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国内哲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从战略角度思考这一问题，或者制定一个相对完整的重建战略，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该页是小编给家人们整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课程建设【最新7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马克思主义理论范文 篇一
一、马克思主义态度理论核心
（一）马克思主义态度现实意义
多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态度的核心，明确了其与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区别。教条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放到哪里都适用的真理；而实用主义则是某些人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正确性而采取的观点策略。二者的本质是相同的，但由于出发点都只是站在了个人的角度，因此并不具备客观性，无法代表实事求是的精神。马克思主义态度是站在了全人类的角度，为全人类的长远发展而提出的。如果将教条主义与实用主义强行的加入到马克思主义态度层面上，是对人们的一种误导，也成为了如今阻碍我国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障碍。
（二）非马克思主义态度的危害
教条主义是典型的“非马克思主义态度”，其往往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面貌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堂而皇之的把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衔挂在身上，自以为是的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实际上却是在僵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能墨守成规。今日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再用过去的眼光去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是静止不动，需要有着更加符合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去审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的贯彻下去，与中国的现代化、时代化的发展相结合，只有做到这些才会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具有说服力与生命力。
（三）马克思主义态度与西方经济学态度区别
西方经济学态度代表了新古典经济学，一直以来都被当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导理论。然而经过了大量的实践与探究后发现，新古典经济学无法与新时代的众多元素进行完美的融合，自身的理论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对其的分析与指导层面还只停留在数据模型的构建，早已经远远的落后于了时代的所需。相比较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西方的经济学态度并不适用于我国现有的国情，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也可以揭示一些理论现象，然而却不能过分的迷信，更不能将它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我国经济的指导思想。
二、用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
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实用主义，都无法从本质上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没有从根源上对思想进行解放，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去研究问题，往往最后会不知不觉的将自我的思想禁锢到某一框架之中，过分的强调主观意识，将主观的观念定位了第一标准。此种思想理论不符合我国的思想观念，更不会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匹配。我国需要坚决的执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利用正确的态度与意识审时度势。如果继续信任教条主义与实用主义，势必会对实践产生很大的误导，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的正常带来极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 篇二
不久前，同志在会见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指出，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研究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对此，我们要深刻领会，全面理解，科学把握。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迫切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和艰巨的，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出现多元化趋势，在总体发生积极变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消极、模糊甚至错误的东西。在理论研究领域，脱离实际，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针对性、时效性和说服力、感染力不强等问题仍然存在。在意识形态领域，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有所滋长，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变换不同面目、利用多种方式，否定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牢牢占领思想理论阵地，不给任何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以可乘之机。
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强烈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不是远离生活、脱离实践的书斋理论，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与现实生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联，与具体的历史和时代条件紧密相联；决定了它只有关注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才能够与时俱进、长存常新，指导实践、促进变革。当今世界，国际形势正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国内外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正视和回答的问题。例如，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如何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更好地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等等。只有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才能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既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阐述这一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完成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各项任务，需要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课题，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上来，需要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增强人们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才能贯彻落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
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中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深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努力在理论上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研究、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一知半解、浅尝辄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核心，非但没有过时，反而被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研究、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目的在于掌握这些基本原理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言论、具体观点或具体结论，则要弄清经典作家到底是如何讲的，在什么背景下讲的，其针对性所在，以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教条式的搬用。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篇章。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就要特别加强研究这三大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内在逻辑，研究这三大理论成果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贯穿其中的活的灵魂和每个思想理论成果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
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基础，坚持理论创新。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理论创新只能以实践为基础，离开实践谈理论创新，就会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典范。
抓紧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任务，是党中央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任务繁重。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保证。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绝不允许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党的各级组织都要增强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切实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的领导。要按照中央的部署，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实际，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及时指导，加强督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加强领导必须改善领导。要正确处理思想理论领域的问题，注意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密切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的联系，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多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 篇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全面把握
综合以往的认识成果，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概括为实践性、科学性、人民性（和无产阶级阶级性一致）、开放性(与时俱进实质是对开放性的进一步强调)。我们需要全面而辩证地把握它们。
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唯物而辩证的实践观点是马克思的首创，并且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实践观点包含丰富的内容，它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强调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强调注重“改变世界”的思想。它认为，一切理论都来自于实践，受实践检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化，并且最终是为实践服务的。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1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一生时，在充分肯定他在理论上的两个伟大发现以后，也着重指出，这些发现远不是主要的，“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卓有成效地组织和参加了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实践2。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理论、行动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马克思主义立足于社会实践，力求正确反映实践的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反映最广大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基。
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努力通过理论的批判来推动实践的发展。马克思早已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4。列宁也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他特别强调：“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
