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下是可爱的编辑帮助大家收集整理的两汉5篇，欢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两汉 篇一
1、与朝鲜的关系
掌握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史实：政治交往、文化联系、经济交流
2、与日本的关系
掌握两汉和日本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史实：政治交往、经济交流
3、与西亚、欧洲的往来
掌握汉朝与西亚的经济交往；东汉与大秦的政治交往。
4、丝绸之路
掌握陆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开通的条件、路线和意义；掌握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和意义。
重点和难点精析
1、陆上丝绸之路
(1)丝绸之路的内涵：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由此西传而得名。
(2)开通的历史条件：①秦汉的统一，中原王朝实力的积聚。②张骞沟通了与西域的联系。③西汉丝织业的发展。④西汉在西域设西域都护。
(3)开通和维持过程中的重大事件：①张骞两次出使西域。②前60年，西域都护的设置。③西汉末年，中原与西域关系一度中断。④东汉班超经营西域。⑤甘英出使大秦，到达波斯湾。
(4)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它是东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的通道和桥梁。西域的胡桃、胡瓜、胡葱、胡椒、胡萝卜等作物，罗马的玻璃器皿、中亚的服饰、饮食等物产，西域的乐舞、杂技，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等精神文化产品由此传人中国。两汉之际，佛教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中国物产和技术的西传更是难以统计的，造纸、印刷、漆器、瓷器、火药、指南针等等的西传，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海上丝绸之路
(1)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a.秦汉时期，一些商人船舶不惧风浪，很早就往来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b.西汉中后期，汉朝政府派人远航，直抵东南亚和南亚，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2)海上丝绸之路的方向、大致航线与经过地区：a.阅读课本插图《海上丝绸之路》;
b.了解海上丝绸之路从广东沿海港口出发，向西沿海岸线、印支半岛南下，绕过今马来半岛、出马六甲海峡，到孟加拉湾沿岸诸国，最远抵达印度半岛南端和斯里兰卡。
(3)海上丝绸之路开通的意义：a.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关系，扩大了秦汉文化对外的影响。b.从海路沟通了东、西方外交联系，拓展了中国、亚洲濒海地区、欧洲一些国家的外交活动范围。
3、两汉时期中外关系的特征及其原因
特征：①以商贸为主，丝织品在通商中占很大比重，并具有相当程度的单向性。②中外交往以陆路为主，水陆并举。③与亚洲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地区的国家交流频繁，对东方文化影响大，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④中国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开始传人欧洲。⑤中国开始吸收佛教等外来文化。⑥汉代文明先进，对世界影响深远。
原因：①国家统一，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得到发展；②社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③丝织、冶铁等技术领先世界；④张骞沟通西域后，开通了丝绸之路；⑤交通发达，两汉政府保护交通的畅通；⑥科技文化成就辉煌；⑦统治阶级比较重视。
师生探究
例1.西汉与西亚欧洲通商关系发展起来的主要条件是()
A.西汉丝织业的发展
B.张骞沟通了与西城的联系
C.甘英到达了波斯湾
D.西汉在西域设西域都护
解析本题答案是B。西汉同西亚和欧洲通商关承发展的前提是丝绸之路的开通，而丝绸之路是在张骞沟通了与西域的联系之后形成的。此题中的A项只是作为对外交往史中的主要物品而出现，而C、D两项都是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才出现的。
例2.汉代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输出的主要是()
A.应用性技术B.农作物良种
C.手工业产品D.书画艺术品
解析本题答案是A。汉代在中外交往中输出的主要是应用性技术，例如中国的铁制生产工具输出到朝鲜，铁犁牛耕技术、水利工程技术传到越南并推广，铁器、丝绸和养蚕技术，以及铸铁术、井渠法、造纸术先后西传等。
例3.秦汉时期，中国已走向世界，其主要表现不包括()
A.大秦王安敦派使臣从海道来中国
B.丝绸等技术传播到中亚和欧洲地区
C.甘英出使大秦，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D.中国与欧亚非许多国家开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
解析本题答案是D。本题为否定式选择题，旨在考查准确掌握基础知识的能力。A、B、C三项符合史实，D项表述有误，因为秦汉时期中国只与欧亚许多国家开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并没有与非洲国家直接开始贸易交往。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板块小结
民族关系是指国内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对外关系是指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别。
