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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范文 篇一
一、公共危机的表现和特点
公共危机是来自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内部的不确定性及由此导致的各种危机。公共危机有多种表现和类别：按危机的具体性质划分，公共危机可分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在现代社会，各种公共危机互为因果、相互叠加、传染和扩展，单一性公共危机常常演变成复合性危机。
（一）公共危机的表现
经济危机包括财政危机、金融危机、资源危机和全面的经济危机。如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0年底的土耳其财政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等。当一国政府因无力筹措足够的资金维持政府运转，无力偿付到期的内外债务而陷入危机，造成财政事实上的破产时，即爆发财政危机。当金融风险累计到一定程度，超出金融体系或经济体系的承载力时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出现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混乱和动荡，由于金融在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金融危机时间持久且处置不当，不仅会在金融系统内部扩展成为全面的金融危机，还会向金融领域以外传递，向经济、社会、政治领域扩展，并进一步扩展为经济危机甚至社会政治危机。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强制清理旧债，商业信用剧减，银行资金呆滞，存款者大量提取现钞，部分金融机构倒闭，有价证券行市低落，发行锐减，货币饥荒严重，借贷资金缺乏，市场利率猛烈提高，金融市场动荡不宁，本币币值下降，资金迅速外逃。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导致资源供求矛盾锐化，资源价格飞涨，对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严重影响，直至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即爆发资源危机。如伊拉克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当全面的经济危机爆发时，一国整体经济运行陷于危机。全面的经济危机具体表现为国内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本币币值不稳，对外贸易失衡，债务危机严重，整体经济状况恶化。
社会危机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原因引发的危机。具体有：自然灾害引发的危机，如地震、气候反常引起的大涝、大旱引发的危机；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的生态危机；社会公共领域发生的危机，如城市市政设施供求矛盾引起的缺水、缺电事件引发的城市公共危机；不知名的传染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如非典危机；恐怖主义活动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如美国“9.11事件”等。
政治危机包括由于战争、以及其他政治原因引发的政府信誉危机、外交危机、国家安全危机以及社会骚乱、国际恐怖主义等等。这类危机会直接危及到社会的安定和国家政权的稳定，影响巨大。
（二）公共危机的特点
1、公共危机具有普遍存在性。在现代社会中，公共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因而公共危机具有普遍存在性和不可避免性。如，金融风险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各国的开放经济中，几乎所有实行开放政策的国家与地区都曾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据统计，从1980年到1996年，共有133各国家发生过银行部门的严重危机或问题（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May， 1998）。
2、公共危机具有较强的突发性。由于各种公共风险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或然性，往往不易发觉或被隐匿而被推迟和掩盖。比如信用循环性、金融机构的创造信用功能、利益诱导机制和非经济因素，使得金融风险的显露和释放更为复杂，往往不能察觉或发现过晚。由于公共风险的这种隐蔽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公共危机的爆发具有突发性强的特点。公共危机是突发的偶然事件，其发生时间难以预测，过程难以控制，结果难以估量。
3、公共危机具有高频发性。公共危机的出现频率在不断提高。近20年来，各种国际间、地区间的危机从来没有间断过，1974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1990年波斯湾危机、1991年美元危机、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0年底的土耳其财政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震惊世界的美国“9.11事件”，还有各种地区间的冲突和恐怖活动，伊拉克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以及2003年爆发的非典危机等。不能忽视的是，由于污染的日益严重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洪涝等自然灾害发生越来越频繁，大型和特大型城市由于缺水、缺电等产生的公共危机时有发生。
4、公共危机具有较强的扩散性。由于社会经济领域潜伏的各种风险很少为某种孤立的系统内风险，大部分会扩散辐射到社会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如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导致系统性的和全局性的金融动荡，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全球化加剧了这种扩散性，如个别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会迅速波及到全球范围。在目前全球化、全国化的趋势下，社会系统的精密程度也在提高，社会利益主体之间交往和冲突也在增加，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系统越复杂，它的可靠性也越差。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诱发危机的渠道可能更多，危机的蔓延可能更严重（从亮，2003）。
5、公共危机的波及面广。现代社会的公共危机越来越突破地域限制。如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先从泰国发端，很快波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又逐步向北波及至韩国、日本，进而危及俄罗斯、中东、欧洲和美国，足见危机的波及面之广。
6、公共危机的影响力大。在现代社会，公共危机所产生的影响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大大扩大了。公共危机的爆发会导致社会脱离正常轨道而陷入危机的非均衡状态，极易威胁社会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稳定。无论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还是政治危机，如果在危机爆发初期没有及时予以控制，就有可能意味着更大危机的爆发。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转轨时期的公共危机日益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全球化不仅加速了公共危机的传播，而且会增加控制危机的难度。如2003年爆发的非典危机从局部地区发现病例迅速演变成全球性的危机。“9.11事件”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是全球性的。它不仅对美国的经济社会产生影响，而且由于美国经济衰退，对世界各国经济带来连锁反应。
二、转轨时期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转轨时期是新旧体制并存，各种矛盾激化、分解的时期。在转轨时期，由于新的经济体制本身尚未成型，旧体制的惯性运作仍在某些领域发挥作用，整个社会经济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发育成熟，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法律制度不健全，处在转轨时期的大部分国家潜伏的体制性矛盾和冲突较多。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各环节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离是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基础，并为公共危机的产生埋下隐患。
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具有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落后，经济社会发展中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市场体系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特殊国情。我国转轨时期经济社会呈现的特点表明制度变革中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一） 宏观经济结构不完善，对外开放度增加，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转轨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推动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动。放权让利、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各项改革举措，对国家宏观经济结构全面平衡产生巨大冲击，影响国家财政和国际收支状况。宏观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使整个国家面临金融或经济风险，甚至引发金融或经济危机。上世纪80年代广泛发生于转轨国家的通货膨胀（部分国家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及90年生的通货紧缩，与转轨国家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紧密相关。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也在于其国内经济结构失衡。
对外开放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由于金融市场不够发达，资金缺乏，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积极引进外资，不可否认，外资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家不断推动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市场开放度逐年增加。市场开放程度提高，意味着发达国家强势市场力量渗入的程度加深，与世界市场的关联度日益紧密。唇亡齿寒，一旦国际市场出现风吹草动，国内的市场极易受到冲击。换言之，在经济和金融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对外资和国外市场的依赖度越强，诱发经济和金融动荡的可能性越高。80年代以来，频繁发生的债务和金融危机，均是在那些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这固然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较弱有关，但其广泛的市场开放度也是诱发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均衡，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即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现代的工业与传统的农业并存。这种二元结构造成经济和社会结构内部的严重不均衡，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均衡。1、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多年来，我国一直强调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分配政策也向城市倾斜，造成城乡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城市较好的公共服务水平和农村几乎为零的公共服务形成鲜明的对比，城乡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天壤之别。2、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而且平均数掩盖了实际差异，全国尚有22.8%的县未上温饱线，86%的县未达小康线，5%的贫困县与5%的富裕县人均GDP差异为16.4倍（于祖尧，2002）。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均有大幅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2001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为0.379和0.477.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性日益显现。我国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282上升到2000年的0.458，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0.40.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1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90倍。即便是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也明显加快，2002年1季度对城镇居民的收入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白景明等，2003）。转轨时期是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和急剧变动的过程，必然出现利益分配的冲突和矛盾。