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作家、演说家，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但他也是幽默的。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这里是www.shancaoxiang.com爱岗敬业的小编帮家人们整理的马克·吐温的故事（优秀5篇），欢迎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马克吐温的故事 篇一
“苏西的传记”作为引子，或线索，或灵感的作用，一开始就@而易见，吐温在引用女儿文本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内容。苏西记载的一些事，使吐温想起与之相关的更多来龙去脉，这是吐温自传对“苏西的传记”最常见的增加形式。“苏西的传记”第二段结尾两句看似平淡无奇的话，却勾起吐温关于过去的许多美好往事，父女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那段幸福日子呼之欲出。苏西说父亲讲的故事总能逗人开心，她和妹妹克拉拉常坐在父亲椅子两边的扶手上，听他讲述墙上画里的故事。这使吐温回忆起当时自己如何绞尽脑汁、费尽心机给孩子们编故事，远非苏西描述得那么简单轻松，因为小苏西和妹妹要求十分苛刻，是“非常挑剔难缠的听众”，父女隔空对话的意味浓烈。作为作家与演说家，编讲故事是吐温的长项，也是培养女儿们文学素养的良机。润物细无声，苏西的文学功底与父亲的这种文学熏陶可谓密不可分。
吐温自传对“苏西的传记”的另一种“增加”方式，是补足苏西所不知的事实真相。苏西只知父亲经常心不在焉，无法对付生活中的简单事件，却不知因为他的心不在焉，曾酿成大祸：导致他唯一的儿子兰登生病死亡，并因此导致伤心欲绝的孩子母亲也差点儿丧命。心不在焉，情绪变化无常，生活能力低下，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作家吐温也逃不出这个魔咒。他生活在想象的世界里，在现实世界中却经常处于半睡眠、半意识状态，疏于观察，更不善于行动。吐温补充的一个有趣事例，是他50岁时突发奇想，与朋友一起学一种9英尺高（约2.7米）的老式自行车。朋友很快掌握骑车艺术，而吐温却在自行车厂派来的一个认真严肃的德国小伙子一天两次、连续三周的精心培训下，仍无法驯服那个怪兽，只要稍微分心，就会从高高的自行车上狠狠地摔下来。教练最后不得不“恭维”吐温，说他从未见过任何人像吐温那样，有那么多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不同方式。这些事苏西无从得知，却都从一个侧面，说明吐温心不在焉、拙于行动的性格特质。
新文本对老文本的另一种 “增加”形式，是“苏西的传记”记载的有些事，让吐温浮想联翩，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另一件事，两件事关联不大。在“苏西的传记”开头两小段的引文中间，吐温插入长长五段看似不相干的内容，痛斥评论家人云亦云，缺乏真知灼见，对他恶意中伤，多年来竟无人为他昭雪。吐温甚至认为“文学、音乐和戏剧评论，是所有行业中最丢脸的一项工作，毫无真正的价值可言――至少没有太大价值”。他接着引用“苏西的传记”第二段：“很多人形容过爸爸的外表，但都相当荒谬”，接着她不带偏见、不偏不倚地描述父亲，而不像那些评论家一样鹦鹉学舌。吐温的用意因此一目了然，一方面指责批评家缺乏新意，一方面“强调”“苏西的传记”的真实性与史料价值。 马克・吐温与苏西
“天呢，我不禁浮想联翩，尘封许久的记忆从坟墓中跳了出来，变得鲜活生动！”这是吐温在1906年3月7日的口述开始对“苏西的传记”的回应，老文本对新文本的启发作用显而易见。在短短三四行的引文中，苏西提到自己与母亲为妹妹克拉拉买了几本德语书作为生日礼物，这句话勾起吐温很久以前见到《纽约论坛报》编辑约翰・海的故事，两个故事之间唯一的共同点是外语书。吐温用近一页篇幅，讲了约翰・海无意中借给一对母女一本黄色法国小说的故事，故事以约翰・海的劝告告终：“听我一句劝，自己没看过的书千万别借出去”，令人啼笑皆非。吐温最敏感的是语言与书籍，这件事之所以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说明他对自己作家与演讲家双重文化身份的认同。