民族关系
从民族关系上看，民族交往，特别是经济文化交流有了重大发展，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格局形成。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春秋战国长期的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秦灭六国，南平越族，北击匈奴，修建长城，加强对边疆的管理，初步奠定了祖国疆域的基础。两汉时期，民族交往频繁。西汉的“和亲”政策和昭君出塞，密切了汉匈关系，张骞和班超先后出使西域，沟通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汉武帝在西南设置郡县，加强了西南少数民族同中原的联系。边疆各族对开发边疆地区，缔造中华民族历史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意：各民族间的联系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贸易、战争、和亲、迁徙、招抚、设置特别机构等，但民族间的友好交往，经济上的互补和文化上的相融、认同，一直是推动民族融合的主要动力。
对外关系
两汉 篇二
1.通过本课的教堂，学生要知道西域的地理位置；了解张骞通西域、班超经营西域；丝绸之路对中外交往的作用；汉与日本朝鲜交往的史实。通过观察书中的《张骞通西域路线示意图》、《丝绸之路示意图》，
2.在看图中引导学生注意图例的运用、识别地理方位、线路走向等，培养学生使用历史地图的技能。
通过学生设计汉武帝招聘勇赴西域人才的诏书、结合《张骞出使西域图》设计情景对话、比较张骞班超共同点等活动锻炼学生对历史材料的分析、整理、归纳技能和运用材料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从张骞、班超的经历可以看出有作为的人都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面对困难锲而不舍的顽强斗志。教育学生只有有信心、恒心才能取得成功。
通过秦汉中外交往的史实可以深切的感受到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我们应该为辉煌的中华文明骄傲自豪。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在本课中反映出的张骞、班固等人的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精神，表现出对外来物质文明、文化的渴望、兼容并收的气度，反过来，积极的对外交往又促使汉王朝更加强大。通过西域，世界东方的古老中国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区域，正是由于与其他文明区域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广泛地交流，使中华民族不仅吸收了其他区域文明的许多精华，同时向世界展示了华夏文明的灿烂辉煌。
两汉对西域的长期经营扩大了汉朝的疆域和统一。辽阔的疆域首先有利于先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传播，如第18课中佛教的传播就是经过西域地区；其次有利于地区的开发；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民族融合的因素。这为后边教材的北方民族内迁及民族融合高潮的出现埋下伏笔。
重点分析：
张骞通西域、班固经营西域从汉朝的初衷来讲主要是对抗匈奴。汉对西域的开发和统治始终和匈奴斗争的成败紧密联系。不过，从历史影响看，对西域开发和经营其历史功绩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张骞通西域，以及丝绸之路的开通，加强了汉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随丝绸之路的扩大这种联系越来越密切。
汉朝在西域统治地位的确立，对形成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汉武帝到东汉末，经过350年的战争、和平，经过经济文化交往，不仅使汉族统治者认识到西域是汉朝的一部分，也使西域各族把自己当成汉朝的一部分。西域都护的设立标志今日新疆在历史上划入中国版图。从此以后，新疆的命运便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难点分析：
丝绸之路在中外交流史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为什么会取名“丝绸之路”，说明什么？学生肯定会有疑问。丝绸之路的线路也比较复杂，况且本课还有一条《张骞通西域》线路示意图更容易混淆。
重点、难点突破方案
1．鼓励学生课前搜集与本课人物事件有关的历史资料，如新编历史剧的剧照、历史人物的图片、遗迹，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对课本有一定了解，降低学习的难度。
2．教师精心设计恰当的问题，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兴趣。
3．讲张骞时，可让学生拟写汉武帝招募人员自愿赴大月氏的诏书，包括目的、人才的条件、会遇到的危险等。还可结合书上“张骞出使西域图”设计一段汉武帝与张骞的对话。
4．丝绸之路，可放映相关的影视资料或结合地图设计一条“丝绸之路旅游线路”
5．讲班超时，鼓励学生讲他的故事。然后，将张骞与班超进行比较。
课内探究活动设计
1．学生分组以丝绸之路为内容设计旅游线路。
2．学生以政府的名义拟写表彰张骞、班超功绩的诏书。
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重点：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丝绸之路
教学难点：丝绸之路
教学手段：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学过程：
导入：
出示《汉初疆域》〈汉强大时的疆域〉让学生比较两副图在领土范围上的不同。为什么到汉朝中期西汉疆域扩大了，而且主要集中在北方和西方。这就是今天要了解的内容。
讲授新课：
一、张骞出使西域
1．汉初的西域
汉朝玉门关、阳关往西，今天新疆以及和新疆相邻的中亚各国，统称为西域。这里有三十六国之多。这些国家大多人数很少，最多的乌孙人口是36万。这里的居民有的经营农业，有的从事畜牧业、各国语言不同、各自独立。西汉初年，匈奴势力伸展到西域，征服了西域各国。