分配方式的变革与收入分配的无序，导致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和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会对人们的思想、信念和价值体系造成严重的冲击，导致社会冲突和秩序失范，威胁社会稳定和安全。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人与自然的发展不和谐，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一方面，由于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政府与市场的责任边界不清，存在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现象。政府包揽了一些与政府社会职能无关，本应由市场承担的事业，不合理地增加了财政负担，而一些真正与政府社会职能有关，具有社会公益性的事业难以获得足够支持。另一方面，由于转轨时期强调经济高速增长，对社会事业的发展与建设重视不够，加之这一时期出现诸如通货膨胀、失业、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需要政府予以关注和引导解决，客观上分散了政府的财力，使得政府无力顾及或较少顾及很多公共领域，如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义务教育、社会保障、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关注不够，投入较少，从而导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人口生存压力大，已探明的资源储量贫乏，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污染严重。据估计，每年因破坏性“高速增长”而支付的资源环境成本超过21万亿人民币，为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倍以上（易正，2001）。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发展加大了原有不均衡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张力，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和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在大中城市具有普遍性的缺水问题、频繁发生的洪涝灾害等已表明在目前的发展格局中人与自然相处的不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四）市场体系发育不健全，微观经济主体境况不佳，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由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正处于发育成长阶段，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市场结构和市场功能发育不完善，各种市场尤其是要素市场缺乏良好的组织，市场信息不够灵敏和准确，不能及时、正确地反应产品、劳务和资源的真实成本等。由于这种不完善性，许多市场本来应该具有的资源配置功能就发挥不出来或不能有效地发挥。而法律制度的供给短缺，强化了市场的这种不完善，加剧了市场秩序的混乱状态。市场体系的不健全和市场秩序的混乱可能会掩盖社会经济中潜伏的风险和隐患，一旦风险和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将会一触即发，引发社会公共危机。
相当多的国有企业仍处困境，生产经营效率低下，资金积累和投资严重不足，许多设备急需更新，基础设施的建设严重滞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更新慢。尽管许多企业已经实行股份制改造，但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滞后，产品和服务无法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仍有一大批企业经营陷于困顿，下岗失业增多，表明参与市场的企业、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活力不够，预期不佳，在经济上和心理上对公共危机的承受能力差，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任何危机的爆发都将使微观经济主体遭受重创。
（五）法律和制度建设滞后，传统道德文化体系失稳，潜伏着公共危机的诱因
转轨时期法律建设滞后，制度基础薄弱表现在多个方面：1、法律制度不健全。表现为很多旧有法律规定的过时和社会经济诸多层面法律的缺位。如对紧急状态下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权力没有法律规定等。2、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行政管理制度不健全，行政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诸侯经济、行政性垄断产生的制度等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因素依然存在，政府获取信息和信息的渠道不够畅通等。3、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管理制度和体系尚未建立。金融外汇体系等存在脆弱性，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国有银行经营机制转换不到位，现代市场体系初步建立，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秩序需要进一步规范。这种法制建设滞后，制度基础薄弱的状况不利于完善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尤其是没有完备的在紧急状态下的法律规范，不利于应对公共危机。
由于转轨时期社会秩序紊乱，价值观念多元，建立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和伦理道德观念上的信仰面临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危机。加之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教育发展滞后，社会道德、公共伦理出现失范，腐败的社会风气使道德基础发生动摇，网络时代新的生活方式和交际手段严重冲击着旧有的道德规范体系。严重的规范缺失和规范偏离现象、社会结构变迁的加剧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人们在不断出现的新的行动内容和选择标准方面缺乏必要的规范、引导和约束，造成了人们在具体行动中对道德规范的严重偏离和越轨（薛澜等，2003）。社会信用秩序混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对传统道德规范的背离，大量失信行为破坏了经济主体之间以合同契约为基础的正常信用关系，造成了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平滑坡等社会问题。传统道德文化体系的失稳可能加剧经济社会领域的公共风险，成为公共危机的爆发的诱因，而这种来自非正式制度方面的诱因往往容易被忽视。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双重转轨的特殊时期，上述这些特征构成诱发公共危机的潜在的制度及非制度因素。换言之，转轨时期社会经济所具有的过渡色彩和诸多不稳定、不平衡因素，加剧了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公共风险，增加了公共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风险日益集中在社会经济活动的某些环节上，一旦受外部因素的作用或内部风险累积超过一定的限度，就可能爆发危机。由于没有健全的机制和渠道反映公共风险的累积程度，干预和化解公共危机的相应机制尚未建立，一旦发生公共危机，社会将遭受重大的乃至毁灭性的打击。
三、转轨时期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一）公共危机管理是政府应提供的公共品，政府应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
公共危机管理具有公共品的特点。一方面，由于公共风险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其责任边界不清晰，市场机制难以承担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使命，企业、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很难有积极性去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当公共风险超过其临界点变成现实时，公共危机爆发，公共危机的快速蔓延和危机的严重破坏性，决定了市场机制不可能在干预和消除危机的影响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也决定了民间部门不可能在干预和消除危机的影响方面承担主要责任。换言之，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带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在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以及干预公共危机方面，政府责无旁贷，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方面，不论出现何种性质的公共危机，都会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至触发长期形成的社会痼疾，形成危机的叠加效应，导致更大范围、更加复杂的公共危机，引发巨额的突发性支出。个人、家庭、企业等民间部门没有能力承担。因而，社会公共危机是个人、家庭、市场机制本身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着力动员社会资源和公共力量加以解决。因而政府应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参与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管理并不是新事物，几乎所有国家都会遇到大型交通事故（如飞机失事、火车出轨）、自然灾害（如地震、干旱、洪水）以及流行病等突发事件引起的公共危机管理。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由于政府具有其他社会组织和团体所不具有的优势、权威和强制力，所以政府必须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由于公共危机的爆发时间短，传播速度快，反应的时间非常有限，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非常大，需要政府做出快速反应，积极予以干预。
（二）转轨时期政府应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同时，由于市场机制存在失灵和失效的领域，为克服市场机制的盲目性，缓解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需要政府发挥适度的宏观调控作用。由于转轨时期市场体系不发达，市场机制不健全，调节经济的功能不完善，政府必须履行一些原本应该由市场完成的资源配置任务和宏观调控职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必须加强其在基础设施、文教卫生、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投入，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
现代社会的实践，证实了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在不断扩大，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解体，使全球公共危机蔓延到“转轨国家”。处在转轨时期的国家发生公共危机的可能性更大，因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快速转型的现代社会，公共危机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
首先，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公共风险增加，公共危机发生的频率提高。随着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社会经济中市场的比重逐步增加。而社会经济的市场化发展方式，使分工和技术所引致的经济运行内部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由此导致的公共风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高度货币化和信用化带来了经济的金融化。渐趋成熟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了要素的流动与重组，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和有效性。但资本自身一旦成为商品，成为交易的对象，将极易促使整个经济泡沫化和金融危机的形成（刘尚希等，2003）。
其次，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使社会分工细化，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扩大。社会分工带来效率，计算机、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成为可能，也推动了社会分工的技术化、生产的全球化和贸易的电子化和全球化，由此导致经济和社会运行过程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公共风险扩大，公共危机发生的概率增加。
再次，处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的转轨国家会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危机的侵袭。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势不可挡，身处其中的转轨国家几乎不可能将本国维持在相对孤立和封闭的形态，因而其面临的公共风险与公共危机也不可能具有传染性相对较弱、时间上较慢、空间上较小和爆发频率低的特征。转轨国家不得不面临时空范围广、传递速度快、爆发频率高的前所未有的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
最后，由于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自然灾害危机和生态危机将呈上升趋势。城市市政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与城市扩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由此引发的缺水、缺电危机将更频繁地发生。由于跨国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活动日益增多，恐怖主义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由恐怖主义活动引发的公共安全危机造成的破坏性和杀伤性日益增大。