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改变世界”，强调要把理论付诸实践，改变这个不尽人意的世界。它包含批判性、革命性。马克思明确讲过：“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同样适用于自身。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要不断自我批判、自我扬弃、自我革命。当然，否定、批判性、革命性与肯定、建设性、创造性，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片面执着于某一方面，而应根据实际情况把它们有机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际情况处于经常变化之中，每时每刻几乎都有新事物诞生，而理论作为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反映，要经过人们的加工和概括，并且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常常落后于实践。如果把实际情况比作“地形”或“地貌”，理论就是“地图”，当社会生活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我们不要企望按照“地图”来修正“地形”，而只能是根据“地形”来矫正“地图”。坚持这样的实践观点，摆正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同实践的关系，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之点。我们必须用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科学地解释并且正确地指导新的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科学真理。不过，我们也不要把这一点绝对化，要适度，“过犹不及”。不能认为，把马克思主义说得越高，立场就越坚定。这同那种“越左越革命”的观点是十分相似的。恩格斯说过：真理和谬误等“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他甚至讲：每个人的认识“所包括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一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他还说过“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7
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本身有没有局限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上面所引恩格斯的论述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阐明的、一切真理都具有相对性的道理，更不必说那些本来就不是真理性的认识了。可以说，无论什么人，他不知道的东西，总是比他知道的东西要多得多。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革命形势的估计也时而出错，恩格斯曾经自我批评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89列宁也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他们在1871年也犯了错误……”10马克思是人，他像其他一切伟人一样，不可能“句句是真理”。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究竟是什么？一般地说，是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立足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蒸汽和电气代表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作为革命家的以革命、造反、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显然不会完全适应和平与发展时代、信息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社会需要，现代社会的许多方面超出了马克思和列宁的预见和想象。
即使是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也有相对性。普遍真理通常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时间维度上的长期适用；二是空间维度上的普遍有效。但是，所谓“长期适用”，也是指一定的阶段或时期，对哲学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假如对所有的阶段和时期都适用，要么是“人会死的”这样一些简单和粗略的常识，要么就是过于狂妄甚至骗人的诳语，因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个无尽的过程，总有新东西在不断产生。对于我们来说的普遍真理，关键是要对我们当下的实践、正在做的事情有重要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应当着重研究现阶段适用的普遍真理。而且，所谓长期适用，显然也是就某个范围、某一类事情而言，不可能对所有的事物都适用。同理，所谓普遍有效，当然也是对某一层次、某个领域来说。它们都是有条件的，不能把它们看作是无条件的适用，夸大普遍真理的应用范围。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关于永恒真理的观点时，已经阐述了很多相关的道理。11
作为辅证，这里引述陈学明的研究成果。他概括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主要特征的五个观点：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体系。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有两层含义：一是说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成分；二是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对马克思的学说的解释，即存在着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第二，马克思主义不是完美无缺的，应当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发展。他们中一些人提出，应当理直气壮地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这一问题，这并不是对马克思的不尊重；虽然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断言马克思在19世纪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但对认识20世纪的现实却毫无帮助，对世界面临的21世纪的挑战更是束手无策，然而，马克思确实没有给人们提供现成的答案。第三，马克思主义不再是政治的装饰品，应将其与政治分开。……第四，马克思主义不是随便可以分割的，应从整体上去把握。……第五，马克思主义不是经院哲学，它应面向现实。……”12
“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活东西’与‘死东西’的澄清。他们中许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取消市场才能取消资本主义的理论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他们不但通过考察历史来证明市场要比资本主义概念宽泛得多，而且通过分析现实来说明社会主义不能取消市场而实行计划经济，同时还把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的教训的总结与对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局限性的论证结合在一起，因此显得很有说服力。……他们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缺乏民主的现象归咎于马克思的权力与国家理论，并进一步把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也列入已过时的范围，这也为我们全面认识马克思的权力与国家理论的真实意义以及当代意义打开了新的思路。”13
波兰著名哲学家沙夫指出：马克思主义“还有些部分经受不住现实的检验，被证明是错误的（如关于中产阶级消失的预言，对市场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估计，对人的活动中宗教信仰的估计，等等）。”“有些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们在今天看来已经发生了变化，如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剩余价值问题（在《资本论》所定义的意义上）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现在的问题已是剩余产品问题；充分就业的社会让位于激励社会成员积极性的社会，或者说市场和计划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还有在今天具有重要意义的贫困化理论（尤其是在少数发达工业国同大多数不发达的、并因此受剥削的国家的关系上）。”14
认识总是要不断发展即扬弃的。像一切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通常都包含着对前人某些重要观点的突破。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国同时胜利”论的突破，就没有列宁主义。没有对列宁“中心城市起义”论的突破，就没有思想。同样，没有对晚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突破，就没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对邓小平理论某些局限性的突破，也不会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这个话说得多好啊！
前人的偏差常常要由后人纠正，这是个普遍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是：一方面，在认识上，对于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人们常常熟视无睹，不容易发现和改正；后人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容易发现、也容易改正。另一方面，有利益和价值取向问题：揭露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大多会损害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包括所谓威信和形象），因此人们往往讳疾忌医甚至文过饰非；而后人则没有这些利益关联和顾忌，完全可以秉公处理。
龚育之专门论述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所谓“异端”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创造出来一些习惯上不认为是马克思、列宁的东西，在持传统观点的人看来，有点‘左道旁门’，有点‘另类’，有点‘异端’。而真正的创新，恰恰就是从这里创造出来的……（当然，不能认为所有的‘异端’都是创新）。有属于创造性发展的‘异端’，也有自以为创造性发展，其实却属于错误的东西。”15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常常表现在一些所谓的“异端”之中。这里的所谓“异端”，具有两重含义：一是这些看法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词句、具体结论确实不同乃至相反，因而才会被视为“异端”；二是这些看法又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核心内容相一致的，因此，“异端”又要加上引号，称之为“所谓”，意思是它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对立面或反方。
有人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有无封建主义的东西？若有，主要表现和危害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实质意义是：作为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同我们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有区别的，且不论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实际也是应当加以分析的，上文已作论述），仅就我们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其中有无封建主义的东西？我认为，旧中国缺乏民主，缺少科学，泯灭个性，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对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是有重要影响的。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应用中，封建主义的表现主要是：唯书（教条主义），唯上（专制主义、个人崇拜、“官本位”）、绝对化。
三、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阶级性，但它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过去，我们对于阶级性的理解十分狭隘，现在需要予以澄清。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性，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主要生活在英国，而当时的英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绝大多数人都变为无产者，少数人成为资产者。据资料介绍，1850年时，英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60%16，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显然是工人、雇佣劳动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英国所讲的无产阶级，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基本是一回事。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直截了当地说：“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17。
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讲到当时的落后国家时，也强调无产阶级，这同他们的一个预见有关。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关系将日益简明化（虽然后来并非如此）：绝大多数人都行将进入无产阶级队伍。这个意义的无产阶级，代表着包括农民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无产阶级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而发展的一个先进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主体，它是人类的先进部分，它有许多优良品质。可见，无产阶级阶级性的实质是先进性。以上无论哪种情况，无产阶级阶级性都不是同人民性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根本目标。