2．张骞出使西域
提问
（1）匈奴是如何统治西域各国的？举例说明。
（2）西汉初年西汉政权与匈奴关系如何？
（3）匈按控制西域对西汉有什么影响？
（4）西汉与西域是否存在共同的利益？
匈奴贵族在征服西域的过程中，对待当地人民十分残暴。（举例说明：住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大月氏人被匈奴贵族赶到伊犁河流域。不久，匈奴又俘虏了大月氏国王，取下头颅做成饮酒的器具。）匈奴贵族的暴行，引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憎恨。西汉初年经济尚未恢复，国力不足，白登之围后被迫对匈采取和亲政策，以避免匈奴的骚扰。匈奴控制西域并以此为据点进攻西汉使西汉边疆不得安宁。匈奴成为西域和西汉共同的威胁。
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文景之治，西汉在武帝统治时国力雄厚，进入鼎盛时期。汉武帝决定放弃和亲政策用武力战胜匈奴。他了解到月氏人对匈奴统治者无比痛恨的情况就决定派人联络大月氏，并和它结盟东西突击匈奴。可是派谁去呢？汉武帝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决定下诏书招募。（让学生分组拟写汉武帝招募人员自愿赴大月氏的诏书，包括目的、人才的条件、会遇到的危险等。）
在这种情况下，张骞应聘。（由学生介绍张骞应聘前的简单情况。）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看书中《张骞出使西域图》老师进行讲解，然后要求学生发挥设计一段汉武帝与张骞的对话。（提示：可描写汉武帝的嘱托、勉励，张骞表示不辱使命等。）
张骞率领100多人踏上征途，不幸在中途被匈奴所俘，被拘禁了10余年。虽经历了种种困难，但他从未丢弃汉朝的"节"。后来张骞终于率领部属逃离了匈奴，找到大月氏。十多年来，大月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归国。在归途中又被匈奴抓住，扣押一年。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脱身回到长安。（可由学生补充内容）
张骞这次出行历时十三年，受尽磨难，但未能完成使命。张骞是不是白去了？（同学回答老师归纳）张骞虽然没有达到出使西域的目的，但是了解到西域的地理、特产和各族人民的生活，也了解到西域各族人民很想同汉朝往来。张骞把这些情况，详细地报告给汉武帝。为了扩大汉朝的政治影响，与西域各国建立联系、交换物产，汉武帝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访问诸国，西域各族政权派人跟随汉使到汉朝答谢，汉朝同西域各国终于建立了友好关系。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大大促进了汉朝和西域经济文化的交流。（展示汉与西域的物质往来图）
3．域督护府的建立
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这是西汉派驻西域的总监护，是进行军事、行政管理的长官，其职责是管理西域事务，保护往来的商旅。这说明我国新疆和新疆以西的若干地方西汉时就已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说明新疆已纳入中国的版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
请同学们谈谈你如何评价张骞？
答案提示：
第一：个人品格--具有探险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强烈的责任感等。
第二：历史影响--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域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丝绸之路。
二、丝绸之路
利用多媒体课件介绍丝绸之路的路线。
提问：
（1）为什么这条商路被称为"丝绸之路"？
（2）丝绸之路对中国和世界有哪些影响？
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维持，对中西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通过丝绸之路中国走向了世界和其他文明区域建立了联系，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
三、班超经营西域
到了东汉，西域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汉初匈奴分裂成南、北匈奴。南匈奴归顺了东汉。北匈奴贵族则经常率领骑兵南下掠夺，重新控制了西域，向各国勒索繁重的赋税，切断了西域和东汉的交往。为了恢复中原和西域的交往、恢复对西域的管辖，公元73年东汉政府派班超出使西域。
1．班超出使西域
教师形象的讲述班超的故事，也可由学生补充。
2．甘英到达波斯弯
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达波斯后，安息人由于担心中国与大秦直接通商道路开辟后会影响他们传统的商业利益，所以故意向甘英夸大海道的险恶，甘英因而没有再往前走。但是，他熟悉了沿途的地理和风土人情，为后来中西交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公元166年，大秦安墩王朝的使臣来到东汉，这是欧洲同我国直接友好交往的开始，这是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
提问：在张骞和班超两个杰出的历史人物身上有没有共同的地方？
答案提示：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面对困难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矢志不移的顽强斗志。
四、汉和朝鲜、日本的友好交往
早在3000年前，中朝人民就有密切往来，东汉时期，朝鲜半岛上的各国同我国关系密切，文化交流加强，汉朝的铸铜和制漆技术传到朝鲜，朝鲜的名马等物产也传到中国。从很早的时候起，中日两国人民就驾小舟飘洋过海，互相往来。两汉时，日本的100多个小国有30多个和汉朝有往来。东汉光武帝时，日本倭奴国王遣使来汉，光武帝赠给一枚"汉倭奴国王"金印。中国的铸铜和制铁技术，也在这时传到日本，日本还发现了两汉时期的铜镜。