由于受经济实力的制约，在危机发生时调集资源的能力和应对危机的机制不健全，资源的有限性和对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更突出。因此，转轨国家的政府必须对公共风险和公共危机予以密切关注，并在防范公共风险和管理公共危机中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处在转轨时期的我国政府而言，高度重视公共危机管理、建立公共危机的预警机制和干预公共危机就显得尤为必要。
（三）转轨时期政府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建议
1、完善公共危机立法。我国目前缺乏统一的公共危机的基本大法，各级政府以及政府各部门的权利和责任缺乏明确的界定，不利于在突发事件或公共危机爆发时的统一指挥和管理。为加强对公共危机事件的管理，应尽快制定出台《公共危机法》（或《紧急状态法》），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紧急状态制度。统一规定在紧急状态中各法律主体的法律责任和行政权力，规定对公共危机的监测预警制度、应急报告制度、信息公布制度、举报制度、应急处理制度等。完善各部门的专门法律，明确规定在公共危机时各部门在人财物调度和问题处理方面的权责。
2、建立公共风险的监测、预警机制，提高公共风险的分析和预警能力。建立公共风险的预警指标和分析体系，全面监测各个领域公共风险的走向和程度。建立政府或有负债的统计指标，提高政府或有负债的透明度。实行权责发生制的政府会计，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全面反应政府的或有负债及未来支出责任。
3、完善公共危机的管理机制。建立一整套包括组织、决策和指挥，信息传输和处理、物资准备和调度，人员培训和技术储备在内的公共危机管理系统。建立综合协调公共危机管理的常设机构，制定长期的反危机战略和应急计划，制定紧急预案和应急管理程序，建立公共危机的快速反应机制。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
4、积极推动各项改革，化解和消除转轨经济中公共危机的各种诱因。加快金融制度改革，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降低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强就业培训和就业信息，降低失业率，关注下岗失业引发的贫困人口增加问题；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支出责任，保障基础教育投入的合理增长；增加环保支出，改善生态环境，弥补生态环境方面的欠账。推动和完善各项改革，切实解决转轨经济运行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积极化解公共风险，防患于未然。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尚希、陈少强，《构建公共财政应急反应机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 2003年31期。
2、薛澜、张强、钟开斌，《SARS事件与转型期危机管理》，改革，2003年第三期
3、冯舜华、杨哲英、徐坡岭，《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4、王维安，《经济发展中的金融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5、臧景范，《金融安全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6、从亮，《从非典防治看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现状与未来》，
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范文 篇二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危机；金融脆弱性；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
作者简介：胡星(1963－)，女，河南信阳人，河南财经学院经济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与房地产金融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99；F1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1－0138－04 收稿日期：2008－08－12
由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持续恶化。金融创新的过度、信用监管的缺失以及道德风险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不稳定性，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三大主因。
一、金融脆弱性理论回顾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导致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状态(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论认为金融体系本身是不稳定的，具有内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风险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有费雪(1933)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度负债和经济下滑引起债务的清偿。而债务的清偿会导致货币的收缩和周转率的下降。这些变化又会引起价格的下降、产出的减少、市场信心的减弱、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的上升。因此，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经济基本因素的恶化。明斯基对于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分析基于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基础之上。他指出，正是经济的繁荣埋下了金融动荡的种子。他的基本观点是，实体经济中存在着三种筹资，即抵补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人大于偿债的现金流出)、投机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和“庞齐”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小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也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这三种筹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所占比重不同：经济繁荣时期，后两种筹资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风险增大。伴随着借款需求扩大，市场利率上升，企业利润下降，市场情绪由乐观向忧虑转变并进一步向恐慌蔓延，企业倒闭，银行借款急剧收缩，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因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由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经济自身发展必经之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较成熟的货币危机理论。第一论由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罗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以及一国国内信贷的无限制扩张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二论以茅里斯・奥波斯特菲尔得(M.Obsffeld，1994)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认为政府对于私人部门预期所做出的反应成为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第三论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学者跳出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代表性人物是麦金农和克鲁格曼等人。其中克鲁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风险起初导致过度冒险，最后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
二、对美国金融危机演变特征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各类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也为我们认识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也使这次金融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首先由次贷危机引起。次贷危机即指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从产生根源上看，实际上它是由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别是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信用和监管缺失等所导致的一场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而通过危机的扩散，目前已演变为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即由于金融市场已经不能再有效发挥其功能，因而趋于瓦解并对实体经济可能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的状态)和全球金融危机。
(一)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
根据上述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Minsky(1982)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它与这一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有关。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周而复始地出现。周期性出现的新的获利机会总会导致人们的乐观预期，并促使信贷过度扩张。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压力，为了保住客户和市场，银行常常会做出不谨慎的贷款决策。Krugman(1998)认为，由于政府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以及监管不力，使得银行和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即金融系统超常发展，就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上述理论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最好映照，对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从本质上看，美国次贷危机是投资者担心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所产生出来的信用危机，它源于次贷风险，并借助金融衍生产品的渠道进行扩散。美国次贷危机正是源于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房贷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而产生。作为主要面向信用记录欠佳、收人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提供的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次贷市场近年来迅速扩张，市场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膨胀。但是，随着美联储不断提高基准利率，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趋向，次级按揭贷款人心理预期与偿付能力下降出现大量违约，而其违约风险通过次贷衍生产品迅速放大，动摇了市场信心，银行纷纷收紧融资条件，借贷机构、基金公司等资金链开始断裂，导致脆弱的金融市场失控，危机最终爆发。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场完善、运作规范和信用优良而著称的美国金融市场，恰恰在监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问题，整个住房市场和房贷市场各个环节充满
了欺诈和贪婪，银行和金融机构丧失了基本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理查德・比特纳，2008)。从贷款经纪商到贷款公司，从投资银行到信用评级机构，从建筑商到房地产中介伪造签名、隐瞒信息、操纵和修改贷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评估掺水等无序运作，乱象丛生；降低贷款审批标准、贪婪地运用金融创新能力和过剩的流动性，疯狂的市场扩张，事后相互推卸责任、转嫁风险等，这一切更加剧了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从而使整个华尔街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和道德风险之中。
(二)金融危机的传染具有快速性、整体性和全球性
关于危机中“传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机理论关注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危机就是“传染”引起的，没有其他原因。尽管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但人们对于“传染”在加剧危机形成中的作用却大多没有怀疑。综合来看，危机形成中，“传染”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发挥其作用：贸易渠道、金融联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应。