假设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那么，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并且终生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马克思，不可能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等其他劳动阶级抛在一边，只讲无产阶级。可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没有注意到旧中国国情同英国的重大区别，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现代工人阶级不到总人口0.5％的旧中国，也只强调无产阶级，而把其他进步阶级和阶层都当作异己力量。这是抓住马克思主义词句、却违背其精神实质的坏典型，只能导致中国革命失败。而的一个高明之处，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农民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使我们党不仅建立在工人阶级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广大农民以及其他群众的基础上，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党的力量，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尤其是在中国现阶段，在绝大多数社会矛盾都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条件下，我们坚持以人为本，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无疑更必须强调人民性。而阶级性只是人民中不同部分的特殊性，它们整合于、统一于人民性。
附带指出，多年来，我国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通常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仔细推敲，这个提法是有问题的：主要是将无产阶级之外的其他进步阶级排除在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的界定过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解放、富裕幸福服务的，前者符合后者根本利益，因而能够为后者所接受；而无产阶级之外的其他进步阶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分子，也是完全可以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并非出身于无产阶级，他们在经济地位上也不属于无产者。诚然，其他进步阶级中的人，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通过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可是，工人、无产者不是同样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吗！所以，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同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章程》所强调的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统一，在思想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基于这一认识，在笔者牵头主编的中央党校教学参考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思想路线研究》一书的《前言》中，笔者特别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该书已于2005年3月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并在教学中使用。这大概是国内如此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部著作。
四、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
这是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我们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而普遍真理既不能停滞，也不能被任何人所垄断。它必然要随着实践、时代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仅在我国，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其他基本原理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单包括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有关思想，而且包括其他人乃至外国人所概括的普遍真理。这些普遍真理，本质上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相容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国界，也不限于领袖人物的思想。其实，只要是正确的东西，即使马克思和列宁没有讲过，我们也要照着去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讲了多少马列没有讲过的新话呀！譬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本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产权制度，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等。这些新话，对我们的实践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过去，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也明确说过：“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18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它既要向实践开放，从实践经验中不断总结概括出新的理论；又要向其他思想理论开放，从中汲取有益营养。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就吸纳了许多前人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样必然如此。我们要保持马克思主义这种开放性，即与时俱进。
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看，马克思主义整体上是真理，但不是真理的“大全”，不是所有的真理都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承包”了。马克思主义只是人类真理长河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判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它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之外就没有真理。第二，它又不是普通的一部分，而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同其他社会历史理论比较起来，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更科学、更系统、更深刻。因此，我们把它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基础和标志。
事实也表明，在当代世界上，不少国家虽然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总体上也在发展和进步，由此可以断言，他们的思想理论中也包含许多科学的成分。特别是那些实践水平较高即经济文化发达国家的思想理论，更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有人提出：“有些国家不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怎么发展得比我们还好呢？”不能仅仅把这个说法当作怪话，其中是包含真理成分和严峻挑战的。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必须注意吸收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僵化起来特别是同人类其他文明成果对立起来的自我孤立倾向。这种倾向的表现，就是唯我正确、唯我科学、唯我革命、唯我优越等夜郎自大的思想和行为。实际上，任何时候都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句俗语可说是至理名言，我们必须自觉以这句话为指导，来看待我们的一切，包括看待我们的基本理论。
所以，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牢牢把握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要思想越来越解放，越来越实事求是，而不能是越学习，思想越受禁锢，条条框框越多。我们既要坚持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统一性，同时又要防止对它作狭隘的、封闭的、宗派式的理解。不能重蹈中国历史上西汉以降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专制和蛮横。统一到哪里？统一到“普遍真理”，而不是统一到某一个人。
这是不是把马克思主义“泛化”了？“泛化”一词带有贬义，正确的说法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丰富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实践在不断发展，新事物层出不穷，单靠“老祖宗”原有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因为人民需要科学，而越是科学的东西越符合人民的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9由于理论所反映的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所以，具有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具有开放性。而这一切，都是以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及其不断变化发展为基础的。
（作者为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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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第1卷，第75页；第3卷，第29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77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40页。
5《列宁选集》第1卷，第311页，第31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6页；第3卷，第427页；第4卷，第244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0—51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0—513页。
10《列宁选集》第1卷，第728页。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页至第436页。
12陈学明：《永远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64页。
13陈学明：《永远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263页。
14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第65页。
15龚育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2006年6月26日《北京日报》。
16《大国崛起·第三集解说词》。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5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 篇四
一、思想启蒙；良好的受教育背景与为解放全人类而工作的崇高理想
马克思从小受到良好的的教育，1830年10月一1835年9月，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读书，1835年10月，马克思进波恩大学法律系。1836年10月，马克思移居柏林，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除法律课程外，他还研究哲学、历史和艺术史。在这里，马克思结识了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鲍威尔、弗·科本等人，参加了"黑格尔左派"小组。与小组的首领们不同，他重视实践活动，力求使哲学和实际斗争相结合。渊博的知识，为他从事日后的理论创作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中学时代，他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已经有为人类谋幸福的崇高理想。在特利尔中学毕业时马克思写了《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作文。其中写到，"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千万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表明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有伟大的抱负，有着为全人类而工作的伟大理想。
二、阶级立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憎恨，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热爱之情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世界观的创立者之一和他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憎恨和对劳动群众的深厚感情是分不开的。马克思的父亲享利希·马克思是一名犹太律师，很有教养，除精通法律外，对古典文学和伟大事业大哲学家的思想也相当熟悉；其母普雷斯保·罕丽达，出生于荷兰富有的拉比家庭。马克思就是出身在这样一个旧贵族家庭里，，使他有机会了解到社会上层的相关情况，但马克思与工人阶级的接触也使他能够看到下层群众生活的艰辛。在这两者的比较中，马克思强烈地感受到现存制度的不合理。在当时，马克思凭借他的家庭地位、社会关系和本人的才学，完全有可能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但是，马克思却毫不动情的抛弃这一切，宁愿清贫一生，受尽反动统治的迫害，始终和广大劳动群众站在一起。显然，没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度憎恨，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热爱这一基本立场，马克思是不可能矢志不渝，历经险阻地创立这一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革命理论，不可能为建立这一理论而奉献自己一生的精力。
三、实践条件：积极投身于革命的实践，不断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积极投身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是马克思创立这一科学理论的前提条件。纵观马克思一生，他首先是伟大的革命家。从19世纪40年代70年代三十余年中，马克思始终处在国际********运动的斗争前沿。
1847年1月一6月，马克思、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同时努力进行改组同盟的准备工作。在伦敦举行的"正义者同盟"改组大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者同盟"，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原来"人人皆兄弟"的有害口一号。从此，"********者同盟"作为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组织出现了。同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到达伦敦参加"********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十多天激烈争论，大会完全确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以宣言形式起草"********者同盟"的纲领，向全世界说明******人的观点、目的和意图。