小结：今天我们学习了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感受到他俩坚韧不拔勇敢无畏的精神。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畅通，一方面加强了新疆同内地的联系；另一方面使中国丝织品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大大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我国和朝鲜、日本的友好交往，反映了古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对东方各国产生的深远影响。
板书设计：
两汉经营西域和秦汉对外关系
一、张骞出使西域
1．汉初的西域
2．张骞两次出使西域
3．西域都护府
二、丝绸之路
两汉 篇三
一、经学的全面确立和繁荣
“经”是对于一部分儒家典籍的专指与特称，“经学”则是以诸经为对象的阐释、考辨、研究之学。经学的滥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而其全面确立亦在于两汉时期。《庄子•天运》载“孔子”之语：“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虽出自庄派学人之口，却表明战国中期或稍前儒家已有“六经”之说。《荀子•劝学》云“：(学)其数则始乎诵经”。在春秋战国时，儒家把《易》、《诗》、《书》、《礼》、《乐》、《春秋》等一批古籍列为经，随后对这些典籍进行传习与研究。孔子、孟子、荀子以及一大批儒门弟子，都曾于此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实已启经学之发端。然而，直到周末，儒家传经、治经，却局限于儒家学派内部，无“经学”之名。秦火焚书，给儒家典籍的流传带来了挫折。直至汉建国以后，经学才得到真正的确立和全面的发展。汉代立国之初，与民休息、黄老之学因无为而治大行其道。随着汉朝的逐渐恢复，“无为而治”的统治策略无法满足汉代统治者的进取雄心。而经学适用于汉代早期的顺治守成，“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对健全和完善社会、伦理、政治等级秩序有规范作用。贾谊称“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经学在汉代初期强化宗法制度、巩固专制政权、维护皇家尊严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和作用。统治者们已经注意到儒家经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作用，并开始有意抬高它的地位。西汉前期，由于“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家的地位空前上升，而为儒家所极力尊崇的《易》、《诗》、《书》、《礼》、《春秋》等，遂由本门学派之经，一变而成为王朝治国的要典，成为天下之经，并且被正式赋予“经”名。《汉书•公孙弘卜式兄宽传》：“(宽)见上(武帝)，语经学，上悦之。”是“经学”之名见于现存文献记载之始。事实上，汉代文、景之际，已设经学博士。而自武帝起，在王朝的提倡、“禄利之途”的诱导下，对于诸经的研究更形成规模空前、“天下学士靡然向风”之势，内容则广泛涉及于经籍本身的考证，诸经传授源流及其派别的梳理，以及大量经文的训诂、阐释、评说，甚至包括一定的附会、演绎等等。这样，汉代的经学就不仅具有了特殊的社会地位，而且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相当庞大的学术体系。
二、经学与两汉文学
儒家的经典，不仅肩负着将如“诗言志”之类根源性的中国文学观念延续下去，还为文学创作的流传提供母题、素材和典范形式。汉代，经学的创造性诠释，为保持文学创作的活力积极的努力着。汉代初年，在社会意识领域黄老刑名之学占优势地位，儒家经学从秦火与战乱的惨痛中挣脱出来，处在恢复期，但已开始为进入意识形态领域探索通道与方式。同时，文学创作上多承袭前人，然而已透露出以经学的价值规范来评判文学价值。这一时期，虽然知识阶层还没能创作出与汉代精神风貌相当的文学体类与品格，但已经开始致力于“把文学创作与个人的关系发展成一种个人与社会、个体命运与政治生活的紧密结合体”，文学创作的基点已经开始向儒家经学转移，在政论散文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汉初，政论散文以儒家经学为创作的思想根基，通过对前朝兴亡教训的总结，在儒家所推崇的文化价值“仁”、“礼”与政治实践之间企图建立起某种密切关系，经学向文学的渗透促使作品风格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
两汉 篇四
关键词徐州；汉文化；艺术元素
一、徐州两汉历史文化概述
徐州为华夏九州之一，古称彭城，已有2600多年的建城史，是中国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处于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的交汇点，“齐文楚武”,徐州正是文武消长的枢纽。徐州是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是13位楚王、5个彭城王的领地和墓葬所在地，并发现有多位汉代贵族的墓葬，其历史文化悠久，汉文化艺术底蕴深厚，为研究中国两汉传统艺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两汉时期徐州人在经学、文学、目录学等方面均做出标志性成就。两汉文化是徐州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历史内涵。史学界有学者认为“明清看北京，隋唐看西安，两汉则要看徐州”。徐州是西汉、东汉、三国时曹魏和西晋等3朝封国的国都，历史上徐州籍人士中涌现出11位开国皇帝，所以徐州堪称是中国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两汉文化艺术的历史地位是不可代替的。如果可以深入研究徐州的两汉文明，对于汉史的认知和理解决不亚于拜读司马迁、班固、范晔的史学专著。
徐州发现和发掘两汉文化古迹众多，如：狮子山楚王陵、狮子山兵马俑、北洞山地下宫殿、龟山地下宫殿；土山汉墓出土的鎏金兽形砚；睢宁刘楼汉墓出土的铜牛灯等珍贵文物，皆属国宝。其中以“汉代三绝”——汉兵马俑、汉墓、汉画像石为代表的两汉文化最为夺目，极具艺术欣赏和考古价值。
二、两汉文化艺术符号元素