以金融联系渠道为例。由于参与美国房贷市场的机构和投资者为数众多，结构复杂，利益勾联，相互衔接，从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住房抵押贷款“食物链条”和庞大的交易网。在缺乏应有的风险控制的条件下，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看到，在这一危机中，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相互衔接形成了一条特殊的风险传导路径：即低利率环境下的快速信贷扩张宽松的住房贷款审批标准房价下跌、持续加息出现偿付危机；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冲基金高比例的杠杆效应，加大了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风险的传染性与冲击力，放大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风险。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动荡从一国向另一国传递的速度。这种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及虚假繁荣，终于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从次贷领域到优贷领域，从房贷市场到整个金融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金融到全球金融等，无一不在经受着这次金融海啸的洗礼与考验。而半年来，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其速度之快，损失之惨，更是令人震惊。
与传统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传染还表现出显著的“蝴蝶效应”(即地理位置遥远的国家皆能受到金融动荡的影响)和“板块联动效应”(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间的传递)。除了美国、欧洲、日本等，拉美、亚洲等区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有的国家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显著，也使这场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的处理具有政府主导性和协调一致性
此次危机中，全球范围内各国强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抵御自由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机具有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为了维护世界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稳定，美国政府及世界各国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救助计划和措施：接管“两房”、向AIG提供巨额贷款、改组投行、回购证券、直接注资、政府担保、联合降息、甚至国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样，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联手，共同行动，也是史无前例。
全球金融动荡下各国强化政府干预的情况，充分显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机中的主导作用和协调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正是这些国家为降低国际金融体系不完善带来的冲击所做的必然选择(刘立峰，2000)。
三、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无疑，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由于我国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和短期影响比较有限。但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与美国和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不可低估，从目前情况看来，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正逐渐显现。
但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金融危机并不全是坏事，它只是对行将崩溃的金融体系及其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一次必要的清理，将多余的金融泡沫挤压掉，并促使宏观经济与金融重新走向稳定。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种较为激烈的调整方式，它是在所有的政策和体制均难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情况下，用近乎破坏性的方法对金融体系中不合理现象进行一定程度的纠偏，尽管这种纠偏是被动的(刘立峰，2000)。可以说，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现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还不至于这样明显和充分地暴露出来。
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是对发展中国家一次生动的金融风险和金融“游戏规则”教育，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即使像欧美这样发达的金融市场，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市场失灵，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信用危机、货币危机。虽然我国尚未发生金融危机，但是我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魏波，2006)。金融危机，不得不使我们对现有的金融结构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创新、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贸易战略的调整等方面进行认真反思。
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表明，金融危机虽然直接涉及金融货币问题，但并不仅限于此，而是经济系统内部与外部多方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王德祥，2000)。因此，防范金融危机需要系统化的措施和政策。这里仅就我国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建设提几点思考。
(一)加强创新与完善监管相匹配，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一方面是对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另一方面是风险控制的缺失。虽然金融创新一方面通过广泛的证券化分散了美国房地产融资市场上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冲击力，造成了难以计量的损失。因此，我国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完善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使创新和风险控制相匹配。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中国在推行金融改革与创新的进程中必须对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对金融机构乃至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予以高度的重视，需要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这是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能力的关键。
第一，政府监管部门要搞好相关政策法规的配套，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从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制度建设的角度注意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加强并完善对场外交易的监控，强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提示，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借款人权益的损害等，不断提升监管水平。
第二，作为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永远要将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强化资本充足性管理和风险管理，防止某些金融机构因资本充足率过低，抗风险能力薄弱，在意外事件影响
下倒闭破产，冲击金融体系(马宇等，2008)。
第三，正确认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尽管相对于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而言，次级债规模并不大，但金融衍生品放大了这一风险。因此，对于金融创新，不仅应看到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应看到其潜在的风险。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其产品虽然可以对冲和分散风险，但不能消除风险甚至会加大风险。
第四，建立金融危机监测和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测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魏波，2006)。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外资流动、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第五，加强对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在金融危机中，股市的大幅波动甚至崩溃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是巨大的。股市风险的影响与表现力往往要比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体系性风险更为显著，这可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全球股市的连续重挫看出一斑。我国也不例外，政府应高度重视近期我国股市的剧烈波动和持续低迷状况，通过积极的利率政策、税收政策和完善的制度建设以及有效的监管等措施，来重振投资者信心，以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
(二)严格房地产金融市场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除了贪婪逐利的美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失控和政府的政策运用不慎之外，还有就是美国的透支消费文化使许多不具偿还能力的人加入买房队伍。而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上述情况有不少相似之处：其一，我国有高达90％的购房者是通过银行贷款购房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已高达2.25万亿元人民币(苏锐，2008)，总额接近美国，而且这些贷款人基本都是中低收入者。其二，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同样逐利贪婪而不惜冒风险。银行不断放大房贷在贷款总盘子中的比例，同时又降低放贷门槛。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将资金风险转嫁给银行，也将本不具备买房能力的消费者拉人买房行列，给买家和银行都带来风险。为避免危机的出现，必须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严防同类事件在我国发生。
第一，商业银行需要改变住房按揭贷款是低风险优质资产的观念，加强按揭贷款的审批管理和风险控制。由于我国没有对抵押贷款进行次优分级，所以房贷的风险可能比想象的要大很多。银行要严格房贷审查程序，特别注意那些有超出实际购买能力、有不良信用记录的贷款人，应该更加严密考核按揭人的收入状况、资信状况，尽量减少风险累积。 第二，坚持二套房贷款标准和首付款标准不能放松。尽管我国住房按揭贷款有20％－30％首付比例的要求，但如果国内房地产市场出现转向，房价出现持续下跌，房贷风险必然将开始暴露。虽然美国次贷的风险很高，但这种风险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已经分散。而中国住房按揭贷款尚未证券化，其不良信用贷款的风险基本聚集在银行体系内。一旦爆发，必然对银行系统以及整个经济体系影响巨大。面对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低迷现状，一方面可通过降低房地产交易税费、延长贷款年限、提高贷款额度等方法鼓励居民消费，但另一方面决不能通过降低二套房和三套房等投机性住房贷款标准及首付款标准的方法去救市。同时注意防止中国楼市出现大的跌幅，循序渐进地剔除房地产泡沫，使房价得到理性回归，确保房地产市场的相对稳定。这也是在美国金融危机中得到的重要经验和启示。
1929—世界经济大危机全解析 篇三
1929年10月24日纽约华尔街股市出现了空前的抛售风潮，一天内有近1300万股股票易手；开盘后的两个小时，股市的账面损失就高达100亿美元；伴随着牌价的下跌，歇斯底里的尖叫声在交易大厅内回荡；很多人片刻间倾家荡产，血本无归；自杀的消息不断传来……这仅仅是大萧条的第一轮可怕打击。
紧接着，经济危机登场。首先是银行纷纷倒闭，接着工商企业大量破产，生产锐减，市场萧条，失业人数激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减少，很多人濒临破产。过去，美国也曾经历过股市恐慌与金融萧条，但没有一次像这次一样对美国普通市民的生活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因为紧接而来的大萧条将使大部分人身陷困难。
这种灾难并不只在美国才有。随即，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生了经济危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萧条、经济衰退；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感受到了这场经济危机带来的“浓浓的寒意”。