1848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起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在德国的要求》，一方面号召德国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农民一起，用革命的方式统一德国，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一切封建义务：另一方面，又不能把革命停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内，而应该处处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着想，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同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离开巴黎回德国直接参加和领导革命。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群众革命斗争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
1850年初，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着手改组同盟。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者盟书》。这个文件总结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经验，尖锐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并制定了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策略，阐明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原理。
1851年8月一11月，在欧洲反动势力日益猖撅和警察迫害加强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伦敦和曼彻斯特两地竭尽全力保护将来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基础-"********者同盟"的核心，从思想上锻炼和教育无产阶级革命的干部。
1864年9月28日，马克思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代表会议，大会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马克思被选入临时委员会。"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恩格斯多年来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活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灵魂，协会的第一个《宣言》以及许多决议、声明和宣言都出自他的手笔即(列宁语)。
1864年11月1日，"第一国际"临时委员会会议一致通过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这是第一国际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共同章程》强调，"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资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共同章程》还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1865年6月20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其中一号召工人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1871年3一5月，巴黎工人革命爆发，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仔细研究关于巴黎革命局势和巴黎公社活动的情况，全力支持和帮助这次革命。
马克思派专人同公社保持联系，并向"第一国际各国支部发出几百封信，阐明公社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伟大历史意义，号召支持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及时组织各国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支持、保卫巴黎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群众活动。同年5月23日，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作关于巴黎公社的重要发言，其中说："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马克思的生平事业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所具有的密切联系，使他有可能创立这一极其彻底而严整的，构成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学说。积极投身于革命的实践，不断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是马克思主义创用的最直接的理论源泉。
四、理论条件：严谨治学――不懈的理论追求
不论在马克思的学生时期，无论他是生活在顺境，还是生活在被流放、被驱逐的困境之中，马克思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对真理的追求，对理论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
马克思从事的艰苦旧地绝的科学研究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期间，除法律课程外，他还研究哲学、历史和艺术史。后来，他又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文学、人类学等学科作了深入的研究，还广泛涉猎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些前沿学科。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既使是在被流放，被驱逐的时候他仍然坚定不移地从事着理论研究。马克思正是通过孜孜不倦的科学研究，才可能批判地吸收人类思想史上已有的优秀成果鉴，才可能在已有的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这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创立的优秀成果的继承者，马克思主义无愧于人类思想史上的优秀成果，这都归功于马克思数十年如一日的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五、辅助条件：巨大支持――与恩格斯的友谊
1844年8月23日，马克思在巴黎与借道而来的思格斯会面，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开始了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共同创立科学共产王义理论的伟大事业和战斗友谊。
自从与恩格斯结为挚友以来，这份深厚的友谊使马克思一生受益无穷。在理论上，马克思恩格斯二人不断的交流思想，迸撞智慧的火花，很多著作均是二人共同创作的结果，如1845年2月的《神圣家族》、1846年夏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8年2月的《******宣言》等等；在生活中，思格斯更是尽力地给予马克以帮助，使马克思渡过一个又一个的生活困境。如在流亡英国期间，马克思无安身之处，常常遇到各种生活问题，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也为了接济马克思，恩格斯竟然进入了他自己非常讨厌的"鬼商业"，经商达二十余年之久，从开始时的一英镑到后来的上百英镑的巨款，在物质上源源不断的接济马克思。
与恩格斯的友谊，使马克思在理论上有了更深一层的探讨；在生活上大大地帮助了马克思，使他至少能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可以保证他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理论的创作。
六、精神慰藉：妻子燕妮的全力支持
马克思主义理论 篇五
[关键词]解构身份话语认同多元民主
尚塔尔·墨菲（ChantalMouffe1943一）出生于比利时的布列，在卢汶、巴黎、埃塞克斯和伦敦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曾经是阿尔都塞的学生。毕业后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的大学当过访问学者，并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员，现为巴黎国际哲学协会成员。她和拉克劳在1985年发表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中，首次提出了“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nm）的概念，二者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是当代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本文着重探析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
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股新思潮，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中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新思潮，拉克劳、墨菲、詹姆逊、利奥塔、鲍德里亚、福柯、德里达是其重要的代表人物。吉登斯、哈贝马斯等当代西方重量级思想家也卷入了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因此也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政治立场各异，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有很大差别，但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思想上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力图解构现代性、超越现代性的话，那么在后现代主义的土壤中滋长的后马克思主义，则力图解构马克思主义、超越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特别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文化进行了新的探讨和分析。后马克思主义是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性倾向的新思潮，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衰落之后新出现的“马克思”热。但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较，后马克思主义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更远，试图更进一步地解构和超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墨菲的理论就具有这样的倾向。
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传统，保留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精神，甚至也具有某种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但是她却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治实践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她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同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等当论结合起来，阐述一种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成为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这种理论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努力探索新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的一个新亮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体现在她与拉克劳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以及她单独发表的《政治的回归》、《政治家及其赌注：保卫多元的民主》等著作中。
一般说来，后马克思主义赞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解放精神，并多多少少承袭了这种精神，但是他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无法挽回的缺陷，已经与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因此力图解构并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墨菲就是把唯物史观、辩证法的核心信条和基本方法作为本质论、决定论和还原论的信条加以批判和解构。墨菲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本质论、决定论和还原论的倾向，而她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立场上，坚决拒斥了具有决定论、本质论、还原论的现代性理念。
墨菲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简单的技术决定论，她认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历史有意识及理性的话，那么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则就是可以预期的，因此，经济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机制，这种机制能够独立于人类行为之外作用于客观现象”①。她和拉克劳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归结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决定论。作为中性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完全独立的自我规定的技术性过程，由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有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因此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的时候，独立的自我发展的生产力就要求冲破这样的障碍。在墨菲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只有决定论的、本质论的、还原论的信条，因为它把复杂的社会历史归结为或还原为生产力、经济的机制。