如上所述，徐州两汉文化的艺术种类很多，本文主要从工艺美术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徐州两汉时期的工艺美术现存文物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徐州是两汉文化遗存最为集中丰厚的地区之一，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并称中国“汉代三绝”。徐州两汉文化视觉元素的特征，主要从汉墓的建造方式、汉画像石艺术表现形式、汉兵马俑艺术特点来体现。通过分析两汉墓葬建筑、汉画像石、汉兵马俑总结归纳两汉视觉艺术的表现。
1、汉代墓室建筑
汉代墓室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建造，整个空间是完整的，体现了天地万物。从整体上说，汉代墓葬造型艺术包括石阙、祠堂、地下墓室、棺椁、随葬品及它们的装饰部分。每个小系统无不象征一个小宇宙，是整个墓葬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徐州的汉墓主要分为西汉、东汉两个时期。西汉王陵墓的构造、形制特点，是以横穴岩洞为主，多数独占一山头，建筑方法是先开凿露天墓门、墓道、甬道，然后再向山腹中深凿墓室。东汉时期彭城王的墓葬，与西汉时期楚王陵相比，风格迥异，一般是在平地或台地上竖穴起坟造墓，有较大的封土堆，与西汉楚王陵独霸山头的气势不可比拟。两汉时期还流行汉阙，并用汉阙来装点宫殿、墓葬。汉阙主要是立于宫殿、墓前的仿木石制地面建筑，放在墓前是墓主身份的标志。
在徐州汉墓中，形制较大内容最丰富的是楚王陵。楚王陵坐北朝南，依山为陵，凿山为墓。陵墓直接开凿于山体之中，南北总长117米，宽13.2米，深入山下20余米，总面积851平方米，开凿石方量5100余立方米。宏大的地下玄宫几乎把山体掏空，工程浩大，气势磅礴，全国罕见。楚王陵墓模仿地面宫殿的建筑群体，结构复杂，形制奇特，建有包括浴洗室、御府库、御敌库、钱库、印库、前厅堂、棺室、礼乐房以及楚王嫔妃陪葬室等大大小小墓室12间，再现了西楚汉王奢侈的生活场景，也印证了汉代盛行的“事死如生”的丧葬观。
另一座形制较大的汉代墓室是龟山汉墓。龟山汉墓位于徐州西北约9公里开发区内，龟山西麓。为西汉第六代楚襄王刘注(即位于公元前128年~前116年)夫妻合葬墓。龟山汉墓以山为陵，因山为葬，全部为人工疏凿而成的两座并列相通的合葬墓。其中南为楚襄王刘注墓，北为其夫人之墓。两墓均为横穴崖洞式，墓葬开口处在龟山西麓，呈喇叭状，有南北二墓道。每甬道长56米，高1.78米，宽1.6米。每条甬道由26块重达6~7吨塞石，分上下两层堵塞，且塞石间接缝隙严密。15间墓室，室室相通，大小配套，主次分明。墓葬东西全长83米，南北33米，总面积700米余平方米，容积达2600多立方。雕凿精细，工程浩大，气势雄伟。为全国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楚王陵墓。甬道内15个洞室，分别为兵器室、战马室、厕所、厨房、殿房、寝室以及棺室等。各洞大小不一，高低不等，有的还有石柱，雕凿精致。
2、汉画像艺术
汉画像亦称“汉画”,包括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帛画、漆画、玉饰等图像资料。[1]画像石、画像砖和帛画等是根据物质材料及制作方法的不同来进行划分的。画像石是在地下墓室、墓地祠堂、石阙、棺椁等物体表面上的镌刻，而画像砖是印模及窑烧的结果。汉画像是对汉代不同物质材料和形式表面图像的概括，其中，画像石、画像砖因特殊的物质载体，使它们比帛画、漆画更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因此，汉画像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画像石、画像砖上的图像。
徐州汉画像石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它绝大多数出自墓室内，也有极少部分刻在祠堂的墙壁上。徐州出土的汉画像石已有1000多块，是我国汉画像石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汉画像石是汉代的画家、雕刻家在石块上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艺术形式上它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和规范。汉画像石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艺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史学家翦伯赞先生非常重视汉画像的史料价值，他认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有系统的搜辑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2]汉画像石艺术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人们的信仰、习俗、观念。通过深入地研究(下转第163页)(上接第162页)其图像内涵，可以揭示出它隐含的文化与审美价值。
汉画像石是徐州汉代文化的精髓。从徐州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来看，其内容大体分为三种：一种是历史人物故事，一种是现实生活写照，另一种是灵怪神话传说。从各个角度形象地再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画像石题材广泛，造型元素多种多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应用价值，最具代表性的造型元素有装饰图案、构成形式、肌理等美学元素。
3、汉代兵马俑
1984年12月，徐州东郊狮子山附近出土了4800多件西汉时期的彩绘兵马俑，其数量之多，规模宏大，实数罕见。这批分布于6条俑坑，总数4000多件的陶俑群反映了西汉初年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国军队的整体建制。据初步推测，此墓的主人为汉代分封到徐州的某一代楚王，这批陶俑是楚王拥有军事力量的缩影。狮子山兵马俑的发现，对研究当时的墓葬制度，兵俑的装备和组成，骑兵、车兵的建制和运用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徐州汉兵马俑，由于主人只是臣属于中央王朝的一个诸侯王，因此不可能制作秦俑那样规模巨大、形象逼真的陶俑。