“苏西的传记”与吐温自传的另一种关联形式，是吐温纠正“苏西的传记”记载的不正确内容，扩展与之相关的故事信息，可谓对苏西写作的删减、变形、深化与改写。“苏西的传记”中的半页报警器故事，引发吐温讲述另一件三四页长的报警器故事，是吐温对女儿文本的有意深化与改写，淋漓尽致地揭示传主别具一格的性格特质。苏西讲述父亲所做的报警器实验，证明有着作家大脑的父亲，如何理解不了一些最简单的日常事务。在这段引文后，吐温详细论证女儿老早就发现的这些弱点，如何困扰他一辈子。吐温讨厌复杂事物，像报警器这样连孩童都理解的东西，却是他无论如何都理解不了的大难题，而这困惑很快会变为愤怒，成为他控制不了的坏脾气。苏西故事中的吐温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报警器到底怎样才算正常，而吐温讲述的是昂贵的报警器唯一真正发挥作用的故事。而那真正的作用，却绝非一般人所理解的赶跑窃贼，而是验证吐温对窃贼的推断完全正确。这些歪理让吐温的妻子莉薇无可奈何，也让读者一次次忍俊不禁，笑破肚皮，大概也就是吐温这样的大幽默作家，才会想出这么些与众不同的逻辑。“苏西的传记”与吐温自传相互映衬，相互补充，同时塑造了一个个性独特、不食人间烟火的吐温形象。
诚实的小传记作家苏西毫不留情地揭露父亲的缺点，吐温自己更是如此。苏西在传记一开始就提到父亲脾气不好，说话难听，粗话不断，吐温于是对自己动辄发怒的坏脾气用形象的实例做了更多补充说明。刮胡子时的咆哮、吼叫、咒骂，连向窗外扔三件衬衣的滑稽场面，吐温以为只有自己知道，最后却发现房门没关好，自己的坏脾气被妻子抓个正着，而这是吐温最不愿看到的。结婚十年来，他一直以为自己的坏脾气掩饰得很好，不想这次前功尽弃。于是他像做错事的孩子，沮丧、胆怯、焦虑，一切都展现得惟妙惟肖。酗酒、抽烟、骂人，吐温的一些坏习惯让妻子为他操碎了心。
马克吐温的故事 篇二
关键词：马克・吐温；本体论；思想变迁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8-0240-02
马克・吐温的思想存在从热爱到憎恨人类，从追求到诅咒财富，从乐观到悲观的明显变化过程，对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评论界一直有不同看法。通过梳理马克・吐温主要作品中的思想内涵，可以发现马克・吐温的悲喜与历史语境息息相关，体现了终极关怀由“有神目的论”到“形而上学”再到“遭科学主义解构”的变迁。
一、早期喜剧色彩与神道叙事的消解
马克・吐温生于1835年，在浓郁的宗教氛围中长大，被教导根据最严格的信仰仪式敬畏上帝和主日学校。当时的美国，唯一神教和超验主义影响广泛，形成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道德伦理观念。道德概念从天上被拉到人间，人与上帝的关系发展为一种由人而神的关系，上帝不再是超验的异己的力量，善恶问题也融入了人的精神生命之中。20岁时阅读了托马斯・潘恩的《理性时代》,1856年接受了一种类似进化论的思想。
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主要体现了马克・吐温对加尔文教神道叙事的颠覆。《好孩子的故事》和《坏孩子的故事》以及《爱德华・密尔士和乔治・本顿的故事》戏仿宗教说教的小册子，在质疑预定论的同时，颠覆了终末论。小说中“纯洁、诚实、镇定、勤劳、体谅人” 的爱德华・密尔士和遵循宗教教诲的好孩子不是被杀害就是被炸死，而欺骗、酗酒、甚至杀人的乔治・本顿和坏孩子却享尽人生富贵，作者通过善与恶，奖励与惩罚有悖常理的倒置，不仅质疑了传统宗教中“善恶有报”的道德因果论，而且有力地抨击了宗教对来世的强调和对现世生活的忽略。
这一时期马克・吐温更为人们所熟知的作品是《卡拉维拉斯县著名跳娃》和《苦行记》。这些作品以滑稽古怪的逸闻趣事为主，记述了作者西部生活经历。选题本身具有颠覆性和喜剧色彩，风格粗犷，内容活泼。很多评论家认为这些作品是插科打诨的闹剧，帕灵顿在注意到马克・吐温独到写作风格的同时，体会到作者的历史地位和精神本质：“一切欧洲的东西都丢开了，最后一点的封建残余也消失了。” [1]马克・吐温这一时期的作品体现了对神道叙事的解构，隐含着对理性主义的崇尚，沉浸在一种本体论的狂欢情绪中。正如罗素所言“旧的恐怖，已吓不得人了，精神新的自由已显得如醉如狂。”[2]