这场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前后持续四年多，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损失价值2500亿美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物质损失还多800亿美元，成为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世界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当然，它的影响远不只是在经济方面，它还引起了整个世界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就值得总结、探讨、思考。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
为什么会影响世界各国？
这场危机很快演变成一场空前规模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范围如此广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整个世界已经联系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19世纪末，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向帝国主义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列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绝大部分领土被瓜分完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一步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也最终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决定了整个世界经济的普遍联系，因此一旦某国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其他国家一定会深受影响。也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二）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美国经济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世界市场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1894年，美国工业产量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大发横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由战前的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并代替欧洲掌握了世界经济霸权，纽约也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美国对海外进行巨大的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在世界贸易市场占据了较大份额。因此，美国“感冒”，世界其他国家就纷纷“打喷嚏”。
（三）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
“一战”期间，英、法等国为赢得战争胜利，向美国大量贷款，战争结束后，本身经济十分困难的英、法不得不向美国偿还债务，这就使英、法在经济上受制于美国。另一方面，“一战”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以美元为武器，大肆推行金元外交。欧洲许多国家为医治战争创伤，不得不接受美国大量贷款，使得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对美国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一旦美国经济出现危机，他们就根本无法幸免。
这场经济大危机发生的原因
（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普遍存在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它主要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广大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还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当这些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爆发经济危机。比如钢产量，可能全国每年的需求量在当时只有2000万吨，而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私人占有，私人资本家只顾自己的利益，盲目加大生产，最后可能导致总的钢产量远超实际需求量，这样，经济危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是公有制，它容易通过国家调控来加以避免。
（二）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生产与销售之间的矛盾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坚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当时社会总需求往往低于社会总供给，即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一方面当时资本家攫取了高额利润，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相对日益贫困，出现了过度的贫富悬殊，限制了实际购买力的增长；另一方面，毫无顾忌的分期付款和银行信贷，刺激了市场的虚假繁荣，资本家为了眼前的利润，盲目扩大生产，供需矛盾尖锐。
（三）货币政策失误
第一，实行高利率，抑制了投资。1928—1933年，美联储一直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这种紧缩银根的政策对抑制股票的过分投机并没有产生什么直接效果，却使私人投资大幅度减少。第二，美联储没有采取措施制止银行破产，使货币供应量减少。从1929年到1933年，由于相当多的银行倒闭或停业，美国货币供应量减少了1/3。货币供应量的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体系的瓦解，是30年代大萧条深层原因之所在。第三，美联储在美国1931年9月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后，把贴现率从1.5%提到3.5%，收紧了对银行的放款，进一步削弱了银行的清偿能力。
（四）人民醉心于股票等投机活动，股价虚高，证券投机过热
从20年代后半期开始，美国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投机狂潮。20年代初期，美国股票成交额每年平均为3亿股，1926年上升到5亿股，1928年超过9亿股，1929年达到11亿股。同时，投机狂热也促使股票价格飞速上涨。到1929年初，证券市场的投机狂热已经失去了控制。仅在这一年的头6个月中，美国公司有价证券的发行额就达46.99亿美元，比1926年全年的发行额（43.57亿美元）还要高。纽约股票价格指数也从1929年1月的193，上升到1929年9月的216。然而，到1929年夏季，证券投机狂热的不断升温和股票价格的飞速上涨，已经使美国的金融结构失去平衡。
（五）政策原因：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加剧矛盾
它加剧了经济危机的危害，使美国经济跌入“谷底”。这时候，正是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时候，而政府却缺位了。
特点
（一）危机持续的时间特别长，生产下降的幅度特别大。从1929年到1933年持续四年多。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水平大约后退到1908—1909年的水平，其中法国倒退到1911年，美国倒退到1905—1906年，德国倒退到1896年，英国倒退到1897年。资本主义世界损失2500亿美元，比“一战”的直接战费还多800亿美元。
（二）企业大批破产、失业人数剧增，危机对生产力的破坏特别严重。在危机中美国破产的企业达14万家，德国约6万家，法国5.7万家，英国3.2万家。企业的破产和生产的停顿使失业人数猛增，资本主义世界全失业人数高达3000万人以上，加上半失业者达4000万—4500万人，其中美国的全失业人数由危机前的150万人增加到1320万人，包括半失业者超过1700万人。据美国官方数字，1933年失业人数达1280万，占当时美国劳动人口的28.4%；德国失业人数达600万，最多时几乎占全国工人的一半；英国失业人数近300万；法国失业人数达150万。在危机期间，资本家为了维持垄断价格和高额利润，不惜大量销毁物质财富，破坏生产设备。美国用谷物代替煤炭充作燃料，有640万头猪被收购来投入密西西比河，有1000万亩棉花烂在田里，倒入密西西比河的牛奶使之成为“银河”，美国还毁坏了92座高炉。丹麦毁了11万头牲畜。巴西约有2200万袋咖啡被销毁。三年中，被毁坏的海轮总吨位在650万吨以上。产品和生产力被大量毁坏与千百万失业者的饥寒交迫形成鲜明对比，这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
（三）资本主义国际贸易额缩减得特别厉害，并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减至242亿美元，比1929年缩小2/3，退回到1919年的水平以下，其中美国下降了70%，德国下降了76%，法国下降了2/3，英国下降了2/5。这种大幅度的削减是空前的，它使帝国主义争夺国内外市场的斗争大大加剧，导致了激烈的关税战和贸易战，各国一方面加强对外倾销本国商品，另一方面，一再提高进口税率，建立新的关税壁垒，用以限制或者禁止外国商品的进口，维护本国垄断资本的利益。
（四）农业危机的尖锐化与工业危机相互交织，使这次经济危机变得更加严重，也是危机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农业危机的尖锐化表现在：第一，农产品过剩加剧，1923年滞销存货总额较1925年增加了1.5倍。第二，价格惨跌。第三，农民大量破产。农业危机使农民减少了对工业品的需求，工业品更趋“过剩”；工业危机则使农产品市场缩小，加速了农产品价格的跌落，两种危机的互相影响，促进了危机的深化。
（五）经济危机不仅限于生产和商业范围，也扩展到货币信贷系统。货币信用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信贷制度濒于崩溃，大批银行倒闭。各国货币纷纷贬值，英国经受不住打击，首先于1931年9月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英镑贬值，接着，英镑集团，北欧，美，日相继放弃金本位。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在就职之日，不得不宣布银行“休假”，并随即放弃了金本位。从此，资本主义货币体系一片混乱，并逐渐形成了若干区域性的货币区：英镑区、美元区、法郎区等。货币区彼此对抗，大大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货币战和贸易战。
（六）1929—1932年的经济危机过去之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没有再次出现高涨，而是陷入了特种萧条，即没有导致工业重新高涨的经济萧条。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到1936年才稍有好转，恢复到1928年的水平。然而从1937年下半年起，美、英、法等国又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此时德、日、意三国已把国民经济转上了军事化轨道，暂时逃脱了这次危机。1937—1938年的危机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来势凶猛，美、英、法三国在危机头一年工业生产分别减少了21.9%，9.5%，15.5%。资本主义世界失业工人又增到1800万人。农业危机再度尖锐。
危机所产生的后果
（1）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2）改变了各国实力对比，激化了帝国主义国间矛盾。（3）加剧了帝国主义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间矛盾。（4）打破了战后建立起来的赔款制度和债务关系，造成国际金融体系的混乱。（5）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30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学说作为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主流而流行于资本主义世界，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各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普遍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6）这次经济危机促进了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瓦解，以及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的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建立了以英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的政治、经济力量遭到了严重削弱，逐渐失去了世界金融中心的主导地位。1944年，西方国家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国际货币会议，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建立了新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出现，标志着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的产生。（7）引起了世界格局的变化：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走向崩溃。
危机带来的教训
（1）繁荣与危机总是相关的——防患于未然。
（2）国家和政府要适时调整经济政策。
（3）危机一旦发生，各国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当今时代，经济危机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哪个国家都不应该置身事外，应该携手共同应对。
（4）规范股市和信贷，防范金融投机。
（5）发展经济与改善人民生活相结合。
1．1929年11月21日，在华尔街股市崩盘后不久，胡佛总统召集美国主要的产业领袖到白宫开会。会上，胡佛宣布：“在以往的萧条中，政府采取的产业政策是对劳工市场立刻进行清算。我对这些政策和字眼都很反感，因为劳工不是商品，他代表了人类的家庭。此外，从经济学的观点看，由于（工资降低）突然间购买力减少了，这些行动只会加剧萧条，所以现在工资水平不应该下调，不应该减产，不应该解雇工人。”这主要说明（ ）。
A．胡佛继续奉行自由主义的政策
B．胡佛认为经济危机对美国的打击不是很严重
C．胡佛对经济危机采取了干预的措施
D．胡佛趁危机扩大了总统的权力