汉兵马俑虽然没有秦兵马俑那样高大，但制作工艺先进。徐州汉兵马俑是用模子制作出来再经二次加工塑造成的，大小差不多，但是，他们的表情千姿百态，各不相同。高大壮观、写实主义的秦兵马俑给人一种奔放雄浑的力量美。徐州汉兵马俑在继承了秦兵马俑风格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由写实转为写意，更侧重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
三、结语
徐州两汉文化艺术设计其气势宏大、造型美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韵律感强有很强意境美；艺术技法娴熟，制作工艺先进、夸张表现得体、色彩运用细腻、大胆，具有极强的艺术美感和艺术感染力。徐州两汉造型艺术的形式是具象的，具体可感的物象本身渗透着丰富的观念内容和审美内涵。两汉艺术在整体上是统一在沉雄、饱满、蓬勃的气象中；是朝气蓬勃开拓进取的大汉时代精神在造型艺术中的自然流露。汉代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历史时期。拓荒开疆、民族战争使汉代人形成雄飞奋进和追求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观，“汉代精神是我们民族初步形成时期特有的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它气魄宏大，勇于开拓，是一种崇尚阳刚之美的大气磅礴的时代精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汉代精神。”
中国传统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对民族传统生活和情感的视觉写照，是以规范的视觉语言参与对传统生活形式的创造。它由生活的适用方面臻入伦理、道德、审美与宗教诸方面，从而传递出设计图式与人生图式互动觉解的一贯思维。徐州两汉文化艺术中的传统符号是一种观念性的符号，它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映射下的造型观念和审美意识，这种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它反映的是中国历史传承的人文思想。汉代艺术承载的“汉代精神”留存在民族的血脉之中，现代艺术作品中所求的“中国精神”正是源自汉代的那种大度、进取的时代特点。这是艺术的延续与发展，它体现的是构成方式的传承性。对两汉文化艺术的传承性上主要采取两种借鉴形式，第一种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形的借用，如形的借代、形的关联、具体图像语言的使用。第二种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艺术神的传承，如以形写神、离形得意、形神一体，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传统符号意义的延伸与新的形象的产生。
注释
①朱存明。汉画像的象征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两汉 篇五
[摘要]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尊重自然规律、珍爱生命、倡导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念源远流长；而两汉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总结定型的关键阶段。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不仅倡导生态和谐和生态保护，而且更为鲜明的是强化生态伦理。生态和谐、生态伦理和生态保护思想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这正是两汉时期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点。
[中图分类号]K234：N91(2)＝34[交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5-0114-07
Keywords: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eco-thought;eco-harmony；eco-ethic;eco-protection
Abstract:Chinesetraditionalthoughthaslongbeenattachinggreatimportancetotheecologicalideaswhichmaintaintorespectthelawsofnature,cherishlivesandadvocatetheharmonious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natur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havebeenacrucialtimewhentheChineseancientecologicalthoughtbegantotakeshape.Thetwodynastiesnotonlyadvocatedtheeco-harmonyandeco-protectionbutalsotheeco-ethic.Thesethreewerethoughttobeintegratedandnevertobedeparted,whichremainsthecharacteristicsoftheecologicalthoughtintheWesternandEasternHanDynasties.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尊重自然规律、珍爱生命、倡导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念源远流长；而两汉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总结定型的关键阶段。顾后有益于瞻前，研究总结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生态认识与实践将会产生积极的借鉴作用，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智地面向未来。