二、中期乐观的理想主义与形而上学崇尚
摒弃了宗教伦理道德，马克・吐温接受了唯一神教和超验主义承载的哲学本质，即基于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假定一切东西都是可知的，自然有终极意图，并且利用理性试图揭示事物的本质或隐秘原因，赋予人类理性无上的优越性。蕴涵一种主观的乐观主义，与之相适应的是对抽象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等人文主义普遍原则的崇尚，以及对人类追求现世幸福和物质财富等人生诉求的肯定。
这一时期马克・吐温的主要作品，主要是对人文主义道德原则的阐释。《镀金时代》描述了沸沸扬扬的西部开发，揭露了这个过程中投机、贿赂、营私舞弊的黑幕，但文风轻快，基调乐观。真诚、踏实的飞利浦与露丝得到巨额财富，并最终幸福结合；虚妄浮夸、投机取巧的塞勒斯上校餐桌上只有萝卜和凉水；院外活动家劳拉身败名裂，很快死亡；而肤浅的亨利不得不继续他的谋财之路。对金钱和地位的追求是这部小说的中心，作者在指责投机、营私舞弊等罪恶勾当的同时，相信诚实正直才是人生正道。
《汤姆・索亚历险记》中汤姆・索亚对宗教充满反抗情绪，他逃避上教堂，执著地寻找宝藏；一心博得女孩和姨妈的关注和爱，他换取读书券以得到一本圣经，甚至参加少年节制会，只是为了“露把脸”;当被困山洞时他并不祈祷上帝的帮助，而是依靠经验和智慧寻找出口；他不怕上帝的惩戒，只因印第安・乔对其现世生活的威胁而感到恐惧。总体而言，汤姆・索亚是一个物质主义者，一个个人主义者，也是个理性主义者。自由和爱是这部小说的主题，作者将人性的高贵和人的完美视为不言自明的公理，在此前提下赞颂自由和个人权利。
《哈克贝利・芬》与《汤姆・索亚历险记》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人文主义思想更加明确。小说描述了哈克和吉姆沿密西西比河出逃的经历，其中穿插着哈克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吉姆对人身自由渴望。“是遵从社会道德举报出逃的吉姆，还是帮助他逃脱奴役？”的困惑贯穿小说始终，最终哈克帮助吉姆获得了人身自由，自己则逃到西部去寻找真正的精神自由，整部小说体现着思想开放和自由探究的原则，真理对哈克来说不再是宗教或世俗的外部权威，而是理性的、自主的、历史的构成，是内心的自由，这自由出自人自身的理性。
《王子与贫儿》和《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以角色互换和时空倒置的艺术手法，将现代共和制度与中世纪君王制度，现代文明与封建教会，理性科学与宗教迷信进行对比，以强有力的艺术张力彰显作者的平等和自由的民主思想。在《王》中作者通过爱德华的眼睛审视，批判等级制度和教会，在《康》中，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说，“任何一种王权，无论怎样调节，任何一种贵族阶级，无论怎样约束，都不折不扣是一种对人的侮辱”[3],同时明确提出建立自由的民主共和制度，并描绘了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奴隶制一去不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捐税实行平均摊派。电报、电话、留声机、打字机、缝纫机，以及那上千种利用蒸汽和电力的仆人，又听使唤又很容易驾驶，全都渐渐流行开了。” [4]
三、后期悲观的虚无主义与终极的解构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科学主义阶段的到来。科学主义认为理性不能获得绝对的概念，不再探求宇宙的起源和目的，不再求知各种事物的内在原因，而只是接触、推理和观察，以便发现现象之间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把对一切事物的研究局限在现象世界的范围，从而解构了终极，造成一种永远询问的状态。同时科学精神实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旨在物质利益的增值回避人生的根本问题，其恶性发展的后果是丧失人生的根基，导致灵魂的空虚焦虑。此时在美国，达尔文进化论，以及斯宾塞的社会竞争理论影响深远，给基督教思想和理性主义带来同样的破坏，传统价值观念突然发生转变，到处都涌现出追求财富，抓住权力，变得强壮和专横的欲望。
