因此更不能忽视。
第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争取充分的社会支持。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中小学女教师对自己工作中的“工作协作” 的满意度最高。这说明中小学领导与教师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能够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彼此团结协作，共同做好对学生的教育和教学工作。女教师普遍反映，虽然教师比较清贫，工作很辛苦，但是大家在一起相处得非常融洽，合作得十分愉快，这也是她们坚守教师职业的原因之一。
第三，改变主观态度，营造并享受幸福。
增进主观幸福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变主观态度。比如，适当调整自己的期望值，根据自身的能力和优势规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目标，不要处处与别人攀比；不用女性自身的弱点与男同事的优势作比较；不拿自己行业的劣势与其他行业的优势作比较；不用自己的教龄与职称的劣势与同事作比较等。要努力发现、体现自己在性别、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优势，善于发现自己的长处，从而找到幸福的支点。
第四，做好人生规划，明确生活目标。
马斯洛需要层次学说认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它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能力，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工作，这样才能够获得最大的幸福。教师的工作就是为每个学生潜能的最大限度发挥创造条件，提供服务，帮助每个学生实现他最大的人生目标。“桃李满天下”，这是增进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最高境界。
第五，为女教师的发展提供机会，帮助她们实现自我价值。
主观幸福感范文 篇八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结构方程；广东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5-0032-08
主观幸福感指的是人们的渴求被满足或部分被满足时的一种主观感受，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它无法通过直接测量得出结论，因而研究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就变得很困难。运用传统的指标体系方法难以准确和全面地反映幸福感的潜变量，也筛查、测量不了对这些潜变量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因此，需要一种合适的多变量分析技术来作为研究的支撑。借助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分析方法，能够有效建立指标与潜变量，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而了解主观幸福感的具体特质和影响因素。
广东是我国的经济大省，其国民主观幸福感会怎样，主观幸福的具体特质有哪些，影响因素主要有哪些，是否会随着时间变化？这些都是人们倍加关注的问题，本文在实证的基础上试图加以解析。
一、文献综述
(一)幸福问题的起源
回顾人类文明的历史，从欧洲的古希腊时代和中国的先秦时代开始，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就开始了对国民幸福问题的积极探索。由于地缘环境和文化形态的差异，国民幸福的内涵也有所差别。
在古希腊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中。卢梭(公元前640-约公元前558)开启了古希腊关于幸福思考的端倪。他认为幸福是与人的财富、品行和人生紧密联系。幸福不等于拥有财富，财富的多寡不决定幸福程度的高低。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提出幸福的重要条件是美德和知识，对知识和美德的追求，也是对幸福的追求。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把幸福定义为有德行的感性生活，理性生活居于生活的主导地位，指引人们快乐地生活。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认为幸福是“至善”，是在人类欲望之上的神性满足，而不仅仅是世俗的享乐与感官的享用。
中国古代以儒家学派为代表，强调了品德在人类幸福中的重要作用。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主张以“仁、义、礼、智”的道德规范引导“乐”的追求。虽然儒学、道学、佛学构成了中国的三大思想，却没有对幸福有统一的定义。而中国民间则久而久之形成了“福、禄、寿、喜、财”五福的说法，这被看作是幸福人生的圆满境界。
(二)幸福理论的研究层次
归纳起来说，国内外对国民幸福理论的研究在宏观和微观领域中都有大量的涉及。
宏观国民幸福研究领域。1972年，不丹国王旺楚克在推行“全民幸福计划”时，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概念，把国民幸福程度的测量上升到了与国民生产总值(GDP)相同的高度。2005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发表了关于“税负痛苦指数”的调查报告，国民幸福的研究不断地具体化。在我国，2001年，钟永豪、林洪等提出了我国的国民幸福指数(NHl)；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科院院士程国栋提交了《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开始着手建立我国的国民幸福指标体系。