然而，目前对中国古代特别是两汉时期的生态思想进行探讨的文章尚不多见①。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期。然而，与经济发展相伴而行的却是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和恶化：土地滥垦，“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1](《通有》)；毁林严重，平原地区的天然森林资源已趋枯竭。尤其在一些农业开发较早、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已经明显感到了木材的匮乏。如《盐铁论》中有关于梁、宋等地缺乏木材的记载。由于生态的破坏，环境质量下降，水、旱、蝗和疾疫等灾害发生十分频繁，两汉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灾害多发期。据统计，自汉高帝元年(前206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425年间，共有242个年份发生了灾害，发生各种自然灾害420年次(灾害发生的次数以年计算)，平均1．01年发生1次，可谓无年不灾[2]。
面对生态环境破坏和恶化的状况，两汉思想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和谐统一、崇尚自然、注重伦理、加强保护等主张，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令，这些都体现了时人的生态思想。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如陈业新的《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总结了秦汉时期生态思想的部分内容以及秦汉时期生态保护的主要措施。但遗憾的是，作者却没有注意到汉代生态思想中极为显著的生态伦理方面的内容。
一生态和谐思想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体现为人对自然的征服和自然对人的制约。要想保持二者之间的良好态势，就必须使之趋于和谐。《礼记·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淮南子·天文训》认为“阴阳和合而万物生”。可见，两汉时人并不是把天、地、人三者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其看作一个相互联系、和谐、平衡运动的大整体，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倡导天人和谐。“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3](《道基》)
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本经训》向往“至德之世”的生态状况是：“天覆以德，地载以乐；四时不失其叙，风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扬光，五星循轨而不失其行。当此之时，玄玄至砀而运照，凤麟至，蓍龟兆，甘露下，竹实满，流黄出而朱草生，机械诈伪莫藏于心。”好一幅生态和谐完美的理想化景象。
硕儒董仲舒更是在其专著《春秋繁露》中借对远古三皇五帝太平盛世的描述，道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蓝图：
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愤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鸷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4](《王道》)
将以上引文与孔子讲的大同社会相比较，孔子的“大同”社会只讲“人”而不讲“天”，董仲舒则不只讲“人”，且特别突出了“天”。他说：“何为本？日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4](《立元神》)它们分工合作，和谐关系不能破坏，否则就会有灾异产生。这事实上就回答了天、地、人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固有规律的问题。可以说，董仲舒的理想社会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且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智慧，是天、地、人三者的和谐，可以称之为“理想生态社会”[5]。
另外，成书于两汉时期的医书《黄帝内经》也从人与自然的角度论述人体与四时变化、地理水土的联系，认为四季气候变化是否正常直接影响到人体的健康。《灵枢·岁露论》指出：“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因此，季节性发病、时令性流行病都和气候的变化紧密相连。东汉末年，医学家张仲景说得更为直接：“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6]
在人与自然统一、和谐体系中，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汉初贾谊认为，自然界是运动不已的，而且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六理”：“六理……之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固为所生者法也。”[7](《道德说》)《淮南子·主术训》总结前人经验说：“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夫推而不可为之势，而不修道理之数，虽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对此，东汉思想家王充也指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8](《明雩》)要真正实现天下的和谐统一，人必须顺应自然，并遵循其规律。