自1894年起的破产、丧妻和失女，加剧和强化了马克・吐温终极体会的转变。马克・吐温终极体会的转变首先表现为其物质观的明显改变。在《苦行记》中发财是主要目标，在《汤姆》、《哈克》和《王子》中财富是正直前提下的正当追求，甚至对正真和善的奖赏，然而在《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中金钱成为揭露人们本性的试金石，所有的人在一袋假币面前丑态百出；《三万元遗产》中莫须有的三万元遗产带来巨大灾难，“暴发的、不正当的巨大财富是一个陷阱。它对我们毫无好处，疯狂的欢乐只是暂时的；可是我们为了这种意外横财，却抛弃了甜蜜而单纯的幸福生活――让别人以我们为戒吧。”[3] 这时的马克・吐温认识到物质本体论上的虚无本性，对人们为此从事着没有良心和道德的勾当而感到惋惜，“人们总以为物质财富的迅速繁荣与进步，就表明人自身的进步；其实人没进寸步，只是环境变了，他仍站在原处。”[5]
马克・吐温的人性观也发生明显转变，表现出对社会良知的沦丧，对文明关心的缺失，对未来、民主厚望的泯灭的痛恨。早中期作品中，人性之善是自明的，而《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中的人物却无一例外的“自私、冷酷而吝啬、目光短浅又自以为是”,《三万元遗产》中的夫妻同样贪婪、自私和残酷，《狗的故事》中的人禽兽不如，《神秘的陌生人》中整个人类则表现的盲目、无知、渺小、又为物所累。在《人是怎么回事？》中马克・吐温直截了当的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无论在什么地带、什么年代、什么情况看来，人类的历史都提供了不可胜数的证据，表明一切生物中，人是最可憎的东西。在整个生物界，认识唯一的、独一无二的具有恶意的东西。恶意是一切的天性……但就这一点就使人类低于鼠类，低于蛔虫，低于旋毛虫。”[6]
这个时期作者完全放弃对目的论尤其是死后归宿的信仰。其死后发表的《基督教科学派》依然尽其能事的讥讽基督教神学系统的欺骗本性。《亚当夏娃日记》中亚当深切怀念爱妻，却不寄希望于天堂重聚。1907年的《斯托姆斐尔德船长天国游记》中，船长亲自去天国考察了一下，证实人在浩渺宇宙中渺小的如一粒尘埃，而作为人生归宿的天国是多么无聊而没有意义。
终极的解构使马克・吐温遭遇裸的虚无。发现虚无并寻求拯救的人需要一种本体论的谦卑，在此前提下发现超验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获得对终极目的的关怀，以便让个人的人生价值有最后的归依处，然而科学主义赋予人们一种权能感，使其失去了对超越功利的价值的一份敬畏之心，使马克・吐温失去了精神家园，“上帝是不存在的，宇宙，尘世的生活、天堂和地狱都是不存在的。这一切都是一场梦，一场千奇百怪，愚蠢可笑的梦。除了你以外一切都不存在。而你不过是一种观念―― 一种在渺然空虚的永恒中游荡的飘忽不定的观念，一种毫无价值的观念，一种没有归宿的观念！”[7]人类只不过是一种承载能量的形式，局限于一隅，在永恒的流动中获得刹那的意识。借用坎利夫之言，“他的最后信念是，世人非但没有美德，而且一切都是虚幻的。”
综上所述，马克・吐温的作品超越感性杂多，直接注视着人类存在的本质，体现着不同的本体体会，他的快乐和痛苦是一种本体论的幸福和悲哀。
参考文献：
[1]沃侬・路易・帕灵顿。美国思想史[M].陈永国，李增，郭乙瑶，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2]罗素。西方哲学史：上[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马克・吐温。百万英镑的钞票 [M].张友松，译。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6.