2．经济民族主义指通过政府政策的形式对进口商品建立贸易壁垒，并施加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政策以保护其国内产业。它深切关注民族国家整体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由民族经济竞争力决定的民族的长期发展趋势，而不是世界的共存共荣。在罗斯福新政的下列措施中，明显带有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是（ ）。
A．美元贬值 B．计划指导
C．减耕减产 D．以工代赈
3．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采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并宣告“自由市场终结”。与此相关的理论主张体现在（ ）。
A．亚当·斯密《国富论》
B．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C．马克思《资本论》
D．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
4．193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者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上述言论主要着眼于（ ）。
①缓和社会矛盾 ②扩大内需
③降低失业率 ④提供社会保障
A．①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③④ D．②④
5．我国提出促进经济增长而采取的十项措施，其中有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即所谓的大力发展“铁公机”；罗斯福新政中也提出以工代赈、兴办公共工程的措施。两者的共同之处是（ ）。
A．克服生产的盲目性
B．放弃市场机制，实行国家干预政策
C．扩大内需
D．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
6．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用于采购商品、支付劳务费用金额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5，并鼓励资本家按照政府的计划进行投资。这表明美国（ ）。
A．加强了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
B．开始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
C．黄金储备减少，美元贬值加剧
D．经济进入“滞胀”阶段
7．1939年6月，美国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请公众指出罗斯福新政以来的“最大成就”以及“最差表现”，28%的人认为新政的“最大成就”是救济项目和工作改进组织，23%的人认为新政的“最差表现”也是救济项目和工作改进组织。下列对新政的表述正确的是（ ）。
①“救济项目和工作改进组织”主要指实施以工代赈，建立社会保障。
②新政在推行的过程中存在争议
③争议源于不同阶层自身的利益和认知水平
④新政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使美国彻底摆脱了危机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8．伯顿·小福尔索姆在其新作《罗斯福新政的谎言》中，批评罗斯福，“他采取了一系列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但他的大部分举措，对当时的美国甚至以后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新政“灾难性的影响”不包括（ ）。
A．增加政府财政负担
B．金融市场遭到破坏
C．为后来的经济“滞胀”埋下了隐患
D．日后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
9．大型电视专题片《大国崛起》中说：“近五百年来，真正意义上拥有过世界霸权的只有三个国家，即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接力棒式的创新和发展。”如果此说能够成立，美国对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主要表现在（ ）。
A．大力推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
B．最早确立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C．确立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
D．开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模式
10．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说：“你们的战备，远非一种牺牲，而是提高个人消费和生活水平的刺激，这种刺激既不是新政的胜利，也不是新政的失败。”凯恩斯的言论意在证明（ ）。
A．罗斯福新政推行社会福利政策改善民众生活
B．美国在战争中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
C．罗斯福建立军事经济体制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境
D．罗斯福新政没有起到彻底缓解经济危机的作用
答案：1—10 CABAC AABDD
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范文 篇四
这场危机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以及
持续时间之长堪比1929年～1933年的经济 大萧条。人们对危机走势的判断先是乐观 地估计了个“V”型，后来退化为“w” 型震荡，现在更多人持“L”型观点，何 时见底仍是个未知数。那么，我们应当如 何应对这场百年一遇的危机呢？危机就好 比是一个健康的肌体患了重病，同治病一 样，应对危机首先要找准病源，对症下 药，才能事半功倍，早日恢复经济金融的 活力。
金融危机的本质
金融危机可以有多种表现形态和触发 原因，但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要 去伪存真，追根溯源。
金融危机的形态
在本次金融危机发生前，全球发生过 多次经济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形态各异，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类。
一是货币危机。通常指一国货币在受 到投机攻击或经济指标严重恶化情况下， 出现大幅贬值，引发国内金融、经济振 荡，甚至严重的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危 机属于典型的货币危机。
二是债务危机。一般特指一国失去 到期外债清偿力。广义的债务危机指借款 人大量借贷，超过了自身偿还能力，而无 法偿还到期债务，又被称作财务危机。在 国内借贷中，会经常存在陷入财务危机的 个体，但极少发生大面积的偿付困难，即 使发生也不会酝酿为系统性危机，因为央 行可以注入额外的流动性予以避免，如我 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解决企业三角债的做 法。但在国际收支中，过度借贷往往具有 系统性影响，当经济周期发生逆转时会出 现大面积的外债清偿能力下降，如果该国 同时为非国际货币发行国，本币不能作为 外债清偿手段时，债务危机就会发生。上 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 债务危机。
三是银行危机。银行危机是最常出 现的危机形式，具体可分为流动性危机和 清偿性危机，前者指银行由于无法满足流 动性需要而倒闭破产，后者指由于巨额亏 损银行资产已经无法覆盖其负债而被迫清 盘。危机初期通常表现为少数但具有系统 影响性的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为满足流 动性需要而进行的大规模资产出售行为将 显著压低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银行体系 开始出现大面积的账面亏损，进而发生清 偿性危机。银行危机一旦发生，银行体系 的投融资中介功能将大大消弱甚至停滞， 进而导致严重的实体经济衰退。当前的美 国危机就是非常典型的银行危机。
四是财政危机。财政危机通常是金融 危机的伴生品，在危机中由于经济严重衰 退，导致税收收入迅速减少，同时为应对 危机的救助措施和刺激计划却大幅提升财 政支出，导致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政府丧 失偿债能力。本轮危机中冰岛便是案 例，冰岛首先爆发银行危机，对银行的救 助又将政府拖下水，导致财政破产。
危机的本质
在一场金融危机中通常会出现多种形 态的危机表现形式，而且，这些不同的危 机形态又是可以相互作用，相互转换，互 为因果的。以本轮危机为例，美英等国发 生了严重的银行危机，并引发不同程度的 财政危机；东欧则发生了债务危机不同 程度的货币危机。危机的多样化形态和不 断迁徙的特征往往会掩盖危机的本质―― 信用危机与信心危机。
现代市场经济和金融经济本质上是 一种信用经济，信用与信任是金融和金融 市场存在、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基石。经济 的每次收缩与膨胀、衰退与复苏都是由信 用决定的。经济学意义上的信用泛指各种 形式的借贷关系，包括债权关系、股权关 系、雇佣关系、货币关系等等。债权和股 权作为一种信用形式较易理解，其实现代 经济中的雇佣关系和货币关系也是一种信 用关系。就货币而言，其本质上是中央银 行(现钞)或商业银行(存款)的负债。
实际上，信用关系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每一 个角落。信用的膨胀与收缩导致经济的周 期性波动，而信用的突然崩塌则意味着危机的出现。 而信用又是与信心、信任密切相关 的。债权人只有在相信债务人具备清偿能 力时才会出借资金，投资人只有在相信管 理层具备优秀诚信品质及创造利润能力时 才会购买股票，企业家只有在相信所生产 的产品能够顺利出售时才会雇佣工人，存 款人只有在相信银行经营是稳健时才会存 款，而外国投资者只有在相信该国央行具 有通货管理能力和政府具有财政平衡能力 时才会持有该国货币，而这些信任一旦消 失，信用就会崩塌，债务危机、银行危 机、货币危机和财政危机就会相继出现。 而从更长期的视角看，信用也是信任和信 心的基础，只有良好的信用环境(包括严 格的信用制度、优良的信用文化和完备的 信用记录体系等),才能真正增进人们之 间的互信与合作，增强人们对未来的信 心，实现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应对 危机不仅需要提振信心，还要着眼长远， 大力培育良好的信用环境，标本兼治。
恢复信用和信心必须标本 兼治
要恢复和重建信用，使经济金融恢复 到正常状态，必须标本兼治，采取强有力 措施恢复信用与信心。
“最终贷款人”注入流动性
在危机期间，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 构与实体企业之间失去基本的信任关系， 要么拒绝提供新的借贷，要么提前收回资 金，市场的流动性迅速下降，整个金融市 场就好像一个严重失血的病人危在旦夕。 在1929年～1933年大萧条期间，由于中央 银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流动性危机演变 为清偿性危机，给全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 果。
研究危机出身的伯南克显然意识到央 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在危机时刻的重要 作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2008年9月 雷曼兄弟破产时不到1万亿美元的规模迅 速扩张至2008年底的3.5万亿美元，通过 购买包括次贷资产在内的各类金融资产， 央行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避免了 金融市场由于“失血”过多而完全崩溃， 为后续救助措施的实施争取了时间。
政府注入资本
金融机构本身是高杠杆经营的企业， 而在过去20年宽松的市场环境中，包含 表外资产在内的杠杆率进一步上升，诸如 “两房”类的金融机构杠杆率已经超过50 倍，而投资银行业的杠杆率可能达到50～ 60倍，这意味着资产的平均价格一旦出现 2%以上的下跌，很有可能就会侵蚀掉某 家高杠杆金融机构的全部资本。当房地产 泡沫破灭及其引致的次贷危机发生时，大 量金融机构已经面临资不抵债的清偿性危 机，得不到信任的金融机构无法继续发挥 融资中介功能，金融危机导致严重的实体 经济衰退。
美国政府在2008年10月份推出问题 资产救助计划(TARE计划)时，原本希
望通过政府购买不良资产恢复金融市场活 力和提升金融资产价格，进而平衡金融机 构的资产负债表，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一 做法是不切实际的。最终，TARF计划下 的7000亿美元绝大多数用于向金融机构注 资，尽管市场预期至少需要另外7000亿 美元才能使美国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恢复到 正常水平，但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只 有资本充足的金融机构才能获得人们的信 任，金融市场才能重新发挥投融资中介的 作用。
回归银行的“四性”特征
今天的金融发展如此之快、如此之复 杂，但我们对金融危机反思之后，发现要 从根本上解决银行的功能，恢复银行的健 康，还是必须要回到老祖宗那里，重新承 认、重新尊重和重新恪守商业银行的四性 特征。现在的危机表明我们忘记了这些东 西，抛弃了这些东西。
一是中介性。银行是连接储蓄部门 (家庭)和投资部门(企业)的桥梁，是 资金剩余部门和资金短缺部门之间的媒 介，银行的经营管理应充分考虑这一基本 特征。
二是匹配性。正是由于中介性特征， 银行必须要遵守资产负债的匹配性。银行 是在拿别人的钱进行贷款、投资，所以其 生存之本在于资产与负债良好的匹配，包 括价格的匹配、期限的匹配和风险的匹 配，保持资产负债流动性的合理安排。 三是稳健性。要时刻牢记银行具有高 杠杆特性，目前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是 8%,即用8%的自有资本支持100%的资 产，反过来算即杠杆率为12.5倍，这远高 于普通工商企业的杠杆率，而高杠杆性意 味着较低的风险抵御能力。因此，必须强 调稳健经营，严格控制资产扩张速度和风 险集中度。
四是社会性，又称为外部性。银行经 营带来的风险不仅影响其自身，还具有很 强的社会传染性，特别是那些具有系统重 要性的大型银行，其经营失败往往引发系 统性危机，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紊乱和实 体经济衰退。
危机表明，银行的“四性”特征被 颠覆了。首先，商业银行忘记了中介性和 匹配性，在流动性泛滥带来的利差不断收 窄的情况下，银行不再满足于融资中介的 佣金收入和利差收入，广泛开展的投资业 务致使交易账户和可供出售类金融资产所 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且存在严重的期限错 配，市场价格波动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盈 亏状况和资本的充足程度。其次，为了绕 过资本监管限制，商业银行将大量资产移 到表外，使实际杠杆率大大提高。最后， 这次危机主要是大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 兴风作浪而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形成严重的“too big to fail”(太大以至于不会 倒闭)和“too comDlex to fail”(太复 杂以至于不会倒闭)的格局。这些机构实 在太大了，他们一旦出问题，就会引起系 统性危机。所以政府必须要救助他们。正 是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商业银行更加冒 险，不断放大风险以博取更高的收益。而 要恢复市场信心与信任，商业银行需要回 归四性特征。