微观国民幸福研究领域。巴罗在其《经济增长》一书提出了幸福函数的概念，其以效用反映幸福程度的思想来源于英国伦理学鼻祖边沁。卡尼曼则提出了日重现法(DRM)来测量微观的国民幸福感。著名市场调查公司盖洛普(Gallup)也从1994年开始，对中国进行了全国性的消费者满意度调查。在国内，学者们对主观幸福感具体特质的细分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满意度方面，例如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则分布在多个方面，如收入(Easterlin，2001)，年龄(邢占军，2005)，人口特征(Oswald，1997)，社会保障(孙凤，2007)等等。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尝试着用新的统计学测量方法，例如结构方程模型(SEM)来研究国民幸福感的微观层次。
二、研究路径
(一)提出潜变量和观测变量
1，提出主观幸福感内生潜变量因子(η)和影响因素外源潜变量因子(ξ)
本文分析的国民主观幸福感包括满意度与和谐感两方面，又可细分为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与政治和谐感三个水平。这种划分保留了以往研究中的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并将运用模型来检验其效果。
工作满意度，指的是个人在组织内进行工作的过程中，对工作本身及其有关方面，包括工作环境、工作状态、工作方式、工作压力、挑战性、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等等，有良性感受的心理状态。生活满意度，指的是一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如外界压力，内控力(相信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外控力(意识到被别人控制)、成就感等等，指标综合得分越高，表明满意度越高。政治和谐感，指的是政治生态系统内各环节之间高效、公平、秩序、活力、发展、稳定的统一状态，给人带来的良性感受。
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保障、收入等因子都可以归并到经济感知因子中。而性格因素是以前研究和考虑得比较少的一方面，本文认为，它可以作为新的外源潜变量因子引入模型。对于未考虑的其他因素，归并到其他感知因子中。
2，提出20个测试项目及相应的观测指标(x、y)
对于调查项目及选项的设置形式，采用了目前常用的李克特5级量表(Likert Scale)形式，共包含20个测试题目，构成20组陈述。每组陈述有“非常同意”、“同意”、“不一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种回答，分别标记为1，2，3，4，5。五种回答对应的数值就是观测指标的取值，测试题目及相应的观测指标，如下表1：
(二)调查方法的设计
1，调查的路径
从2007年开始，笔者以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城镇居民作为样本框。样本框的基本结构为：(1)年龄，覆盖了从十几岁到六十几岁，以十岁为一个等级共六个等级；(2)职业，共涉及公务员、警察、教师、学生、工人、侍应生、摄影师、职员等52个不同的职业；(3)性别，其中男女比例为1：1；(4)学历，涵盖了包括小学及小学以下、中学、大专及本科、本科以上四个不同层次； (5)民族，主要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占的份额为1.9％。连续调查两年，即2007年和2008年，每年调查进行一次。从而便于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分析广东城镇居民的幸福影响因素是否随时间发生变化。调查时，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按照地区的不同分为21个一级层次，每个地区调查150份问卷，每次调查一共收集问卷3150份。
2，问卷设计的原则
系统性原则。对各个调查项目的选取，要力求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国民幸福感的主观决定因素的结构。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选取能反映国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项目，以便做出较为系统、全面的评价。
可操作性原则。测试问题的选取不宜繁杂。要兼顾系统全面与操作简便的要求。并力图使各调查项目涵义明确、信息集中、标志表现真实且容易获得。
适用性原则。调查的地域范围主要基于对广东城镇居民国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广东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许多方面具有其独特性。因此，在问卷的设计过程中，还需考虑广东的独特性。
三、构建模型
(一)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国民主观幸福问题是近年出现的一个新方向。该方法整合了因子分析、路径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的原理和思想，通过多元统计变换，可以探究理论、概念之间关系和结构，从而得出直观的方程模型。
1，结构方程模型的形式
本次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的方法，尝试建立如下形式的结构方程全模型(FullModel)。
其中x表示外源指标，ξ表示外源潜变量，Ax表示外源指标x与外源潜变量ξ的关系，δ表示外源指标x的误差；y表示内生指标，η表示内生潜变量，Ay表示内生指标y与内生潜变量η的关系，ε表示内生指标y的误差。
结构模型。反映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对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方程形式为：η=Bη＋Tξ+ξ