两汉皇帝对月令极其重视，在诏令中频繁强调要遵守月令，顺应天时。如西汉成帝曾下诏：“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9](《成帝纪》)东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诏曰：“《月令》仲春‘养幼小，存诸孤’，季春‘赐贫穷，赈乏绝，省妇使，表贞女’，所以顺阳气，崇生长也。”[10](《安帝纪》)顺应天时隐含了对自然法则的遵守，体现了人们对天、地、人大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生共存辩证关系的朴素认识和把握。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说：“不能违拗自然规律，是中国古代哲人的一贯思想。”[11](p6)
但是，人类在自然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两汉思想家在强调遵循自然及其规律的同时，又十分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自然。如《淮南子》说：“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12](《修务训》)
简而言之，两汉时期的生态和谐思想实际包含三层意思：其一，天人一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其二，天人共生共荣，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和谐共存；其三，遵循自然规律，法则自然。
二生态伦理思想
先秦时期，不少思想家已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提出了部分的生态伦理规范，蕴涵着朴素、直观的生态伦理思想，但他们仍处于不自觉的状态，甚至带有迷信的色彩。如《诗经·周颂》中有“怀柔百神，及河乔岳”的说法，意为善待百神、河川、山脉。在孔子心目中，尧、舜是法天而行的圣人，“唯天为大，唯尧则之”[13](《泰伯》)。这就肯定了人与自然可以统一，即“天人一体”，也从中透露出孔子对天即自然界有着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崇敬与热爱，因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两汉时期独尊儒术，以经治国，儒家“天人合一”的系统自然观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同。人们把自然当作朋友，甚至是当作父母兄弟看待，主张对生态环境要有正确的伦理观，尊重各种生命权利，善待各种生命体。贾谊将统治者是否能把自己的德泽及于禽鱼作为衡量其是否坚持以民为本的重要标准。他说：“文王之泽下被禽兽，洽于鱼鳖，咸若攸乐，而况士民乎？”[7](《君道》)从以民为本的基点出发，论述古代圣王能够德泽及于禽兽，这固然是为了宣扬圣王“仁德”之厚，但也未尝不包含维护生态平衡的意义在内。他在《礼》中还说：“汤见祝网者置四面，……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其惮害物也如是。”贾谊明确指出汤的网开三面是“惮害物”。“物”，指的就是自然界的生物。
西汉刘向的《说苑》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山水比德说：“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绰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贞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14](《杂言》)在这里，自然的一切特征都和仁人、智者的精神品质具有了类似性、对应性，都被赋予了丰富的伦理道德的意蕴。人比德于自然，在他们眼中，万物都具有人格的意蕴，人与自然互溶互渗。
《淮南子·精神训》将人的器官及其功能比附天地四时等自然现象：“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其书《天文训》、《时则训》、《地形训》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显然，这种机械的比附是不科学的，但是认为人的肌体来源于大自然，人本身也是一种自然现象的存在，是自然万物中的一类而已，这和天神造人的神学是不同的，有着重要的生态伦理意义。
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是“天人合一”。为论证“天人合一”，董仲舒借鉴了《淮南子》天人比附的观点，提出了“人副天数”说。董仲舒认为，人的伦理来之于自然，所以应对自然讲伦理。他认为“天”即人，人即“天”的化身。“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4](《为人者天》)在他看来，天地是以自身为模型创造了人。人一身有366小节，是副天一年的日数，有12大节，是副天一年的月数，人内有五脏，是副天地之五行，外有四肢，是副天地运行之四时，人之眼睛乍视乍暝，是副天之昼夜之交替，正是“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4](《阴阳义》)。总之，天是放大了的人，人是缩小了的天，天和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相似性。
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他通过分析人的命运和天地相连的关系，提出了“行有伦理副天地”的天地伦理观。他说：“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弁合。”董仲舒要求人的行为伦理要与天地相副，并明确地将儒家的伦理视野推广到天地之间，即认为道德伦理不仅存在于人际之间，也存在于人与天地生态系统之间，而且这种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关系与人类同时存在、同时发生，必须引起人类的高度重视。他强调：“是故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4](《深察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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