[4]马克・吐温。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 [M].何文安，张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5]吉利・艾伦。马克・吐温传奇 [M].张友松，陈玮，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
马克吐温的故事 篇三
一、优美的景色
在欧洲乘火车旅行的马克·吐温，并不觉得无聊，因为旅途中的风景如此诱人。火车整天在峰峦连绵的山区飞驰，只见山顶阳光明媚，山腰星罗棋布地点缀着一座座精美的别墅，它们坐落在花园和灌木丛中，颇有味道；途经的山峡幽深、凉爽、多阴，疾驰的火车如同飞鸟般在闷热的高空中飞翔，由此俯瞰山峡，真是既新鲜又刺激。
乘坐马车旅行又是另外一种感觉。瑞士卢塞恩充满着田园诗般的魅力，车子在悬崖和草地之间穿行，周围全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湖泊和山峦，耳畔响起众多鸟儿美妙的啭鸣声。在这夏日美景中，清澈凉爽的湖水、神出鬼没的鱼儿都令马克耻温神往不已。处处可见舒适的小木屋——这瑞士特有的迷人的村合仿佛是神来之笔，使周边的风景充满了灵动与情趣。
在意大利米兰的乡下，沿途路面平坦，两旁树木林立，和风中飘着花香。乡间小路上不时走过来的乡下姑娘，各个美丽如画，这些纯朴、可爱的姑娘与周围田畴相望、绿草如茵的景色显得极其相称，美人、美景合二为一。每当她们歇下来，对马克·吐温一伙嬉笑怒骂，拿他们百般开心。由此，萦绕在马克·吐温心头的看法也终于得到了证实——在诗歌中读到的那帮邋遢、风流、肮脏的乡下姑娘都是骗人的鬼话。
总之，相对匆忙、进取型的美国社会，欧洲优美的景色无不透出闲适、惬意，每逢碰到一辆缓缓爬行的货车，总见车夫摊开手脚，晒着太阳，躺在车上，睡得香甜，一副悠闲的情态；庄稼人和小孩子都闲着没事干，骡子和小鸡则自由自在地待在客厅和庭院。
二、浪漫迷人的气息
在巴黎的大街上随处可见“声名暧昧”的名媛，拥有服饰华丽的跟班，六个服饰华丽的随从各自跨在马上。侍从穿着号衣，有蓝的配银的，绿的配金的，红的配黑的，直看得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马克，吐温笑言，看在漂亮的号衣份上，简直忍不住想当个侍从。从衣着来区分人的社会阶层，这在欧洲要比在美国容易得多，初到异邦的马克，吐温，难得有这份闲情欣赏法国人的穿着打扮。
在巴黎度过的每一夜都实在“兴奋”：大街上生气盎然，一片热闹，到处亮着煤气灯，如同白昼！那儿有熙熙攘攘的车辆，还有寻欢作乐的“快活人”，一切都显得喜气洋洋、其乐融融；人行道上的小桌旁坐满了人，他们喝着酒，或品着咖啡；在酒吧里，侍者东溜西溜，穿花蝴蝶似的在你屁股后面打转，不离左右，随叫随到，蓄着一撮小胡子来来去去的客人，一向活泼、和蔼。总之，与美洲大陆全然不同的气氛令马克，吐温感到新奇、感动，空中飘着的丝弦音乐，更是给周围的一切增添了一层浪漫气息。
此情此景，马克·吐温不免“应接不暇”，只好“走马观花”罢了，继而竟然在不知不觉中也感染了法国人的“气质”。如果说，马克·吐温在刚开始还只是一个“克制”的旁观者，那么他现在已经融入其中，成为这异国浪漫情调的参与者：在这惠而不费的地方点了供应的香槟，吃着山珍海味，品着美酒，面对稳重、安分、愉快、乐天知命的法国人，在周围从容、悠闲的气氛感染下，仿佛—下子变聪明了，开始懂得“做人的意思”。
三、人性的国度
马克·吐温对欧洲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眼前所见的感性认识阶段，更建立于他的理性分析之上，随着对欧洲了解的进一步加深，他对其铁路、人情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观察。
在法国，一切都“有板有眼”，一切都有条有理、从不出错。马克，吐温不厌其烦地诉说在法国的经历，在火车上，列车服务员总是随时随地、文质彬彬、毫不腻烦地回答你提出的一切问题，不但如此，还随时带你到想去的地方，免得你迷路；出发时间也严格遵守时刻表，不会出现晚点延时的情况；更没有“上级无罪”这一说，假如出现了交通事故，若找不出直接的责任人，过失就会追究到“上司”头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旅客的安全。马克·吐温由衷地感叹道：“法国的确是个‘妙不可言’的地方。”
马克·吐温更是细致入微地从一个细节中窥视出欧洲的暖暖人情。在美国，歌唱家的嗓子哑了，或跳高者的腿受伤了，这些人就不再卖座了。但是在德国，不管是政府还是观众反而更关心这些已经退休或者身体出现缺陷的艺术家，他们仿佛更喜欢“不能唱”的歌唱家。这样的宽容态度在美国是极其少见的，因而，他认为德国人宽厚的性格很是值得人们仿效。