墨菲将历史唯物论解读为简单的技术决定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其实这并非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新发现，历史上第二国际的某些理论家确实将历史唯物论解释为简单的技术决定论，但这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技术决定论者，他们并没有把生产力简单地还原为技术，没有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完全独立的中性的自我发展过程，而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作用中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
在墨菲的后结构主义的社会观中，社会历史是非决定论的，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更不能把社会历史过程归结为生产力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在她看来，并不存在某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并不存在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因素、根本因素，也不存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的必然性逻辑，应该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本质论、还原论的观念。按照墨菲的后现代主义的社会观，社会历史只是一种非决定论的随机建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随机性、偶然性，社会历史只是任意的关联、随机发生的事态与各种偶然性事件的聚集体。对于像历史唯物论这样的真理性的宏大叙事，只能给以拒斥、解构。
墨菲解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也就瓦解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虽然她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某些批判精神，将资本主义现为一种压迫性的社会制度，并且仍然保持着某种社会主义的理想，但是她所持有的社会主义信念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唯物史观的发现，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在墨菲看来，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的社会主义观念是简单的技术决定论，是本质论、还原论，是她所拒斥的宏大叙事。墨菲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把社会主义视为随机建构起来的认同的结果，社会主义运动只是一种话语政治，就像女权主义运动是对女权话语的认同，生态主义运动是对生态话语的认同，和平主义运动是对和平话语的认同，社会主义运动则是对多元化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话语的认同，所以社会主义策略在于通过激进的多元民主形成社会主义的话语霸权。
二
墨菲不但否定并解构了历史唯物论关于生产力的核心观念，而且也进一步否定并解构了历史唯物论关于阶级的观念。她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也是体现了决定论的、本质论的、还原论的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阶级意味着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一些处于共同的经济地位并具有共同的客观利益的人群。以共同的客观利益为基础的那些人会形成一种统一的力量，成为一个阶级。而在墨菲看来，社会上并不存在某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客观利益，当然也就不能由统一的客观利益产生出统一的阶级，所有的社会群体并不能以单一的客观利益为基础将他们划归为某个阶级。墨菲认为，建立在客观的物质利益基础上的阶级观念，是必须否定和解构的本质论、还原论的观念。
墨菲否定并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代之以后现代主义主张的以政治认同为基础的身份概念，以身份代替了阶级。深受福柯、德里达等人的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墨菲认为社会是依照话语规则而构成的非稳定的差异系统，构成差异系统的并不是以客观利益为基础的阶级关系，而是不同身份的群体关系，身份才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在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身份来自于暂时性的话语认同，包括种族、性别、文化上的认同，是多样化的社会角色认同，从而不同于以客观利益为基础的阶级概念。身份是多元的、异质的，并且是不断变迁和流动的，它是随着对话语的认同而随机建构起来的。墨菲认为战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新的抵制和对抗的形式，有了各种各样的新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同性恋运动等新的对抗形式，都无法还原为阶级问题，还原为阶级斗争的问题。她试图以暂时性的、多样性的、异质性的、变动性的、开放性的后马克思主义身份概念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来重新解释当代的社会关系，以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为当代新社会运动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构建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
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事业视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变革的主力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都是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上，他们具有相同的经济地位，其客观利益是一致的，工人阶级能够团结一致，从而成为争取自身解放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的政治力量。墨菲已经解构了阶级的概念，以身份的认同取代了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阶级概念，因此她同样拒斥了统一的工人阶级的观念。墨菲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已不再存在共同的客观利益，也没有可能形成统一的团结的工人阶级。这是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是充满多样性、差异性的社会，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无法简单归结为以阶级的客观利益为基础的冲突。所以她主张以随机构建的不同身份的多元主体来取代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的主体。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不取决于其客观的阶级地位，而是取决于其是否认同社会主义的话语。无论是工人、农民或者是女权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只要认同社会主义话语，就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不再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解放运动，而是以所有认同社会主义话语的民众为主体，这个主体是多样性、差异性的主体，工人、农民、妇女、移民、消费者、和平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具有等值性，社会主义运动并非只有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
为此，墨菲不再将社会主义运动看作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看作多元化的民主斗争，通过激进的多元民主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压迫性制度，铲除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和不平等现象，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当然，墨菲所说的社会主义，并非是同资本主义完全决裂，而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内在发展。她以激进的多元民主来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目的是将社会主义诸目标再一次纳入多元民主的框架之中，并坚持认为必须使这些目标与政治自由主义制度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②这样的社会主义被墨菲称之为自由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相容的社会主义，是将社会主义的宗旨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结合在一起。
三
1985年，在墨菲和拉克劳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就提出了激进的多元民主的问题，主张以激进的多元民主代替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是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
墨菲所主张的激进的多元民主，是确立在对立、对抗、冲突的基础上的。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西方的许多政治家、理论家都声称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已经获取了完全的胜利，像福山所宣称的那样，历史已经终结。但是墨菲指出：“苏东共产主义的崩溃远没有产生向多元的民主的平稳转变，在许多地方似乎还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复活和新的对抗的出现。西方民主主义者惊奇地注视着各种各样的种族、宗教和国家冲突的爆发，他们原以为这些只属于一个过去了的年代。"世界新秩序"的预言、普遍价值的胜利。"后传统的"同一性的普遍化都没有实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诸多排他主义的爆发以及不断增长的对西方普遍主义的挑战。”③面对这种新的冲突和对抗的不断出现，以普遍主义、理性主义、本质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分析，自由主义所设想的没有对抗、没有敌手的自由民主世界是一种幻觉。墨菲力图站在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反普遍主义、反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来解释政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在墨菲看来，马克思主义是通过阶级对立、阶级斗争来说明社会历史现象的，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隐退，一种以为我们最终将无需对抗观念的幻觉流散甚广。这种观念充满危险，因为它将使对抗以无法辨认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我们无能为力”④。墨菲认为，在苏东瓦解后，旧有的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专制同民主的对立已经消失，但是各种种族的、国家的、宗教的对抗正在复活，冲突的对抗正在以大量的新的形式呈现出来。墨菲将对立、对抗、冲突视为政治的永远的本性，这样的对立、对抗是不可根除、不可化解的，即使在民主政治中也是如此。“承认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不可能根除，而只能被控制，这使人们对民主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霍布斯把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激烈竞争的状态。看作是狼与狼之间的对立、冲突的状态，在墨菲看来，人类的这种状态只能被控制而不能被消除，民主政治是将对立、冲突控制在一定的原则、一定的框架中进行，而不是将对立、对抗取消，不允许对立、对抗、冲突的存在，声称已取得普遍的一致性、统一性，那正是民主处于危险的时候。“一个健康的民主程序需要诸多政治力量的震荡冲突和众多利益的开放性的矛盾斗争。”⑤民主不是排斥对立、对抗和冲突，而是将对立、对抗、冲突容纳在民主的形式中，民主政治必须能够包容对立、对抗和冲突。如果把对立、对抗和冲突的力量排斥在民主之外，就可能使这些力量被吸引到宗教主义、民族主义中去，可能使这些力量真的成为民主的敌人。
按照墨菲的激进的多元民主观，民主不是建立在完全统一、一致的基础上，完全的统一、一致只会导致民主的灭亡。相反，民主必须承认多样性、差异性、不确定性。必须承认对立、对抗和冲突。“一旦我们承认政治是必要的，并且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对抗的世界，那么需要正视的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如何可能创立或维持一种多元民主秩序。这种秩序奠基于对‘敌人"和‘对手"（adversary）区分之上。”⑥墨菲认为，在民主政治的政治共同体语境中，不能够把反对者视为有待消灭的敌人，而应作为一个对手，对手的存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必须被容忍，我们将批评对手的观念，但是我们不能质疑其自我辩护的权利。在多元的民主政治中，“敌人”这个范畴不是被消灭，而是置换为“对手”。如果民主不能使“敌人”转化为“对手”，不能包容这种“敌-我”的关系，而是将“敌人”排斥于民主之外，那么“敌人”就可能成为反自由、反民主的真正的敌人。
激进的、多元的民主允许有对立、对抗和冲突存在，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存在，它只是要求民主游戏规则的一致性，而不是实质性观点的一致性，相反它反对这种完全的一致性。民主政治当然要求大家遵守自由民主的规则，但这种规则在墨菲的后现代话语中，并非是实质性的真理意义上的一致性，而只是一种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法”的一致性，游戏规则的一致性。
墨菲主张的激进的多元民主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他借助了克劳德·顿弗特的说法，指出“民主的特征就是确定性标准的消失”。⑦前现代社会中，体现在王族身上的、系立于神的超强力量的权力，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已成为昨日黄花，权力合法性的终极保障及其源泉已经消失，以神的终极基础作为确定性标准在现代社会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而现代性的启蒙观念，试图将政治权力的基础奠定在人类及其理性之上，从而取代传统的上帝或自然的基础，这样的尝试也终究归于失败。因为，按照墨菲的看法，不可能为民主政治找出一个确定性的基础，在她看来，现代民主的特征恰恰就是确定性标准的消解，就是充满不确定性。激进的多元民主，以不确定性为特征，所以才会包含多样性、差异性，才会包含各种对立、对抗的冲突。如果坚持确定性的标准就只能导致统一性、一致性，就不可能允许对立、对抗和冲突的存在。
墨菲主张的激进的多元民主又具有差异性、多样性的特征。现代民主社会的确定性标准的消解，意味着统一的共同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差异性、多样性。“今天正在被诉求的那些新的权利所表达的是差异，这种差异的重要性只有在今天才得以被肯定，而且它们再也不是可以被普遍化的权利了。激进民主要求我们承认的差异--特殊的、多样的，异质的--实际上包括被抽象的人（Man）的概念所排斥的所有的东西。”⑧激进的多元民主，以差异性、多样性的存在为前提，共同性、统一性在今天已经成了民主的障碍。在墨菲看来，不但社群主义所主张的实质性的共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重叠共识，也是与激进多元民主的差异性、多样性不相容的。