坚守银行的“三性”原则 银行的“四性”特征要求银行经营需 时刻牢记、恪守老祖宗留下的、教科书所 讲的三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 性。而且三者的顺序是不能调整、不能更 改的，安全性一定是第一位的，确保安全 性，就要保持充足的流动性。只有在安全 性和流动性满足后才谈得上盈利性。这是 银行生存之本，也是银行的生命线。 发生信用危机的银行恰恰颠倒了银行 经营的“三性”顺序。在当前的公司治理 架构下，商业银行的治理和风险管控实际 被两类人操纵着：一类是追求短期回报的 股东和高管，另一类是精于模型计算的小 团队。股东追求当期利润最大化，高管追 求薪酬最大化，并导致过度追逐高风险高 收益的复杂金融资产。而很多高管人员和 董事会成员并不了解这些资产的风险，他 们将安全性原则交给了只有极少数专家明 白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将风险描述为钟 形的正态分布，而忽视了安全性的精髓是 抵御百年一遇的“黑天鹅事件”,这恰恰 是模型预测的短板。银行实际上已经将盈 利性的顺序提高到安全性之前，进而就不 会有人重视流动性管理，资产与期限的错 配导致的流动性危机出现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的银行家如果不是非常的贪婪， 记忆力如果不是太差的话，他们应当在危 机后牢记并坚守“四性”特征与“三性” 原则。我相信只有这样的银行才是安全 的、稳健的，才能得到公众和市场的信 任，才能避免类似危机的再次重演。
坚持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 我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商业银行凭 什么可以躲过此次危机，我们有什么制胜 法宝、秘密武器？我想最根本的有三条。 第一条，得益于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的 发展。第二条，得益于我国银行业二十几 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几年的国有商业 银行改革开放。我们提前处理了不良资 产，提前进行了注资，使大型银行离开了 破产倒闭的边缘。同时，引进境外战略投 资者，使我们的公司治理、风险管控能力 得到大幅提高。第三条，得益于我们的监 管坚持了比较保守、稳健、审慎的监管原 则，我们守住了几个基本的防线：一是资 本充足。十年前，我们95%以上的银行都 是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甚至很多银行是 资不抵债的。而到2009年一季度末，整个 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已达到10.5%,核心 资本充足率达到8.7%,资本充足率达标 银行的资产已经占到全部银行业资产总额 的99.9%。二是坚持了严格的资产质量 控制。要求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不断 降低不良资产比率和余额，商业银行不良 贷款比率从十年前未提足拨备的25%降到 2009年5月末提足拨备的1.93%。三是守 住了风险抵御能力这道防线，即足额提取 拨备。十年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基 本没有提取拨备，而今天不良资产损失拨 备覆盖率已经到达130%。四是严格关注 并坚守流动性防线。五是坚持比较稳健、 比较传统、甚至说比较保守的监管指标和 手段，如存贷款比例，单一客户贷款集中 度比例等。
但是，未来的监管又将走向何方呢？ 现在看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 《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简称 “核心原则”)仍然是我们改进的方向。 巴塞尔委员会于1997年的25条核心原 则浓缩了发达市场国家上百年的银行监管 经验，在完善各国银行监管体系、提高全 球金融稳健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危机 后出现了“怀疑一切”的情绪，认为所有 现行的法规和制度都存在重大缺陷，我们 所有的改革方向均需要重新定位，重新确 定参照系和参照坐标。实际上，危机恰恰 证明了核心原则的重要作用，陷入危机的 国家和地区的监管当局往往在柴些做法上 不符合核心原则的要求，如原则24要求的 并表监管能力，原则25要求的跨境临管合 作，以及原则13和14对市场风险和流动性 风险的关注要求。
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范文 篇五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次贷危机；再平衡
［中图分类号］F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52-0016-01
1 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与实质
关于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国外学者已经作了大量的探讨。曼(2002)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汇率政策的变化，并暗示亚洲国家的盯住汇率和出口导向政策以及对美国的依赖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弗格森(2005)“投资枯竭论”则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不高，出现投资“枯竭”,国内需求不足导致支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竞争性货币政策，最终增加流向美国的资本供给。而伯南克(2005)的“全球储蓄过剩论”则强调美国的巨额经常账户逆差主要来源于全球储蓄供给的过剩，亚洲尤其是中国由于金融中介的落后以及中东石油出口国较高的油价共同推高了储蓄率。
在探讨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上还有各种立场和视角的理解。我们主张将它置于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虚拟化趋势的大背景下，从全球生产力演进过程中国际分工体系和生产网络形成的角度去作进一步的探讨。从这个视角来看，失衡同时有来自“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方面的原因。“我们生活在一个外包(Outsourcing)的时代”(Grossman and Helpman,2005）。这是两位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对当前全球生产与分工模式发展趋势的经典概括。一方面，基于全球生产力演进与信息技术革命的跨国外包与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使世界经济出现了以中美两国经常账户失衡为主的失衡。这是实体经济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主的全球经济虚拟化使得世界经济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经济虚拟化是一种“以钱生钱”的经济游戏。因此，全球经济失衡与其说是各主要经济体经常账户的差额和贸易不平衡，不如说是全球金融发展的失衡。正是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金融发展上的极度不平衡为美国的本次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到破裂，以及与房地产相关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并引爆次贷危机创造了前提条件。
2 全球失衡加剧与次贷危机爆发之间的逻辑关系
次贷危机引爆了本轮美国房地产泡沫。从表面上看，它是美国金融领域的一次非系统性风险。然而它的爆发以及紧随而来的经济危机却与此前的全球经济失衡加剧有很大的关系。前面已指出，全球经济失衡集中体现为东亚与美国经常账户的差额。但是，从实质来看，它又是发达经济体与亚洲新兴经济体各自的消费投资比例关系等经济结构的失衡、国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失衡以及全球金融发展的失衡。次贷危机的爆发就是美国国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集中表现。
2000年后，信息技术革命对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小，IT泡沫开始破裂。同时，在经历“9.11”恐怖袭击后，为了防止美国经济出现大幅衰退，从2001年起格里斯潘主政的美联储连续5年实施低利率政策，低息政策使投资房地产业和相关金融衍生产品获得暴利成为可能。这为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相关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和泛滥提供了土壤。
本轮中美经常账户严重失衡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过度消费带来的对全球商品过度需求引致的东亚国家主要是中国的过度供给。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失衡是以美国产业结构主动升级到以房地产业、金融业为主要经济支柱，并通过过度的信贷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作为前提条件的。美国国内的虚拟经济膨胀过快，以致完全脱离了其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按前面所述，这两者之间的失衡本身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另外，美国国内老百姓的过度信贷和过度消费的消费模式是建立在其资产增值的信用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工薪收入增加基础上的。当房地产逐渐出现严重泡沫，使得在美国购买房地产以及相关金融衍生产品能带来资产的快速增值，并且刺激了国内过度的需求增长时，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的系统性风险的释放和破坏性调整就先选择发生在美国国内房地产泡沫破裂和金融机构次贷与次级债巨大损失上。
3 后危机时代再平衡的具体表现和实质
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的GDP增幅出现转正，这是美国经济自2008年第二季度以来首次实现增长。这也是本次危机爆发所在的中心国家――美国经济衰退结束的标志。按照IMF《世界经济展望》(2009)的分析，这样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美、欧、日以及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采取了超乎寻常的政府刺激方案，避免了出现导致1929―1933年大危机的全球金融领域的恐慌。
然而，美国政府在危机后采取的“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以及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两年多以来，平均失业率至今仍维持在10%左右，持续居高不下。美国商业委员会在2010年10月15日的预测中，指出美国2011年上半年的失业率还将为9.1%~9.5%。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披露，第二季度美国国内银行业新增贷款数量仍在下降，这反映了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复苏作用仍非常有限。这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再次印证了人们熟知的一个经济学道理，即货币政策就好像马车的缰绳，要收紧缰绳紧急拉住马车管用，但是用马车缰绳来推车的话则软绵无力。
日本经济在危机后仍然延续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迷。欧债危机的发生也反映了这些欧元区国家复苏经济所使用大规模扩张性财政刺激手段缺乏可持续性。我国的经济复苏表现虽然出色，但全社会的就业问题依然相当严峻，每年新增的600多万大学生的就业以及广大的存量甚至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的再就业仍非常困难。
从以上全球主要的四大经济体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全球正处在“无就业”缓慢复苏的再平衡过程中，世界经济已进入了一个无重大技术和体制创新的后危机时代。在世界经济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再平衡是恢复调整到轻度的全球经济失衡，它具体表现为全球出口过剩产业的去产能化、商品市场去库存化，以及金融市场的去杠杆化。
这次全球经济失衡以及次贷危机引起人们对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和欧盟国家的福利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过度发挥”的重新思考。次贷危机的爆发与美国对金融业的放松管制和多头监管导致监管不力也有较大关系，这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固有缺陷。而在次贷危机后不久出现的欧债危机也表明实行福利资本主义模式的欧盟国家的“高工资”、“高福利水平”、“高税收”和“过度消费”都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是对这两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的修复性调整。
参考文献：
经济危机的解决办法 篇六
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我国经济运行困难，我省经济冲击较大。对此，政法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工作大局，按照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要求，找准应对金融危机的着力点，在服务我省经济“弯道超车”中有新作为。
一、提高政法机关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反应能力
深入加强形势政策教育。迹象表明，金融危机何时见底尚不可知。而**经济受冲击较早、影响较大。在金融危机考验面前，要顺势应对，密切关注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加强对政法干警的形势政策教育，坚决克服思想滞后和行动慢拍的问题，增强其应对金融危机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注意学习应对金融危机知识。要像经济管理部门一样，抓紧学习经济社会管理和应对金融危机等方面的知识，找准政法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提供知识储备和工作准备。