通过这件小事，马克·吐温对德国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觉得他们并非像传言中所说的那么冷漠，而是亲切的、容易激动的，而且还是热情的。在平常的社交礼仪中，他们又是拥抱，又是接吻，而且德国人的语言中充满了亲昵的爱称，无论是对房屋、狗、马、祖母等，或者其他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东西。这使马克·吐温察觉到，与德国人相比，美国人反而是冷漠而有自制力的。
四、“再也不敢在巴黎理发”
随着马克·吐温对欧洲了解的加深，欧洲的一切并没有尽善人意，“乐土”的对立面是让他“再也不敢做梦”的欧洲。打小时候起，马克·吐温心里就怀着股奢望，但愿有朝一日在巴黎富丽堂皇的理发馆里刮脸，直挺挺躺在一张软垫的躺椅上，满室洒满香水，把人催进黑甜乡……但他在巴黎的实际遭遇却是：仿佛屠户般的理发师在什么偏僻角落里一阵乱搜，找寻剃刀，把他们带到一间狭小、简陋、肮脏的后房，端来两把普通的靠背椅子，随后剃刀乱舞，脸皮顿时开了口子……由此，马克·吐温对巴黎理发馆向往已久的幸福美梦顿时化为泡影。
马克·吐温遭遇的尴尬并不止理发这件事，他对欧洲所抱的美好幻想随时遭受破灭的危险：梦想中的巴黎女店员，简直就像看见过的普通法国妇女一样——其貌不扬，长得大手大脚，嘴巴也大：身段难看，既不迷人，也不端庄；头发全笔直地梳到后边，不分头路；几乎个个都是塌鼻子，唇上还有微鬃，连有教养的人都不会看不见，看她们的样子就知道个个爱吃葱蒜……幼年时期的一个偶像就此破灭了。
欧洲菜也难以下咽，在欧洲喝了几个月的咖啡后，人的思路就会不清楚，面包也“又冷又硬”，让人反感，而且从来没有任何变化，从来没有不同的品种。马克，吐温始终在怀念美国的食物，做梦都在想家里那种浓浓的饮料，表面有一层凝结的黄色奶油。他迫切想回到美国主流社会中，就像从未出去过，他需要“热烘烘的饼干，正宗的咖啡和土豆，煎过的鸡肉，正宗的奶油、牛排以及烤面包”。不得不说，此时的欧洲在马克·吐温的眼中逐渐失去了魅力。
五、资本主义的“恶之花”
难能可贵的是，法国巴黎市区的繁荣并没有牢牢抓住马克，吐温的双眼，他同样把目光投到了相对偏僻的地区——巴黎市郊圣安东尼区，这里的一切与穷奢极侈的凡尔赛恰成对比：街道又小又窄：肮脏的小孩儿堵在街口；龌龊的邋遢婆娘抓住孩子，噼里啪啦地打着；底层全是污秽的店面；住在这些七弯八绕的小街上的居民，得了七块钱就肯杀人，再把尸首沉到塞纳尔河去，其他一些街上住着些……在整个市郊圣安东尼区，苦难、贫困、邪事、罪案总是形影不离。
另外，马克·吐温一行发现，在意大利一座破败的贫民窟，有个好看的姑娘，一个法郎就可以向她买一个吻，这其实是对意大利现实的隐晦书写。在巴黎的车厢内有几个女人和小姑娘，他直接写到她们就是传闻中的暗娼。
在以上的叙述中，马克·吐温作为欧洲商业社会的旁观者展开对资本主义欧洲的批判，而且他更以个人的遭遇为例勾勒出法国巴黎的世态人情。他们雇佣的导游有个“美中不足”，他总是用最最浅薄的借口，把他们骗进衬衫店、鞋子店、裁缝店、手套店等待，千方百计地让他们买东西，马克·吐温一语道破天机——他会从老板手里得到回扣！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投机分子”！商场的服务员也死乞白赖地要他买这买那、没完没了；在日内瓦市内的店铺里，一走进去便有人扑过去、跟着他；而在巴黎那家熙熙攘攘的大公司，马克·吐温不无讽刺地说道，店员毫无礼貌的纠缠、追逐等咄咄逼人的行动已经变成一门“学问”了。
六、“令人作呕”的艺术
漫步在美术馆的马克·吐温并没有迷失在周围人对欧洲艺术的一片赞美声中，而是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他觉得类似于《最后的晚餐》的绘画作品确实伟大，但那是“三百多年前的事”了。在他眼里，这幅所谓的“艺术珍品”随着年代的累积，已经变得十分丑陋，壁画四周全破败了，斑斑点点，年久日深，早已污损，色彩也褪落了。画中人物也面目全非，斑斑驳驳，几乎看不出什么神情，头发成了墙上一团暗斑，眼里没半点神采，只分辨得出人物的姿态。他甚至“大逆不道”地说道：“我照例情不自禁地看出摹本比原画好得多！”
作为艺术品的圣像和圣体也显得极其丑陋。在意大利教堂里的圣像上，救世主和圣母戴着银冠或镀金冠冕，都是用钉子钉在画像头上的，连艺术大师的真迹也难幸免，看上去真是格格不入，而且奇形怪状。在米兰大教堂，有位神父指给马克耻温看了圣保罗的两个手指，还有圣彼得的一个手指，加略人犹大的一根骨头乌漆黑黑的，还有其他门徒的遗骨……这一切圣物，每年都有人抬着在米兰街头展出一次。