墨菲主张的激进的多元民主还具有非普遍主义的特征。激进的多元民主以差异性、多样性的存在为前提，那就意味着普遍主义的不存在，意味着各种各样的特殊性的存在。墨菲指出，现代性的启蒙观念是以抽象的普遍主义为特征的，为民主设定了一种抽象的普遍的人权，正是在普遍的共同的人的权利的基础上组成了民主社会。而墨菲则认为现代民主制是非普遍主义的，是由多种多样特殊身份的人组成的，不能把“人民”说成是具有普遍意志的统一的同质性的主体。在墨菲看来，无论是自由主义以抽象的权利为基础的个人，还是社群主义以共同善为基础的社群，以及马克思主义以经济为基础的阶级都具有普遍主义性质，都不能构成现代民主的基础，因为现代民主制恰恰是以非普遍主义为特征的。
墨菲的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实际上是将现代性的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同后现代性的非本质主义、非普遍主义、非理性主义的观念结合起来。利奥塔坚持后现代性的反普遍主义的立场，为避免普遍主义而放弃了现代性的政治自由主义，因为在利奥塔看来，现代性的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哈贝马斯坚持捍卫政治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的立场，将现代性作为未完成的事业，坚持将政治自由主义建立在普遍主义、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墨菲认为，无论是利奥塔还是哈贝马斯，都是将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同普遍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结合在一起，利奥塔为了拒绝普遍主义、理性主义而拒绝了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从而走向完全的虚无主义，哈贝马斯则为了坚持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而保持了普遍主义、非理性主义。墨菲的立场不同于利奥塔和哈贝马斯，她的激进的多元民主，保留了政治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却抛弃了普遍主义、理性主义，而将自由民主原则确立在后现代性的非普遍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所以，她的激进的多元民主“既可以定义为现代的，也可以界定为后现代的。它奉行那种"现代性的未完成的规划"，但是不像哈贝马斯，我们认为在这种规划中启蒙的认识论不再会有任何作用”。⑨现代性的自由民主原则，在墨菲的激进的多元民主中得到保留，但是现代性的启蒙认识论的视角，亦即那种普遍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的视角必须被放弃。尽管这种启蒙观点的视角在现代性的自由民主的兴起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现在已经成为激进的多元民主的障碍，需要从非普遍主义、非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自由民主的原则，将激进的多元民主确立在后现代性的立场上，这样的激进的多元民主具有不确定性、差异性、多样性的特征，它是确立在对立、对抗、冲突和斗争的基础上的。
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虽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传统，表达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但是他实际上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力图解构、超越马克思主义，因此，如加拿大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伍德所指出的那样，她及其他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是极为脆弱而又疏离的”。⑩她否定历史唯物论，代之以非决定论的、非本质论的、非还原论的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代之以后现代主义的身份概念，并以话语分析方法取代阶级分析方法。她所提出的激进的多元民主理论，包含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某些批判，并自称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规划，但是事实上是主张将社会主义的目标同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原则结合起来。与其说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激进的，倒不如说是保守的，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判和彻底决裂，而墨菲的激进的多元民主则更多地是向资本主义的妥协。
注释：
①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伦敦1985年版第77－78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范文 篇六
论文关键词：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联系实践
卡尔·科尔施是德国共产党的一位重要的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是与卢卡奇并驾齐驱的人物。1923年他发表了他最重要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在书中，科尔施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和历史的，坚持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原则，对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完全将理论与实践隔离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的、抽象的理论哲学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这本书科尔施被视为“极左派”、修正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而被，从此他作为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著书立说。从科尔施的著作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始终都是从辩证的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同时又是革命的现实的哲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的基础。这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提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思想相符合，因此，科尔施对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分析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一、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具有哲学内容
科尔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哲学，进而转变到历史和唯物主义哲学上来，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此，科尔施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有哲学内容的科学理论，并且批判各个流派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的误读。
首先，科尔施将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关于马克思和哲学的关系的论述描述为：“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相互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一再互相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还有由各‘研究哲学的社会主义者’所组成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是需要哲学的补充的，他们也就使人们明白了，在他们的眼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缺乏哲学内容的。”从科尔施的描述中可以理解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态度，他对于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视为两个相互分离、彼此孤立的观点坚决地给予否定，并且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这些哲学家们完全漠视黑格尔哲学，忘记了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完全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这些所谓的哲学家并不知道他们所批判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从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转变到历史和社会的唯物主义观念上来。
其次，科尔施对科学社会主义取代哲学并且废除哲学的论述。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废除哲学的论述基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说到的必须废除哲学，以及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对哲学的终结的解释等等，致使各个流派的理论家纷纷对此观点做出评价，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哲学，不需要任何哲学的基础。对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为：“德国古典哲学，这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表明，并未退场，而是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以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般表现而出现在观念的历史上。这就是最早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现和系统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在科尔施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9世纪40年代后期就不再把他们的新唯物主义的和科学的见解表述为哲学的见解，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将废弃和消灭哲学，并用科学社会主义来代替哲学。就如同要废除国家一样，这里的国家等同于资产阶级国家。
资产阶级哲学家们从科尔施的论述中歪曲地认为科尔施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而马克思所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一些纯粹的科学观察，与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没有任何的直接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废除哲学解释为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的体系去取代这种哲学。在没有搞清楚科尔施所谓的哲学的概念之前，他们不但错误地理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定了唯物主义的革命的辩证原则。科尔施对这些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感到惊讶并解释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全部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科学之问的真正矛盾，完全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革命过程的理论表现，这个过程将随着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和科学的全部废除，以及在他们之中找到了其意识形态表现的物质关系的废除而终结。这和科尔施论述的“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反映了科尔施对哲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现实的关系的理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无产阶级要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但要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社会革命，也要在思想领域引领人们冲出资产阶级的束缚，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在实践中生成并且用来与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进行争论的理论，它将最终取得胜利废除资产阶级哲学。同时，人们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进行反对阶级统治的社会革命，资产阶级，建立新的社会制度。随着各种矛盾的化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资产阶级的哲学(即哲学)就如同马克思所讲的废除国家一样被废除。只有实现它，才能够废除它。
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哲学
科尔施高度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超越”哲学，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真正将理论与实践当作一个完整整体。他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点就是把实践引入本体论。强调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
对于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纯粹”的、观念的、非辩证的理论，科尔施进行了剖析，指出资产阶级哲学史的三个局限性：“纯粹哲学的”局限性、“地域的”局限性、“纯粹观念的哲学”局限性，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本质就是这种带有局限性的哲学本身。要克服这种局限，就要超越自身，废弃自身的哲学，这是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明显感觉得到的。科尔施举例论证了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理论家由于缺乏革命实践的辩证观念而导致哲学发展的衰退。例如：在宇伯威格和海因泽的评论中，他们发现自己的这个时代“处在一种普遍的枯竭状态之中”，“日益失去了它对于文化活动的影峨”。宇伯威格解释到：“人们既厌倦了自我膨胀的唯心主义，也腻烦了形而上学的臆测，并且需要有丰富的精神养料。”对于这些衰退，科尔施认为只要资产阶级的哲学发展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形式来对待，就会以全新的形式显现出来。这些问题的出现仍然在于资产阶级哲学家固守自身的局限，将哲学仅仅局限在观念的领域之内，不愿涉足社会实践之中，去研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密联系。