建立联系群体、帮扶企业机制。要深入基层、深入发展一线、深入各种困难群体，切实了解困难情形、发展状况、金融风险情况。建立领导联系困难群体、机关帮扶企业工作机制。强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金融风险的意识，切实提高政法干警应对金融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
二、把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作为政法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
教育引导政法干警树立必胜信心。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应对金融危机，首要的是要坚定信心，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要教育引导政法干警增强发展、渡过金融危机的信心和决心，用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去应对新情况，破解金融风险新难题。
对政法干警特别是新进人员、新任政法领导干部加强教育培训。要利用各种培训和举办专家学者讲座等形式，加强金融风险方面知识的学习和座谈，不断完善知识结构，提升知识层次，着力培养理论思维、战略思维、系统思维，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和水平。同时推动政法干警深入基层和企业调查研究，注重从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能力。
注意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发现和选拔政法领导干部。对那些与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的重要岗位，要配备熟悉经济、金融工作的政法干警。要拓宽选人用人视野，加强对应对金融危机中政法干警的考核，把考核情况作为检验干部政绩、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把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有作为、能够应对发展和稳定考验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予以重用。
三、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充分发挥政法机关的建设者和捍卫者作用
切实肩负起首要政治任务。切实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国家安全、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是政法机关的首要政治任务。政法机关能否切实履行好首要政治任务，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稳定。在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各类矛盾碰头叠加的严峻形势下，政法机关尤其要真正担负起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政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全面加强政法工作，确保国家政治稳定。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政法机关要善于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社会关系，把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强化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要强化运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打击犯罪、管理社会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稳定因素，确保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四、切实做好金融危机下的政法工作
着力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按照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要求，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依法打击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加大对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及灾后重建等重大工程建设和项目资金使用犯罪活动的查处力度，确保政府投资安全。改进办案方式和方法，从有利于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企业职工利益和促进经济社会秩序稳定出发，进一步规范执法、文明办案，依法妥善处理涉及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案件。
着力维护司法公正。认真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重点加强对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量刑畸轻畸重和违法立案、刑讯逼供等问题的监督，切实防止放纵犯罪和冤枉无辜。重点解决只保护大企业、服务大项目，对中小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的权益重视、保护不够等不平等保护的问题，维护社会公平。重视做好息诉服判等工作，依法纠正裁判不公、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等问题。加强对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依法查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背后的贪赃枉法、失职渎职等犯罪案件，促进司法廉洁。
着力保 障和改善民生。抓住关系民生的突出问题加大法律查处力度，促进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查办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征地拆迁、移民补偿、抢险救灾、医疗卫生、招生考试等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依法享有各项权利。严厉打击制售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等犯罪活动，查办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背后的失职渎职等犯罪案件，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强化对涉及劳动争议、保险纠纷、补贴救助等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的依法处理，加强对困难群众的司法保护。及时执行已复查纠正的案件和刑事赔偿决定，探索实行对生活确有困难的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
着力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司法素质，提高司法公信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加大对违法违纪案件的处理力度，努力建设严格、公正、文明、廉洁的政法队伍。
五、以应对金融危机考验作为促进政法工作改革创新的重大契机
更加注重科学发展。政法机关应对金融危机，要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应对金融危机、加强政法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以应对金融危机为契机，倒逼政法机关解决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推进政法工作改革创新、科学跨越。
历史上的经济危机 篇七
1637年郁金香狂热
1637年，当郁金香还在地里生长时，价格已经上涨了几百甚至几千倍。最高时，郁金香球茎的总涨幅高达5900%。直到有一天，一位水手将一枚高价购得的郁金香球茎像洋葱一样吃到肚里，狂热的人们才恢复理性，自此郁金香球茎价格一泻千丈。荷兰这个当时最发达的商业帝国自此陷入长期的经济萧条。
1720年南海泡沫
1720年，为了刺激股票发行，南海公司接受投资者分期付款购买新股的方式。投资十分踊跃，供不应求导致股票价格狂飙到1000英镑以上，公司的真实业绩严重与人们预期背离。后来因为国会通过了《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内幕人士与政府官员大举抛售股票，南海公司股价一落千丈。南海公司倒闭给整个伦敦金融业都带来了巨大的阴影。
1907年银行危机
1907年10月，美国银行危机爆发，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贷款都被高利息回报的信托投资公司作为抵押投在高风险的股市和债券上，整个金融市场陷入极度投机状态。
1929-1933年大萧条
1929年10月24日，美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
在此前的1923年到1929年，美国经济在股票、证券等“经济泡沫”的影响下迅速增长，但是，美国农业在此期间长期不景气，同时工业增长和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不均衡，种种因素酝酿出此次经济危机。
危机致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4%,倒退到1908年至1909年的水平，失业人数达到5000万人左右，一些国家的失业率高达30%～50%。资本主义世界的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了66%，倒退到1913年的水平以下。
1933年罗斯福上台担任美国总统，推出了旨在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稳定发展的新政，此次经济危机也在持续4年之后落下帷幕。
1973-1975年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削减石油输出量，造成油价飞涨，立即打乱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节奏，从而引发了经济危机。
美元贬值和此次危机的产生也不无关系。1971年，由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不断上升，西方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西德马克。为防止美国黄金储备的严重枯竭，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暂停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以每盎司黄金换35美元的价格向美国兑换黄金。此后，美元不断贬值，1973年3月，西欧各国对美国实行浮动汇率。至此，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瓦解，波及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也呼之欲出。
危机发生后，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8.1%。危机最严重时，西方发达国家月平均失业总人数达1448万人。
最可怕的是，此次经济危机造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较长时间的“滞胀”：通货膨胀与经济萧条共存。
直到80年代里根成为总统后，运用减税、减规、减开支和节制通货流量等“里根经济学”，才使得美国经济逐渐走出“滞胀”。
1987年黑色星期一
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指数暴跌508.32点，跌幅达22.62%，创造了纽约股市暴跌的新纪录，并使市场丧失了5000亿美元的市值，几乎相当于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八分之一。
自1983年起，整个西方市场出现过热迹象，但在1987年，西方国家经济已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迹象，它已无法支持股市上涨，经济泡沫产生。
纽约股市暴跌，迅速引起了世界主要股票市场连续大幅下挫。香港恒生指数更是暴跌1120.7点，日跌幅高达33.33%，创世界股市历史最高跌幅。
这是迄今为止影响面最大的一次全球性股灾，合计损失达17920亿美元，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的5.3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兑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东南亚金融风暴爆发，并进而演变为亚洲金融风暴。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各国的内在因素：经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外在原因是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但本质是现代金融经济自身结构的缺陷以及经济全球化趋势。
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即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
2007年起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是由美国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剧增、信用紧缩问题而于2007年夏季开始引发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震荡、恐慌和危机。
这场危机最早由房地产市场发端，随后，向金融体系蔓延。2008年9月14日，世界五大投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宣告破产，同时也宣告了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多家名声卓著的金融机构都宣称遭遇巨大财务问题。随后，金融危机向全球其他经济体及实体经济蔓延。
这场危机已被确认为近7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它将导致美国及全球经济的衰退，但程度如何，没人敢下结论。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山草香为大家分享的7篇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就到这里了，希望在经济危机的写作方面给予您相应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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