看到这样的描写，读者不免大吃一惊，本该赢得人们敬仰的圣体，却被马克·吐温描述成这样一副模样。然而，在他眼中，无论是基督门徒的画像，还是圣教徒的圣体，全部被装扮得华而不实、不伦不类。特别是那些圣体，本该安宁地长眠在不受外界觊觎的坟墓里，他们本人也未必想被打扰，但是虚荣的人们出于各种目的，把他们当作“艺术品”展览出来，还时不时地抬出来四处招摇。
马克吐温的故事 篇四
“学贵质疑，小疑小进，大疑大进”。在学习过程中有疑问才能启发学生探索求知的欲望，使他们的思维处于主动、积极、愉快的状态。精心设疑，诱发兴趣，可以有效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如讲授《狼牙山五壮士》时，一开始教师用严肃低沉的语调描述：抗日战争时期，河北省太行山区，清晨，八路军某部七连正在点名，全体战士肃立。只听指导员蔡展鹏喊道：“马宝玉！”没人应声；“葛振林！”没人应声；“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都没人应声；直点到第6名战士时，才听到响亮的回答“到！”这时，教师提问：“同学们，前面的5名战士为什么不应声，他们到哪里去了，你们想知道吗？”此刻的学生早已迫不及待，“想！”“那请同学们翻开课文，今天我们学习这一课。”
二、创设情境式
创设情境，使学生在学习文章前就获取一定的认识，再学习课文达到更上一层楼的效果。情感是人心理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语文教学活动的灵魂，是师生间的桥梁，让彼此产生共鸣，与作者相通。如鲁彦的《听潮》，其特点是用文字塑造声音的形象，作者对潮声的描写真切、准确、富有感情。但对于内陆的学生，很难理解其优美之处。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的普及、多媒体教室的运用，使课堂教学充满声音、色彩和形象。可以借助多媒体，播放大海潮涨潮落的场景，使学生如身临其境，领略鲁彦笔下大海的汹涌、静谧、广浩、深邃、刚柔相济的神秘，从而与作者的感情交融，把课文中的语言和情节构建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产生美的享受。创设情境，以激情感染，让学生的多种感官参与，有效激发学生探求新知识的浓厚兴趣。
三、故事引导式
学生的思维形式以形象思维为主，对形象、具体、生动的故事尤感兴趣。教学中应该充分利用学生的这一特征，用富有启发性、关联性的小典故、轶事趣闻作为导语，调动学生学习课文的积极性。如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政治体制不同，学生不好掌握马克•吐温先生妙语连珠、出口成趣、诙谐幽默的特点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讲课前，可以概括介绍美国的竞选规则，再用小趣闻导入新课。如讲马克•吐温先生的趣事：在一次酒席上，有位记者就《镀金时代》（马克•吐温与另一位作家合写的长篇小说）的真实性问题询问马克•吐温。马克•吐温回答：“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是狗。”这句话被公诸报端，国会议员大为愤慨，纷纷要求他澄清或道歉，并威胁要诉诸法律。马克•吐温答应登报道歉，数天后《纽约时报》登载了他的“启事”：“日前小的在酒席上发言，说有些国会议员是‘狗’，事后有人向我兴师问罪，我再三考虑，觉得此言是不妥当的，故特登报声明，把我的话修改如下，幸祈谅鉴。即：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不是狗。”讲述故事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竞选州长》中马克•吐温先生幽默风趣而又辛辣犀利的风格。
四、投其所好式
活泼好动的学生爱唱爱跳、爱说爱画，想象力非常丰富，对客观世界充满好奇，应该充分利用学生的这一特征，投其所好，用他们的爱好作为课堂教学导语设计的参照，使其在知识的海洋中愉快航行。如讲授《冀中地道战》时，可让学生先观看电影《地道战》片断，学生对此绝对双手赞成，利用影片再现地道的式样和特点，使学生清楚地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创造性，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再学习新课时，学生会信心倍增。又如教学《海底世界》前，先让学生拿起画笔，凭借自己的想象，描绘海底的形象，当学生完成一幅幅充满童趣和奇异景象的图画时，心理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此刻可说：“同学们，请翻开课文，让我们看看海底究竟是怎样的世界，看看你所描绘想象的景象与实际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点。”