其中，B表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T表示外源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ξ表示结构方程的残差。
2，结构方程模型的计算结果
根据两次调查资料，利用LISREL 8.5软件，可得出模型中的参数值，并分别绘制出2007年和2008年广东国民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方程图，如图1和图2所示：
(二)模型参数检验及模型效果评价
模型的参数检验主要考虑了参数的显著性，对2007年和2008年参数结果的对比，如下表2所示：
参数检验效果显示，两次全模型所表达的经济意义较清晰。故对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进行检验，结果如下表3所示：
考虑到两次模型的自由度为158，在大的样本容量情况下，给予绝对拟合指数x2和信息指数AIC效果尚可的评价。总的来看，两次全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相比而言，2008年全模型效果比2007年全模型效果有所提高，但总体差别不大。
四、分析模型
(一)基于潜变量的分析
1，工作满意度。从表2考察外源指标工资水平、工作职位和工作环境，发现2007年工作职位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0.86)最大，其次为工作环境(0.79)和工资水平(0.60)。2008年这三个外源指标的影响程度有所减弱(0.76，0.71，0.54)，但名次的排序情况依然保持不变。可见，人们对工作满意度的认可，首先考虑的是工作职位本身是否有长远的发展空间。工作职位的好坏，是人们考虑工作环境和工资水平的重要前提条件；2，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考虑的是生活信心和居住条件。2007年生活信心(0.36)与居住条件(0.37)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本持平，2008年两者也差别不大(0.46，0.41)。可见，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主要来源于两大感受：一是物质层面的，比如住房等居住条件；二是精神层面的，比如未来生活的预期，即生活信心。这两大感受没有明显的轻重之分，而是一个并行的关系。居住条件的改善，或者生活信心的增强，都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3，政治和谐感。对于政治和谐感的分析，本次研究着重考察了政策制定与行政效率两方面。两年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制定(0.78，0.79)与行政效率(0.75，0.70)对人们的政治和谐感影响较大，且政策制定的影响略高于行政效率。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政府部门在政策制定方面有着浓厚的改革色彩。因此，对人们政治和谐感的影响也最直接和深入，此其一。其二，广东政府部门务实的行政效率，又进一步加深了人们政治和谐感的认同；4，性格因素。乐观、开朗、快乐、勇敢这四个内生指标较好地反映了性格因素。其中，乐观(0.75，0.57)和快乐(0.69，0.57)对性格因素的影响最大，勇敢(0.58，0.49)和开朗(0.30，0.33)次之。选取这四个内生指标的主要目在于，验证性格因素这个内生潜变量。两年数据的统计判断，也证明了这一点；5，经济感知。为了验证经济感知内生潜变量，研究前事先选取了物价水平、医疗保障、福利保障和交通因素四个内生指标。2007年各指标对经济感知的影响分别为0.53、0.52、0.54、0.54，2008年各指标相应的影响为0.45、0.62、0.56、0.33。对比结果发现，2007年四个指标的影响水平差别很小，几乎处在同一水平。进人2008年以后，物价水平的影响有所下降，医疗保障和福利保障有所上升，交通因素下降幅度较大。考虑到2008年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通货膨胀的势头也有所转变，物价水平开始步入下降的通道。同时，人们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变得更加重视医疗保障和福利保障。总体来说，经济感知通过以上四个内生指标反映，得到了较好的验证；6，其他感知。本文认为，其他感知作为内生潜变量而存在的原因在于，前人以及本次研究中还存在着其他未被考虑到的因素。因此，调查时着重挑选了以下五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内生指标，分别是生态环境(0.18，0.38)、治安状况(0.69，0.61)、外界看法(0.44，0.25)、闲暇程度(0.15，0.15)和健康状况(0.61，0.52)。结果表明，生态环境的影响增大了，治安状况、闲暇程度和健康状况的影响基本保持不变，外界看法的影响变小了。除了闲暇程度的影响程度较小外(0.15，0.15)，其他四个内生指标都较好地反映出了验证其他感知的存在。
(二)潜变量的交互影响
1，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由图1和图2可知，工作满意度主要受性格因素(0.27，0.38)和经济感知(0.57，0.44)的影响。比较而言，经济感知的影响要明显高于性格因素，并且经济感知的影响也更显著。因此，人们的经济感知状况对工作满意度影响比较大。同时，性格因素也从另一个方面影响人们的工作满意度。要提高人们的工作满意度，在性格因素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改善人们的经济感知，从而达到影响工作满意度的目的。两个模型还表明，工作满意度不受其他感知的影响；2，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对于生活满意度而言，图1和图2表明，性格因素(0.50，0.67)、经济感知(0.47，0.53)和其他感知(0.47，0.49)均存在正面显著影响。两年对比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按照影响程度的大小对影响因素排序为性格因素、经济感知和其他感知。这就表明，对于生活满意度来说，性格因素、经济感知和其他感知都共同起作用，但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性格因素而不是经