三、科尔施对马克思主义“三阶段论”中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分析
科尔施根据他所理解的辩证法，以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为线索将马克思主义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43——1848)：在这个阶段内，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高涨，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将自己的哲学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其主要标志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个理论，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是实践的理论。对每一个知识的分支的把握，都是以历史的忠实性去分析和批判的。科尔施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形式，是充分运用辩证法，富有青春活力的时期。
第二阶段(1848——1990)：在第二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被血腥镇压，人们的解放运动以失败告终，资产阶级的控制更加严厉，思想领域也不可避免地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形式不可能在这一时期仍然保持不变。从表面上看，科尔施承认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处于分离状态，但是从他对其他哲学派别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第二阶段他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真正理解。
科尔施认为在后期的论述中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革命理论的唯一整体。与第一阶段的马克主义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在较后阶段，这个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们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进一步分离出来了。虽然肯定理论和实践是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仍然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但是在这里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只是潜在的，表面显示是一种分离。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中他解释道：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不再直接涉及工人运动的实践，但他们的理论还是不断进展到从未有过的理论上尽善尽美的较高水平。
对于科尔施的论述，资产阶级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纷纷给予评价，认为科尔施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第二阶段和革命实践是相互分离的，是“纯粹的”理论哲学。他们将社会革命的理论割裂成了碎片，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将其说成是纯粹的理论批判，与政治的或其他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现实中只是对脱离革命实践的理论进行考察，是孤立的伪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突出的就是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是纯粹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家们由于传统的重压而企图以纯粹的理论形态来保持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形态的社会革命理论。这种理论是全然抽象的和没有实际结果的——它仅仅企图拒绝新的改良主义理论，在这种新理论中，历史运动的真正特征被表述为非马克思主义的。
面对种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以及对自己的批判，科尔施以肯定的语气阐释自己的观点为：理论和实践不可割断的相互联系，作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类型的最独特的标志，在他的体系的较后期形式中，无论如何也没有被废除。认为一个纯粹思想的理论似乎已经取代了革命意志的实践，这不过是肤浅的一瞥。
第三阶段(1990——)：科尔施将第三阶段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初形式的“重建”，是在长期衰退的第二阶段之后的复苏和本质的回归，这一阶段的代表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再次回到第一阶段的原初状态，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的再次肯定，是无产阶级斗争在新的革命阶段的实践需要。科尔施认为俄国掀起的马克思主义浪潮，是以革命的形式表达了工人运动以及共产主义者的理论概念，预示着理论与实践的内在联系已经被“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一个辩证的发展：一种关于包括整个社会一切领域的社会革命的理论。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式必须解决的不仅是“国家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国家的关系问题”(列宁语)，而且，还有“意识形态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
在第三阶段科尔施肯定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列宁力图在实践中极端反对哲学倾向，也指出了列宁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相背离的地方。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中科尔施对列宁脱离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进行了批判。首先他反对列宁的“灌输理论”，认为将社会主义理论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其次，他批评列宁的理论不适应阶级斗争的现实需要，因为列宁取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颠倒，回到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对立，把辩证法变成了客体、自然和历史，把认识仅仅描绘成主观意识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这既破坏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而且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又破坏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范文 篇七
这是一个严肃的论点，只要我们严肃地读解它，尤其只要对组成它的两个词语之一给予严肃的关注——不是那个像恶魔一样的词，而是“理论的”这个词。我说过，并且重复过，人的概念或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已经不起理论作用了。但遗憾的是，“理论的”这个用语被那些不想理解它的人忽略掉了。
让我们试着来理解它。
为了这个目的，我先要谈谈费尔巴哈（我翻译了他的一些文章）。没有人会否认费尔巴哈的哲学是一种旗帜鲜明的理论人道主义。费尔巴哈说：每一新的哲学都是带着“人”这个名称出现的。1而实际上，人、人的本质，是整个费尔巴哈哲学的中心原则。并不是费尔巴哈对自然没有兴趣，因为他的确谈到了太阳和行星，谈到了植物、蜻蜓和狗，甚至谈到大象，以便指出它们没有宗教可言。但是，在他谈到自然的时候，在他平静地告诉我们每一种类都有它自己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只是它本质的显现的时候，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他是在预先准备他的场地。这个世界由对象组成，其中尤其存在这么一个对象，使某一种类的本质在它那里得到成就和完善：它就是这一种类的本质对象。因而每一行星都有太阳作为它的本质对象，太阳同样是行星的本质对象，等等。
场地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注意力拉向人。人是他的世界的中心，就像他处在围绕这个世界的地平线的中心（即他的Umwelt[周围世界]的中心）一样。他的生活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他的：或者不如说，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他自己，因为他的世界的一切对象，仅就它们是他的本质的实现和投射而言，都是他的对象。他的直观的对象只是他直观它们的方式，他的思想的对象只是他思考它们的方式，而他的情感的对象也只是他感受它们的方式。他的一切对象，就它们所给予他的东西从来只是他的本质而言，都是本质的。人总在人自身中，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的领域，因为世界是人的世界，而人就是人的世界2——青年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拿来的这个简单的短句，在参加去年夏天莫斯科“黑格尔会议”的与会者蹭引起过一番学究气的讨论。太阳与星辰、蜻蜓、直观、智力和激情，凡此种种都只是通向决定性真理道路上的过渡――人不像星辰和动物，他的特殊性在于能够把他自己的类、他的类的本质、他的全部族类本质作为对象来拥有，这个对象是毋需归功于自然或者宗教的。
通过对象化和颠倒的机制，人的类的本质以一个外在对象的、另一个世界的形式，在宗教中，被赋予了本身无法辨认的人。在宗教中，人把他自己的力量、他的生产力想象成一个绝对他者的力量，在这个他者面前颤栗，向他顶礼膜拜乞求怜悯。而这一点完全具有实践的意义，因为就是从这里产生了宗教崇拜的所有仪式，甚至产生了奇迹的客观存在；它们其实都发生在上述想象的世界里，因为它们――我引用费尔巴哈的话说――只是“愿望的满足”。3绝对的对象，作为人，因而在上帝那里碰到了绝对，但却没有认识到，他所碰到的就是他自己。整个这套哲学并不只限于宗教，它也涉及到艺术、意识形态、哲学，另外――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还涉及到政治、社会甚至历史。所以整个这套哲学都寄托在主客体本质的同一性上面，这种同一是通过人的本质力量在自我实现和异化中的展现而得到说明的：自我实现建立其对象；而异化则把主体和对象分离开来，使对象成为外在于主体的、物化的东西，并且把本质关系颠倒了过来，因为足以令人感到羞辱的是，主体发现自己受到以一个对象形式出现的自己的统治，而这个作为上帝或国家等等的对象，无论如何都不过是主体自己而已。
一定不要忘记，我在这里只能概括其前提的这种话语具有某种庄严的意义，因为它要求把由宗教的或政治的异化所造成的颠倒重新颠倒过来；换言之，它要求把人的主体属性中的想象的统治颠倒过来；它号召人最终索回对于他的本质的拥有，这种本质从上帝和国家对他的统治中异化掉了；他号召人最终再也不是在宗教的想象世界里、在“国家的天国”里，或者在黑格尔哲学异化了的抽象里，而是在此时此地的尘世、在现实社会里实现他的真正的人的本质，即人的共同体、“共产主义”。
人处在他的世界的中心，就这个说法的哲学意义而言，是指他的世界的原初本质和目的――这就是我们可以在强调的意义上称之为理论人道主义的东西。
我想，大家会同意，原本采纳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和异化的难题性的马克思，后来跟他决裂了；而且大家也会同意，与费尔巴哈理论人道主义的这次决裂，在马克思思想的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根本性的事件。
但我还想走得更远一些，因为费尔巴哈是一位奇怪的哲学人物，他具有“泄露天机”这样的癖性（如果可以容我这么说的话）。费尔巴哈是一位供认不讳的理论人道主义者，但是在他背后站着一整排的哲学前辈，他们虽然没有勇敢到如此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却一直在从事人的哲学，哪怕是用一种遮遮掩掩的方式。我决不至于贬低这一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它的历史功绩在于为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教会，以及反对它们的意识形态专家进行了斗争，在于赋予了人以地位和尊严。不过我想，我们也决不至于否认这样的事实：这个产生了伟大菱和伟大思想家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是和上升的资产阶级密不可分的，它表达了这个阶级的渴望，同时转译和传递着经由新法律体系（被修改成资产阶级商业法的旧罗马法）所认可的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人作为自由的主体，自由人作为其行动和思想的主体，首选在于人能够自由地占有和买卖，在于成为法律的主体。
我想直截了当地在这里做出这样的断言：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例外，古典哲学的伟大传统都是在它的各种体系的范畴中进行着再生产的活动――既对人认识的权利，也对人行动的权利进行着再生产。用人认识的权利，它制造出它的各种知识论的主体，从“我思”到经验主义的和先验的主体；用人行动的权利，它制造出经济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主体。我相信――但显然不能在这里证明――自己有权这样断言：通过被划分和伪装成不同的主体的形式，关于人、人的本质或人的类的范畴在古典的、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哲学里都起着根本性的理论作用。而当我谈论某个范畴所起到的理论作用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它是和其他范畴息息相关的，不改变整体所发挥的功能，就不可能把它和整套东西割裂开来。我想我可以这样说：除了少数几个例外，伟大的古典哲学都以含蓄的形式表述了无可争议的人道主义传统。如果说，费尔巴哈用他固有的方式“泄露了天机”，如果说，他把人的本质毫不含糊地摆在了整个事情的中心，那么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能够逃脱使古典哲学通过划分不同的主体而把人掩盖起来的那种限制。这一划分――为了让问题简单一点，我们就说划分两种主体吧――使人成为一个知识的主体和一个行动的主体。这是古典哲学的一个特有的标志，它可以防止这种哲学做出费尔巴哈那种异想天开的声明。费尔巴哈自认为能够克服这一划分：他用人类主体自身属性的多元性取代了各种主体的多元性；而且他认为自己能够从出发去解决另一个政治上的重要难题――个人与类之间的区分，理由是克制了个人（因为它总是要求至少应该有两个人存在），并且已经创造出了人类。我认为，从费尔巴哈进行思考的方式可以明显地看出，早在他之前，哲学的主要关怀就是人。区别在于，人是被划分为不同的主体，还是被划分为个人与类。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远远不止是清算费尔巴哈而已：它的矛头同时既对准了现存的社会和历史哲学，又对准了古典哲学传统，因而也通过它们，对准了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我要说，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的反人道主义。如果我刚才这番话还有些道理，那么你只须把它跟我前面讲到的问题对照一下，也就是对照一下马克思跟斯宾诺沙和黑格尔在反对关于开端和主体的哲学这一点上的亲和关系，就能够看出我的意思了。其实，如果你考察一下那些文本，如果它们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文本的话，那么你是找不到人这个范畴以及它的任何过去的或者可能的伪装物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那些论点构成了仅有的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的整体，并且引起了五花八门的解释。但是我看不出它们怎么可能允许任何一种人道主义的解释：相反，它们注定要排除这样的解释，把它看做唯心主义的一个品种，并且注定要让我们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