五、比较对比式
马克吐温的故事 篇五
关键词：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182-02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刚刚经历了内战的洗礼。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社会在悄悄地酝酿着一场大的变革，这为新兴文学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客观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作家不满浪漫主义文学使人沉溺于主观幻想和忽视客观现实的主观创作方法。文学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细化和夸张演绎，所以其内容来源于社会生活，同时也应该能真实地表现当时的社会现实本质。这造就了现实主义文学快速的发展并且逐步代替浪漫主义文学。在这一时期涌现了相当一部分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家，而马克·吐温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马克·吐温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比如《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竞选州长》、《百万英镑》、《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乞丐王子》、《三万元遗产》等。在这其中《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代表作。儿童文学作品同一般的文学作品一样以描写人物为主，通过对人物的描写来反映批判社会现状。他的这两部作品大量运用诙谐幽默的写作手法，用儿童的眼睛看世界，用儿童的语言讲述故事，创造了儿童文学史上两部重要的作品。
正是因为马克·吐温本身的人生经历才使其创作了像《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样的文学作品。马克·吐温幽默、机智，曾被推崇为“美国文坛巨子”，擅长写讽刺小说。其交友甚是广泛。他曾被誉为文学史上的林肯。1835年11月30日马克·吐温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佛罗里达的乡村。他的家中一共有七个小孩，马克·吐温排行第六。他的父亲是一个当地的律师，收入并不多，所以家庭很贫困。小塞缪在他上学的时候就不得不打工来维持生计。更不幸的是，他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从此他需要更加努力的劳动。童年时的贫苦生活和长期的劳动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同时也造就了他一颗富有正义感的心。他的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和哥哥本杰明（Benjamin）分别在他四岁和七岁时去世。而他的另一个哥哥（Pleasant）也在他出生前的第三个月去世了。幸运的是在他出生后他又有了一个弟弟叫亨利·克列门斯（Henry Clemens）。他四岁的时候全家人迁到了一个叫苏里州汉尼拔（Hannibal）的密西西比河的港市。这座港市其实就成为他后来著作《汤姆·索亚历险记》和《顽童流浪记》中圣彼得堡的城市原型。因为那时的苏密里州是一个联邦的奴隶州，在那里年轻的他开始真正的了解奴隶制并成为他以后历险小说的主题。《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汤姆·索亚历险记》的续集，他们都是历险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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