济感知。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性格对于想获得满意的生活来说，比其他的因素更有用。当然，研究的结果并不否认经济感知对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性，经济感知排名第二的事实也表明，降低经济感知，会降低生活满意度。其他感知的影响也不可忽略，甚至有追赶另外两个影响因素的趋势。为此，人们还应该注意性格因素和经济感知以外的其他因素对生活满意度造成的影响；3，政治和谐感的影响因素。模型的结果表明，政治和谐感只受经济感知(0.57，0.49)和其他感知(0.08，0.29)的正面直接影响，其他感知对政治和谐感没有直接的影响。更直观的结论是，政治和谐感受到经济感知的影响显著，且远大于其他感知的影响。因此，如果要提高政治和谐，首先要提高人们的经济感知才是最重要的。其他感知虽然对政治和谐感有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很小，2007年只有0.08，相当于无影响。2008年提升为0.29，其中的原因，值得进一步分析求证。研究还表明性格因素对政治和谐感没有直接影响；4，主观幸福感三个水平之间的影响。除了三个内生潜变量的影响以外，主观幸福感三个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呢？从图1和图2来看，两次模型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差异的地方。两次模型都表明，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有正面直接影响(0.26，0.16)，虽然影响的程度不太大。这也就说明，工作中的得失会对生活产生相应的正负影响。两次模型的差异在于：2007年研究表明，生活满意度对政治和谐感有正面直接影响(0.08)；2008年研究表明，政治和谐感对工作满意度有正面直接影响(0.03)。但两者的影响都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由此，本文认为，政治和谐度与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互影响较小。
五、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经过运用CFA方法建立的结构方程全模型对广东城镇居民调查数据的分析，比较好地反映和验证了本次研究假设中关于国民主观幸福感和主要影响因素的三个讨论问题：主观幸福感可以分解为哪些具体的层面；主观幸福感受到哪些主要因素的影响；主观幸福感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显著的变化。因此，根据广东城镇居民的具体情况，对研究结果提出以下结论建议：
1，主观幸福感可以细分为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政治和谐感三个水平。三个水平以生活满意度为中心，表现为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相对较大，其他水平间影响很小或者无影响。因此，对于广东城镇居民整体主观幸福感的提高，首先可以考虑提高人们的工作满意度。即：要重点改善居民的工作环境；提高人们的职业规划意识，从而增强人们对工作岗位的认同感；工资水平要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即使受经济环境变化因素的影响，也不应波动太大。
2，生活满意度是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核心，受到经济感知、性格因素、其他因素和工作满意度的显著影响。因此，为了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首先应该引导人们的心态向乐观积极的方面发展，可以建立一些心理咨询和辅导机构，让人们在快节奏的工作环境中，也能调整和化解工作压力，保持身心健康。其次，政府应该加强人们医疗和福利保障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力度，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此外，城市建设水平的提高、治安状况的改善都有利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3，政治和谐感与其他主观幸福感水平的相互影响比较小。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行政效率的和谐度与其他因素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判断过程，人们对政治和谐的认同和评价趋于客观，但并不意味着政治和谐感对主观幸福总体水平没有影响。通过经济感知和其他感知的变化，可以明显地影响人们的政治和谐感，从而影响到总体主观幸福感。
4，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可以概括为性格因素、经济感知和其他感知三个方面。比较而言，性格因素对生活满意度影响最大，经济感知对工作满意度和政治和谐感影响最大，其他感知的影响正面显著，但效果小于前面两者。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和调整政策时，可以有针对性的，调整对相应的影响因素观测指标的影响程度，从而提高对主观幸福感某个水平的影响程度。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山草香为大家分享的8篇主观幸福感就到这里了，希望在幸福感的写作方面给予您相应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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