但是我们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还必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反人道主义――也就是说，必须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和历史的理论不把人的概念当做中心的做法。
也许我们应该先讨论两种反对意见。事实上，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做，因为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第一种意见断定：任何按上述方式来构想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念，都将以漠视人、麻痹他们的革命斗争而告终。但是《资本论》通篇都在讲被剥削者从原始积累时期到成功的资本主义时期的苦难，它的写作也是为了有助于把他们从阶级奴役下解放出来。然而这并没有妨害马克思，相反却迫使他对具体的个人进行抽象，从而在理论上把他们看成是关系的简单“承担者”――而这就是在同一本《资本论》里，在分析造成他们被剥削的机制的过程中讲到的。第二种意见用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实际存在来反对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尽管一般说来是为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服务的，却同样有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在特定社会阶层内部，而且甚至以宗教形式，表现出群众对于剥削和压迫的反抗。但是，只要你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而且要根据它们在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来判断它们，这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在这里当做赌注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从人的本质出发，从自由的人类主体、需要、劳动、欲望的主体、道德和政治行为的主体出发去解释社会和历史的那一类理念企图。我坚持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历史科学并写出《资本论》，只是因为他跟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人道主义理论企图进行了决裂。
与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反，马克思声称：“社会并不是由个人构成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4而且，我们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5针对在《哥达纲领》中宣称“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那些人道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还反驳说：“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6有人还想象出比这更断然的决裂吗？
后果可以在《资本论》中看到。马克思表明，归根到底决定着某种社会形态并且让我们能够理解它的东西，不是什么幻想出来的人的本质或人性，不是人，甚至也不是“人们”，而是跟经济基础不可分的那种关系，即生产关系。同时，与一切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相反，马克思表明，这种关系不是人与人的关系、面对面的关系，不是主体、心理学的或人类学的关系，而是一种双重的关系：人群与人群的关系，其本身又关系到这些人群与所有物――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你能够想象出来的、具有最大可能性的一种理论上的神秘化，就是认为各种社会关系都能够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甚或人群与人群的关系：因为这就是假定社会关系是只牵扯到人的关系，然而实际上它们同样牵扯到物，即从物质的自然界中取得的生产资料。
马克思说，生产关系就是分配关系：由于它把生产资料归属于某个阶级，因而它也同时把人们分配到了各阶级中。阶级就产生于这种分配过程中的对抗，分配过程也就是归属过程。所有个人生来都是这种关系的一员，因而也都是能动的，是关系的一员，就像是自由签订的契约的一方那样，所以他们才受到关系的束缚；而正因为他们受到关系的束缚，所以他们也才成为关系的一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人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把人们只看做是关系的“承担者”，或者说，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产过程中某种功能的“载体”。这绝不是因为他把具体生活里的人归结为简单的功能载体：他在方面像这样看待他们，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产中（也就是在剥削中）把他们归结成了经济基础内部的这样一种简单功能。
实际上，被看做生产当事人的生产的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只能这样：他被规定为关系的简单“承担者”、简单的“功能载体”，完全是匿名的，而且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为如果他是工人，就可以把他扔到街头，如果他是资本家，他就可以发迹或者破产。总之，他必须服从于作为剥削关系、因而作为对抗性阶级关系的生产关系的规律；他必须服从于这种关系及其作用的规律。如果你不对无产者和资本家的个别具体的规定、他们的“自由”或者他们的个性进行理论的“归结”，，那么你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个人进行的那种严酷的实践的“归结”，即把他们只当做经济功能的载体，此外什么都不是。
但是，把个人当做经济功能的简单载体给个人带来了后果。不是马克思这个理论家像这样对待他们，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个人当做可以相互替代的功能的载体，就是――在作为资本主义根本性阶级斗争的资本主义剥削内部――无可挽回地在血肉之躯上给他们标出价码，把他们归结为只是机器的附属物，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丢进工厂的地狱，把他们的工作日延长到极限，给他们刚够把自己再生产出来的报酬，并且创造出那去庞大的劳动后备军，从中可以获得其他的匿名载体，以便对那些正在受雇、能够有幸得到工作的人施加压力。
但与此同时，它也将创造出工人阶级斗争组织的条件。因为正是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即资本主义剥削――的发展本身创造了这些条件。马克思不断强调一个事实：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不仅通过把工人群众在工作场所集中起来，不仅通过把他们混杂在一起，而且首先是通过把劳动与日常生活的严酷纪律强加给他们，从而强行给工人阶级上了阶级斗争的课程。工人们所蒙受的一切，结果只能反过来在共同行动中反抗他们的雇主。
但是要让这一切发生，工人们就必须成为其他关系的一员，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
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不能只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而归结为它的经济基础。没有上层建筑的帮助，没有归根到底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法律－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阶级剥削就不能够维持――也就是说，不能够对自身存在的条件进行再生产。马克思除了在几处简单地提一下之外，并没有进行这项分析。但是从他说过的每件事中，我们都能推定，这些关系也同样是把具体的个人当做关系的“载体”，当做功能的“承担者”；人们只因为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而成为关系的一员。例如，法律关系从实在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简单的“法律关系的载体”，当做能够拥有财产的简单的法律主体，哪怕他仅有的财产就是他赤条条的劳动力。例如，政治关系同样从活生生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简单的“政治关系的承担者”，当做自由的公民，哪怕他的投票只是增加了他所受的奴役。再例如，意识形态关系同样从活生生的人中进行抽象，目的是把他当做不是服从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就是反抗这些观念的简单主体。但是所有这些关系各自都把实在的人用作它的承担者，仍然决定着他们的血肉之躯并在那里打上印记，就像生产关系所做的那样。而且因为生产关系就是阶级斗争的关系，所以正是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些上层建筑关系，决定着它们的矛盾，也决定着它们借以在经济基础上面打下烙印的过度决定作用。
而且，正如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在生产内部为工人的阶级斗争创造了条件一样，你可以看到，法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关系也能够――恰恰通过它们所强加的限制――为这一斗争的组织和意识做出贡献。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确实是在资产阶级关系的框架内，并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里来学习政治的。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只有把广大群众都纳入自己的斗争，才能够旧政权、它的生产关系和它的国家。众所周知，资产阶级只有把工人拉进自己的政治战线（随后当然又屠杀他们），才能打败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它的法律和它的意识形态，也通过它的枪弹和它的监狱，资产阶级在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中教育了他们，其方式之一就是迫使他们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关，迫使他们挣脱后者意识形态的桎梏。
正是在这里，“归根到底”及其在“大厦”内部产生的矛盾作用可以干预进来，对上述那些悖论现象的辩证法加以说明。马克思不是借助于人这个荒谬的概念，而是通过完全不同的概念――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理解那些现象的。在理论上，“归根到底”所发挥的功能使我们能够说明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意识形态斗争这些阶级斗争形式之间的差异和不平衡，进而说明这些斗争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说明这种斗争存在的矛盾。
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反人道主义，正如在历史唯物主义内部起作用那样，意味着拒绝把对社会形态及其历史的解释植根于那种抱有理论企图的人的概念――就是说，作为开端性主体的人的概念，因为就在这个概念里找到了他的需要的开端（Homooeconmicus[经济人]）、他的思想的开端（Homorationalis［理性人］）、他的行动和斗争的开端（Homomoralis,juridicusetpoliticus［道德人、法律人和政治人］）。因为，一旦你从人出发，你就不可避免要受到唯心主义的诱惑，去相信自由或创造性劳动是万能的――也就是说，你只会完全“自由”地屈服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万能的脚下，这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于用人的自由力量的虚幻形式来掩饰和强加另一种力量――更加真实也更加有力的资本主义的力量。如果说马克思没有从人出发，如果说他拒绝了从人的概念里对社会和历史进行理论的推导，那么这是为了要和上述神秘化进行决裂――这种神秘化不过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力量对比关系的表现形式而已。
因而，马克思从产生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述作用的结构性原因出发（正是这种原因维持着你应当从人出发的幻觉）马克思从一定的经济形态出发，而在《资本论》的特殊情况下，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在上层建筑中被它归根到底决定着的那些关系出发。而且每一次他都说明，这些关系决定着人并给他们打上印记，以及它们如何在人们的具体生活中给他们打上印记，而通过阶级斗争的体系，活生生的人又如何被这些关系的体系所决定。在1857年《导言》里，马克思说：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7我们可以把他的意思加以变通，然后说：具体意义上的人是被关系的许多规定［决定］的综合所决定的，他们受到这些关系的束缚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如果说马克思没有从那个作为空洞观念的人（也就是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压倒的人）出发，那么这是为了最终得到活生生的人；如果说他从把活生生的人当做“载体”的这些关系那里兜了圈子，那么这是为了最终能够掌握支配着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具体斗争的各种规律。
我们应当记住，从关系兜圈子，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使马克思远离活生生的人，因为在知识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上，也就是在他分析的每一个环节上，马克思都说明了每一种关系――从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到法律－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在人们的具体生活中给他们打上印记，使他们的生活受到阶级斗争的种种形式和作用的支配。马克思的每一次抽象都与这些关系所强加给人们的“抽象”相一致，而正是这种严酷的具体“抽象”把人变成了受剥削的工人或是剥削人的资本家。我们应当记住，这个思维过程的终点――它所导致的“思想具体”――正是那个给具体现实下定义的许多规定的综合。
马克思就这样把自己放在阶级的立场上，并且考察了阶级斗争的大量现象。他想要帮助工人阶级去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制，去发现自身生活在其中的各种关系和规律，从而支援和指导它的斗争。除了阶级斗争之外，他没有别的对象；他的目的是帮助工人阶级进行革命，从而最终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消灭阶级斗争和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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